摘要：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针，精准地扎在我太阳穴上。客厅里，妈靠在沙发上，眼睛半眯着，仿佛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在听一个遥远的，只属于她的世界。

晚饭后，电视机的音量被调到35。这个数字像一根看不见的针，精准地扎在我太阳穴上。客厅里，妈靠在沙发上，眼睛半眯着，仿佛不是在看电视，而是在听一个遥远的，只属于她的世界。

我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轻轻放在茶几上，发出的声音被《鉴宝》节目里激昂的背景音乐彻底吞没。我看了眼电视右下角的音量条，那刺眼的绿色长条几乎占据了屏幕的十分之一。我想去拿遥控器，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妈的听力越来越差，这是她唯一能清晰听见的娱乐了。

我拿起遥控器，只是为了把它从沙发缝里解救出来，放到茶几的固定位置。拉开茶几下方的抽屉，想把备用电池放进去，指尖却触到一个硬硬的方角。那是一张被压在最底下的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爸妈抱着扎羊角辫的我，笑得一脸灿烂。照片里的妈妈，耳朵上戴着一副小巧的珍珠耳钉，眼神清亮。我怔了怔，迅速关上抽屉，仿佛藏起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静静，吴妈今天是不是不舒服？我看她晚饭都没吃几口。”妈突然转过头，声音大得像在吵架。

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维持着平静：“没有吧，可能天气热，胃口不好。”

吴妈，我们家的保姆，来我家已经五年了。她做事麻利，话不多，脸上总带着一种温和而疏离的微笑。此刻，她正在阳台收衣服，身影在磨砂玻璃门后显得有些模糊。我注意到，她今天直起腰的动作，比平时慢了很多，甚至单手扶了一下后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你多关心关心人家，”妈又把头转回电视，“吴妈人好，别亏待了。”

“知道了，妈。”我应着，心里却一阵烦躁。

这种烦躁，源于一种无力感。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一个设定好的轨道上运转。妈的耳朵，吴妈的腰，我丈夫方建越来越晚的回家时间，还有我，这个家庭的“调度员”，每天都在用微笑和“没关系”粉饰着那些即将脱轨的瞬间。

方建的电话就是在这时打来的。“喂，老婆，我今晚又要加个班，有个项目收尾，你们先吃，别等我。”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喙的疲惫。

“知道了。”我说。

“乐乐呢？睡了？”

“没，在房间写作业呢。”

“让她早点睡，别熬夜。”

“嗯。”

又是这样。简短，高效，像在安排工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样子，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揉着眉心，那是他压力大时的标志性动作。挂了电话，我看着电视上闪烁的光影，突然觉得这个家，安静得可怕。

“又是加班？”妈问。

“嗯，公司忙。”

“男人嘛，事业为重。你别跟他闹。”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又补了一句，“你爸当年也是这样，我从来没……”

她的话没说完，被一阵激烈的咳嗽打断了。我赶紧起身给她拍背，递上水杯。“慢点，妈。”

妈喝了口水，摆摆手，眼睛又回到了电视上。那句“我从来没……”像一根羽毛，轻轻飘下来，落在我心上，不重，却痒得难受。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从来没抱怨过”。这是她一辈子的“修养”，也是她想传给我的“修养”。

我去乐乐房间，女儿正对着一道数学题愁眉苦脸。我坐下来，拿起笔，耐心给她讲解。乐乐的眉头一点点舒展开，她仰起小脸，突然说：“妈妈，你今天好像不开心。”

我一愣，摸了摸她的头：“没有啊，妈妈在想事情。”

“想爸爸吗？”

“……嗯。”

“我也想爸爸了。”乐乐说着，把头靠在我胳膊上，“妈妈，吴奶奶今天走路好慢，像只老乌龟。”

孩子无心的话，却像另一根针，扎进我心里。我抱着女儿，感受着她小身体的温暖，心里却一片冰凉。这个家，每个人都觉得不对劲，却只有我，在假装一切正常。

夜里十一点，吴妈敲了敲我的房门。她穿着睡衣，脸色在走廊的夜灯下显得格外苍白。“太太，不好意思，家里的止痛药放哪里了？我……我腰有点疼。”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很疼吗？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不用，”她连忙摆手，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老毛病了，吃一片睡一觉就好。就是找不到药了。”

我从医药箱里翻出布洛芬递给她，看着她就着温水吞下去，眉头依然紧锁着。她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吴妈，你明天请个假，去医院好好看看。”我说。

“不碍事的，太太。”她还是那句话，“明天乐乐还要上兴趣班，我得送她。”

我坚持道：“我来送，你必须去。这是命令。”

吴妈愣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么强硬的语气跟她说话。她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转身回房的背影，显得无比佝偻和疲惫。

关上门，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走到阳台，看着窗外城市的璀璨灯火，第一次对自己引以为傲的“修养”产生了怀疑。这种凡事隐忍、息事宁人的态度，究竟是维系了家庭的和平，还是将我们所有人都推向了一个更危险的悬崖？

我拿起手机，想给方建发条信息，告诉他吴妈病了，告诉他我很累。可打出的那行字“你什么时候回来”，在发送前的一秒，又被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了。

多大点事。这是方建的口头禅。或许在他看来，这真的不算什么大事。

第一章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厨房里就传来了轻微的动静。我以为是吴妈，心里一紧，赶紧披了件衣服出去。

站在厨房门口的，却是方建。

他穿着昨天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正在灶台前笨拙地煎着鸡蛋。听到我出来，他回头看了一眼，黑眼圈很重：“醒了？我回来顺便买了早餐，你和乐乐的。妈的在保温锅里，是她爱吃的糯米鸡。”

我靠在门框上，没说话。晨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给他疲惫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这样的清晨共处一厨房了。

“吴妈呢？”他问，用锅铲小心地把一个煎得不太完美的荷包蛋盛进盘子。

“我让她今天去医院看看，腰疼得厉害。”

方建“嗯”了一声，把盘子递给我：“那你今天辛苦点，送乐乐，再去看看妈。”

“我知道。”我的语气有些生硬。

他似乎察觉到了，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正对着我：“林静，你是不是有情绪？”

“没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你有。”他很肯定，“从昨晚打电话就感觉到了。因为我加班？”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可笑。他总能把复杂的事情归结为最简单直接的原因。是，也不是。我烦躁的，又何止是他的加班。

“方建，我们家好像出问题了。”我低声说。

他皱起眉：“什么问题？公司的事？还是乐乐的学费？”

“不是钱的问题。”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表达更清晰，“是……是感觉。妈的耳朵，吴妈的身体，还有我们……我们好像很久没好好说过话了。”

他松了口气，拿起另一个鸡蛋在碗沿敲开，重新点火。“我以为多大点事。妈年纪大了，听力下降正常。吴妈不舒服，让她看病就是了。至于我们，等我忙完这个项目，我保证，休年假带你和乐乐出去玩。”

又是“多大点事”。这四个字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刚刚燃起的一点沟通欲望。在他眼里，所有情绪和感觉层面的问题，都可以被简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可执行方案。看病，休假，花钱。

我端着盘子，转身就走。“我去叫乐乐起床。”

身后，是滋啦的油声和方建的一声轻叹。

成年人的体面，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戳就破，里面全是狼狈。此刻，我和方建之间，就隔着这层窗户纸。

吃早饭的时候，气氛很沉闷。乐乐似乎也感觉到了，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不敢说话。妈倒是没察觉，依旧把电视音量开到35，一边吃着糯米鸡，一边跟着电视里的养生专家点头。

送完乐乐去兴趣班，我给吴妈发了条信息，问她挂到号没有。她很快回了，说挂到了，下午的专家号。我让她看完病把结果告诉我，然后开车去了我妈家。

名义上是看她，其实是想把她那个老旧的电视给换了。我想买个带蓝牙功能的，给她配个无线耳机，这样她就能听清，我们也不用再忍受那轰炸般的音量。

我把想法跟妈一说，她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要不要，我用惯了，这个好好的换什么？浪费那个钱！”

“妈，这个音量太大了，邻居会有意见的。而且对你耳朵也不好。”

“谁有意见了？我住了这么多年，谁找过我？你别瞎操心。”她一脸固执。

“不是操心，是为了你好。我教你用那个耳机，很简单的。”

“我学不会！”她几乎是喊出来的，“你们年轻人那些东西，我搞不懂！别折腾我了行不行？”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和脸上深刻的纹路，突然说不出话了。我以为的“为你好”，在她看来，或许只是一种打扰和否定。我尝试着想教她怎么在手机上看她喜欢的戏曲视频，点开那个App，指着那个小小的播放键，她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还是摇摇头：“太小了，看不清。算了算了。”

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不只是生活习惯，更是一道看不见却无比坚固的墙。墙的这边，是我们飞速发展的世界；墙的那边，是他们日渐迟缓的脚步。我们总想拉他们过来，却忘了问他们愿不愿意。

我放弃了劝说，只是默默地帮她把房间打扫了一遍，清理了冰箱里的过期食物。临走时，妈拉着我的手，又恢复了往常的慈爱：“静静，别跟方建置气。夫妻嘛，磕磕碰碰难免的。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她永远在教我要“体谅”，要“隐忍”。

从我妈家出来，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发动。地下车库空旷而安静，只有通风管道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我趴在方向盘上，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为我妈的固执，为方建的“理智”，还是为我自己那看似坚强实则不堪一击的“修养”。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下午三点，市中心医院骨科门诊。

吴秀芳（吴妈）一个人坐在冰凉的塑料长椅上，手里紧紧攥着一张CT片子。走廊里人来人往，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她的主治医生刚刚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告诉她，她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已经压迫到神经，建议立刻住院手术，否则有瘫痪的风险。

“手术费……大概要多少？”她颤声问。

“准备个七八万吧。”医生一边在电脑上敲打着病历，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七八万。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瞬间压得吴秀芳喘不过气来。她一个月工资七千，刨去给老家儿子还债的五千，自己只留两千生活。她不敢告诉雇主林静。林静一家人很好，但她只是个保姆，她没有资格给他们添这么大的麻烦。

她拿出那个用了多年的老人机，翻出一个号码，犹豫了很久，还是拨了过去。

“喂，妈。”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男人含混不清的声音，背景嘈杂，像是在网吧。

“小勇，你……你最近怎么样？”

“就那样呗。妈，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中一个项目，绝对能翻本，就是还差两万块启动资金……”

吴秀芳听着儿子滔滔不绝的话，把到嘴边的“我病了”三个字，又生生咽了回去。她打断他：“我没钱了。小勇，你找个正经工作吧，别再折腾了。”

“妈！你怎么就不信我呢？就这一次，最后一次！”

吴秀芳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她用力按着自己的后腰，冷汗顺着额角滑落。她对着电话，用尽全身力气说：“我真的……没钱了。”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再也支撑不住，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手里那张薄薄的CT片子，此刻却重若千斤。她看着片子上自己那变形的脊椎骨，无声地哭了。

我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接到吴妈电话的。她的声音异常平静：“太太，医生看过了，说是老毛病，腰肌劳损，给我开了点药膏，贴贴就好。”

“真的？没说别的？”我有些不信。

“真的，您放心吧。我正准备回去了。”

她的语气太过镇定，反而让我起了疑心。但我没有再追问。或许，是我的过度敏感，又或许，是她在刻意隐瞒。我的直觉告诉我，事情没那么简单。

回到家，方建已经回来了，正陪着乐乐在客厅搭积木。看到我，他站起身：“怎么样？妈那边没事吧？”

“没事。”

“吴妈呢？”

“也说没事，开了点药膏。”

他点点头，又坐了回去，继续陪女儿。仿佛我们早上的那段不愉快根本没有发生过。

晚饭，吴妈回来了，走路的姿势依然有些僵硬，但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温和的微笑。她做了四菜一汤，有我爱吃的糖醋排骨，也有方建喜欢的清蒸鲈鱼。

饭桌上，电视机的音量依旧是35。我看着吴妈强撑着给我们布菜，看着方建和乐乐温馨互动，看着我妈沉浸在电视节目里，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幕，无比荒诞。

我们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一个名为“家”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出看似和谐的默剧。

第二章

吴妈“没事”的结论，像一剂短暂的镇定剂，让这个家暂时恢复了表面的平静。但我心里的那根刺，却越扎越深。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吴妈。我发现她拖地的时候，会刻意避免弯腰，而是用一种很别扭的姿势蹲下去擦。我发现她切菜切久了，会不动声色地停下来，单手撑着料理台，闭上眼睛缓一会儿。我甚至有一次半夜起来喝水，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门缝里透出微光，伴随着极力压抑的、细微的呻吟。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她在撒谎。

我决定找个机会和她谈谈。但我那该死的“修养”和“体面”，又让我不知如何开口。直接质问她？显得我不信任她。旁敲侧击？又怕伤了她的自尊。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转机以一种我没想到的方式出现了。

周末，我整理换季的衣物，让吴妈帮我把储物间里的一些旧东西搬出来。那是个很小的密闭空间，堆满了杂物。我让她把一个装着旧书的箱子递给我，她弯下腰，双手抱住箱子，就在她直起身的那一瞬间，我清楚地听到了一声压抑的痛呼。

她的脸瞬间白得像纸，手里的箱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书本散落一地。她整个人软软地靠在了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冷汗浸湿了她的刘海。

“吴妈！”我吓坏了，赶紧扶住她，“你怎么了？是不是腰又疼了？”

她闭着眼睛，说不出话，只是痛苦地点着头。

我再也顾不上什么体面和分寸，半扶半抱地将她弄到客厅的沙发上躺下，然后冲进她的房间，在她的床头柜里翻找。没有医院的病历，没有诊断报告，只有一个药瓶，里面是几片白色的药片，瓶身上什么标签都没有。

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拿出手机，几乎是吼着给方建打电话：“你马上回来！现在！吴妈出事了！”

方建可能被我的语气吓到了，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到”，就挂了电话。

等待的十几分钟里，我坐在吴妈身边，看着她紧闭双眼，眉头紧锁的样子，内疚和自责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明明早就察觉不对劲，却因为自己的懦弱和犹豫，拖到了现在。

方建几乎是冲进家门的。他看到躺在沙发上的吴妈，脸色也变了。

“怎么回事？”他一边脱鞋一边问。

“腰，疼得动不了了。”我语无伦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肯说实话。”

方建比我冷静得多。他走过去，蹲下身，轻声问：“吴阿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能不能动？”

吴妈摇摇头，眼角滑下一滴泪。

“别怕，”方建的声音很沉稳，“我现在打120，我们去医院。你什么都别想，有我们呢。”

我看着方建，他正专注地跟120接线员描述着情况，条理清晰，冷静果断。那一刻，我早上对他的那些怨气，突然就烟消云散了。我意识到，在真正的危机面前，他那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是多么可靠。

家，有时候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可我们，常常只记得讲理，忘了讲情。而当危机来临，那个最“讲理”的人，却往往成了最坚实的依靠。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我和方建跟着上了车。车内空间狭小，呼啸的警笛声刺得人耳膜生疼。吴妈躺在担架上，打着点滴，脸色依旧苍白。我握着她冰冷的手，她反手用力攥住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太太……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她虚弱地说。

“别说傻话，”我鼻头一酸，“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是我没照顾好你。”

到了医院，急诊，检查，CT。一系列流程走下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方建拿着那张CT报告单，脸色铁青地找到我。

“你看。”他把报告单递给我。

我只看了一眼诊断结论那一栏，就觉得眼前一黑。

“腰椎间盘重度突出，椎管狭窄，神经根受压严重。建议立即手术治疗。”

“她骗了我们。”方建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怒火，“她上周来看的根本不是什么腰肌劳损！她肯定早就知道了！”

我拿着那张单子，手在抖。我无法想象，吴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对我们撒下那个“没事”的谎言，然后一个人默默忍受着这么大的痛苦。

我们找到了主治医生，正是上次给吴妈看病的那位。医生调出病历，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病人家属？”医生看了我们一眼，“我跟她说的很清楚，必须手术，她自己放弃治疗，签了字的。”

“她为什么……”我喃喃自语。

医生推了推眼镜：“还能为什么，怕花钱呗。这种病人我见多了。你们做家属的，也太不负责任了。病人都这样了，还让她一个人来医院。”

医生的责备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

是啊，我这个“负责任”的雇主，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哪里？我在为自己家庭的琐事烦恼，在纠结于如何维持表面的和谐，却对一个为我们家尽心尽力的人的生死大事，视而不见。

方建办好了住院手续。吴妈被推进了病房。她已经打了止痛针，疼痛有所缓解，人也清醒了一些。

我坐在她病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还是方建先开了口，他搬了张椅子坐下，语气缓和了许多：“吴阿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吴妈别过脸去，看着窗外，不说话。

“是因为手术费吗？”方建问。

吴妈的肩膀微微抽动了一下。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方建说，语气不容置疑，“我们来想办法。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病，准备手术。”

吴妈猛地转过头，眼眶红了：“方先生，太太，我不能用你们的钱！我……我跟你们非亲非故，我只是个保姆，我……”

“吴妈！”我打断她，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你在我们家五年了。五年，乐乐是你一手带大的，我妈是你照顾的，这个家没有你，早就乱套了。你怎么能说我们非亲非故？”

“可是……”

“没有可是！”我抓住她的手，“你听着，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钱的事，你别管。你只要好好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吴妈看着我，又看看方建，嘴唇哆嗦着，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里，有痛苦，有委屈，有隐忍，更有释放。

我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方建默默地站起身，走到病房外，给我们留下空间。我看见他靠在走廊的墙上，又拿出了那个标志性的动作——用力地揉着眉心。

等吴妈情绪稍微平复，我给她擦干眼泪，轻声问：“吴妈，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吴妈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你儿子？”我试探着问。我记得她提过，她有个儿子在老家。

吴妈的眼神黯淡下去，她从枕头下摸出那个老旧的手机，递给我。手机屏幕上，是一长串的催债短信，和几条银行的转账记录。每一笔，都是五千。

“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做生意赔了，欠了一屁股债。我每个月工资，大部分都给他还债了……”她断断续续地说着，“手术要七八万，我哪里拿得出来……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对我，已经够好了……”

我看着那些刺眼的短信，心里五味杂陈。原来，在她温和沉默的表象下，背负着如此沉重的担子。

“吴妈，你听我说。”我握紧她的手，“这些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现在，你的身体最重要。钱，我们先垫上，等你好了，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她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层“窗户纸”被彻底捅破了。所谓的“修养”，不是粉饰太平，不是逃避问题，而是在危机来临时，有承担的勇气，有面对的决心。

第三章

吴妈住院的第二天，方建一早就去了公司。临走前，他把一张银行卡放在我床头柜上。

“这里面有十万，密码是乐乐生日。吴妈手术和后续的费用，应该够了。你先去把费交了，让她安心。”

我捏着那张冰冷的卡片，心里却是暖的。“公司那边……不要紧吗？”我知道，他最近在跟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笔钱，很可能是他准备用来周转的。

他正在换鞋，闻言顿了一下，回头冲我笑了笑：“没事，我能搞定。多大点事。”

还是那句“多大点-事”，但这一次，听在我耳朵里，却充满了力量和担当。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

“方建，谢谢你。”

他身子一僵，随即放松下来，转过身，拍了拍我的背：“傻瓜，跟我还客气什么。快去医院吧，这边有我。”

我用力点点头。

家里的生活，因为吴妈的突然倒下，瞬间陷入了混乱。我妈不知道情况，还在一个劲地问我吴妈怎么还不回来。我只能骗她说吴妈老家有急事，请了长假。乐乐没人接送，兴趣班只能暂时停掉。做饭，打扫，所有的家务一下子都压在了我身上。

我这才体会到，吴妈这五年，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她就像一个沉默的陀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旋转，维持着这个家的整洁、有序和安宁。而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存在，甚至忽略了她也会累，也会倒下。

我请了一个钟点工，暂时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做饭。然后一头扎进了医院。缴费，签字，和医生沟通手术方案。方建说得对，在这些具体事务面前，我比他更合适。我更细心，也更能和人沟通。

手术安排在三天后。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吴妈很紧张，常常半夜疼醒，醒了就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发呆。我大部分时间都陪在病房里，给她讲讲乐乐的趣事，读读报纸，努力让她放轻松。

有一次，我给她削苹果，她突然问我：“太太，你说……我还能站起来吗？”

我削苹果的手一顿，刀锋差点划到自己。我抬起头，看到她眼里满是恐惧和不安。

我放下苹果和刀，握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说：“能，一定能。现在的医学很发达，这只是个常规手术。医生说了，成功率在95%以上。等你好了，乐乐还等着你带她去公园放风筝呢。我们都等你回家。”

她看着我，眼里的恐惧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光亮。

手术前一天晚上，方建来了。他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炖得烂烂的鸽子汤。

“医生说手术前要补充营养。”他把汤盛出来，递给吴妈，“吴阿姨，别紧张，我咨询过好几个专家朋友了，你这个手术，技术很成熟。睡一觉，就过去了。”

吴妈接过汤，小口地喝着，眼圈又红了。

方建把我也拉到一边，低声说：“我找人打听过她儿子的事了。在老家那边欠了十几万的赌债，不是什么做生意。这事你先别跟吴妈说，等她手术做完，身体好点了，我们再想办法处理。”

我震惊地看着他。我没想到他会去调查这些。

“你怎么……”

“我怕她儿子再来找麻烦，影响她恢复。”他揉了揉眉心，“这事交给我，你专心照顾好吴妈就行。”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下巴上冒出的青色胡茬，知道他这几天一定没怎么休息好。公司和家里的事，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你也要注意身体。”我说。

他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疲惫，更有让我心安的温柔。

那一晚，我们俩谁都没提我们之间的那些不快。在共同面对的困境面前，那些小小的摩擦，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第三人称视角切换）

深夜，方建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他没有开大灯，只留了一盏台灯。电脑屏幕上，是他那个项目的最终方案，明天就要提交。但他却毫无头绪。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缭绕中，他的眉头拧成一个川字。吴妈的手术费，是他从项目备用金里挪出来的。如果明天方案不能通过，资金链一旦断裂，后果不堪设想。

他拿起手机，翻出通讯录，找到一个叫“老徐”的名字。这是他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在一家投资公司做高管。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了过去。

“喂，老徐，是我，方建……这么晚打扰你。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

电话那头，老徐很爽快地答应了。挂了电话，方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将手里的烟头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他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眼神无比坚定。

他不能倒下。这个家，需要他。

第二天，吴妈被推进了手术室。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亮起时，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等待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双手合十，一遍又一遍地祈祷。

不知道过了多久，方建来了。他穿着一身正装，领带却有些歪，看起来是刚从一个重要的场合赶过来。

“怎么样？”他坐在我身边，握住我冰冷的手。

“还在里面。”我的声音在抖。

他将我揽进怀里，用他宽阔的胸膛给了我一丝暖意。“别怕，会没事的。”

我们静静地依偎在一起，谁也没有说话。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经过的脚步声。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光影。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静静啊，你怎么回事？家里那个钟点工，做的饭咸得要死！还有，我的电视怎么没声音了？你是不是给我弄坏了？”电话那头，是我妈一连串的抱怨和责问。

我这才想起来，我昨天回家，为了让她耳朵清静一下，偷偷把电视的总电源给关了。

“妈，你别急，我……”

“我能不急吗？吴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家没她不行啊！你赶紧给我回来一趟！”我妈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方建拿过我的手机，对着话筒说：“妈，是我，方建。林静现在走不开，吴阿姨生病住院了，很严重，刚做完手术。家里的事先放一放，我们晚点再处理，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妈才用一种很小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这么大的事，你们怎么不早说？”

“怕您担心。”方建说，“您也别急，照顾好自己。我们处理完这边就回去。”

挂了电话，我看着方建，心里百感交集。很多时候，我所谓的“孝顺”，只是流于表面的顺从和物质的满足。而方建，他虽然不常表达，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扛起责任。

下午四点，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的微笑：“手术很成功。病人已经送到监护室了，等麻药过了就没事了。”

我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方建一把扶住了我。

我们隔着玻璃，看着监护室里躺着的吴妈。她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但监护仪上平稳的波浪线，告诉我们，她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一关。

我靠在方建的肩膀上，用尽力气吞咽了一下，忍住了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

活着，真好。

第四章

吴妈的手术很成功，但康复的路却很漫长。

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我和方建轮流照顾她。公司、家、医院，三点一线，成了我们那段时间的生活常态。我学会了如何给病人翻身、擦洗，学会了看懂那些复杂的监护仪器数据。方建则包揽了所有对外沟通和财务上的事情，他甚至抽空去了一趟吴妈的老家。

他回来那天，脸色很沉重。

我们在医院楼下的一个小花园里，找了个长椅坐下。已是黄昏，夕阳的余晖给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金色。

“我见到她儿子了。”方建点了一根烟，但只夹在手里，没有抽。“在一个小赌场里找到的。人已经废了。”

我心里一沉。

“我跟他谈了。”方建吐出一口浊气，“赌债，我先替他还了。条件是，他写下保证书，以后每个月按时把吴妈的养老钱打到卡上，并且不许再来骚扰她。”

“他会同意吗？”

“由不得他不同意。”方建的眼神很冷，“我找了当地的朋友盯着他。他要是敢乱来，有的是办法治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方建的处理方式，简单，粗暴，却有效。他用他的方式，为吴妈斩断了身后最大的那个泥潭。

“花了多少钱？”我问。

“别问了。”他把那根没抽的烟掐灭，扔进垃圾桶，“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我只希望吴妈以后能为自己活。”

是啊，为自己活。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在说我们自己。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不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我们开始学着沟通，学着分担。

有一次，我因为连续熬夜，在给吴妈喂饭的时候差点晕倒。方建知道后，二话不说，直接给我请了三天假，把我按在家里休息。那三天，他一个人包揽了所有事。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地忙碌，听着他耐心十足地回答乐乐十万个为什么，听着他给我妈打电话，细致地教她怎么用那个我一直没教会她的视频通话功能。

晚上，他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进房间。我看到他眼里的红血丝，鼻头一酸。

“快吃吧，累坏了吧？”他说。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吃着面。面条的味道很一般，葱花都切得粗细不均，但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

吃完面，他拿出一个小药箱，从里面拿出红花油，一言不发地坐在我床边，撩起我的裤腿，给我因为站太久而有些浮肿的小腿按摩。

他的动作很笨拙，力道时轻时重。但我没有喊疼。我们就这样沉默着，房间里只有他手掌摩擦皮肤的细微声响。

“方建，”我轻声说，“对不起。”

“嗯？”他没抬头。

“以前，我总觉得你不懂我，觉得你不在乎这个家。我错了。”

他停下动作，抬起头看着我。灯光下，他的眼神很深邃。“我也有错。我总觉得，男人把钱赚回家就行了，忽略了你的感受。家是两个人的，我以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

我们相视一笑，所有的隔阂与误解，都在那个瞬间冰消瓦解。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而夫妻，就是在这不容易的世界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的战友。

吴妈出院那天，我们一家人，包括我妈，都去接她了。

她坐在轮椅上，换上了我给她买的新衣服，人清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看到我们，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乐乐扑上去，抱住她的腿：“吴奶奶，你终于回来了！乐乐好想你！”

吴妈摸着乐乐的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妈也走上前，拉着吴 new 妈的手，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注意到，我妈的耳朵上，戴上了一副小巧的助听器。米色的，藏在头发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惊讶地看向方建，他冲我眨了眨眼。

回家的路上，我妈主动坐到后排，和吴妈、乐乐坐在一起。她把音量调得很大的手机递给吴妈看，里面是她新学的广场舞视频。

“你看这个，老好玩了！”我妈的声音还是很大，但已经不是那种刺耳的吼叫，而是充满了分享的喜悦。

吴妈笑着，凑过去看。乐乐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解说。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们，突然觉得，那个熟悉的，开到35的电视音量，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回到家，方建把吴妈安顿好。我走进厨房，准备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方建也跟了进来，从背后环住我的腰。

“老婆，辛苦了。”他把下巴搁在我肩膀上。

“你也辛苦了。”我笑着说。

阳光从厨房的窗户洒进来，温暖而明亮。

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但生活，永远比故事更复杂。

第五章

吴妈回家后，我们把她的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换了更舒适的床，加了扶手，一切都以便于她康复为准。她不能再做重活，主要的任务就是养身体。我们又请了一个钟点工，负责主要的家务。吴妈只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择择菜，或者给花浇浇水。

她的话比以前多了，脸上的笑容也真实了许多。她会跟我们聊她小时候的事，聊她那个已经不在了的丈夫。我们从不提她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那仿佛成了一个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禁区。

方建的项目顺利通过了，公司的危机也解除了。他又恢复了早出晚归的忙碌，但我们之间的沟通却没有再断掉。他每天不管多晚回来，都会到我房间坐一会儿，跟我聊聊公司的事，问问家里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只是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但那种心意相通的感觉，让我觉得无比踏实。

我妈也变了。戴上助听器后，她仿佛重新融入了这个世界。她不再整天守着电视，而是开始跟着小区里的老太太们一起跳广场舞，甚至还报名上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她不再抱怨钟点工做的饭不好吃，有时候还会自己下厨，给我们做她拿手的红烧肉。

电视机的音量，再也没有超过20。那个曾经让我无比烦躁的数字“35”，成了一个尘封的记忆。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依然有暗流在涌动。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方建在阳台上打电话。他的眉头紧锁，语气很不好。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钱我已经替你还了！你不要再来烦我们！”

“什么叫一家人？你把吴阿姨当家人的时候，就不会去赌！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他挂了电话，一转身，看到了我。他的脸色很难看。

“是吴妈的儿子？”我问。

他点了点头，疲惫地捏了捏鼻梁。“那个混蛋，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又想要钱。”

“他要多少？”

“五万。说是上次那个朋友骗了他，他要翻本。”方建冷笑一声，“狗改不了吃屎。”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你没给他吧？”

“当然没有。”方建说，“我已经把他拉黑了。这种人，不能给他一点希望。”

虽然方建说得斩钉截铁，但我心里却隐隐不安。一个赌徒的疯狂，是无法用常理来揣度的。

这件事，我们瞒着吴妈。她正在康复的关键期，不能再受任何刺激。

我开始变得有些神经质。每次有陌生电话打来，我都会心惊肉跳。每次听到门铃响，我都会紧张地从猫眼里看半天。

方建看出了我的焦虑，安慰我说：“别怕，有我呢。他不敢来这儿闹事。”

我相信方建的能力，但我更相信一个赌徒的无耻。

果然，麻烦还是找上门了。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陪乐乐在楼下的小区花园里玩。方建出差了，我妈去上书法课，家里只有吴妈一个人在。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是林静女士吗？”电话那头，是一个阴阳怪气的男人声音。

“你是谁？”我心里一紧。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家保姆吴秀芳，在我手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血液瞬间冲上了头顶。“你什么意思？你把她怎么了？”

“别紧张嘛。”男人笑了笑，“她好好的。我就是请她出来喝杯茶。不过，她能不能安全回去，就看你的诚意了。”

“你想要什么？”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

“十万。一分都不能少。一个小时内，打到我这个卡号上……”他报了一串数字，“别报警，也别耍花样。不然，我可不保证你这个‘亲如一家’的保姆，会缺胳膊还是少腿。”

电话挂断了。我握着手机，手抖得厉害。乐乐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妈妈，你怎么了？你脸色好白。”

我蹲下来，抱住女儿，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报警？不行，我不敢拿吴妈的安危去赌。给钱？给了这次，还有下次。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方建不在，我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方建曾经说过的话：“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

不，不对。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无底洞。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方令的电话。

“方建，出事了……”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事情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的方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异常冷静的声音说：“静静，你听我说。第一，不要打钱。第二，想办法拖住他，稳住他。第三，你现在马上回家，确认一下吴妈是不是真的不在家。我马上订最近的航班回来。在我回来之前，不要做任何决定。”

他的冷静，像一剂强心针，让我慌乱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我拉着乐乐，飞快地往家跑。打开家门，里面空无一人。吴妈的房间整整齐齐，她的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

她真的被带走了。

我瘫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陌生的卡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挣扎。

那个男人，就像一个潜伏在暗处的魔鬼，在我们以为已经雨过天晴的时候，猛地扑了上来，要将我们所有人拖入深渊。

第六章

一个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抱着乐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上的挂钟。秒针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敲打我的心脏。

我没有打钱，也没有再接到绑匪的电话。这种未知的等待，比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恐惧。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可怕的念头。吴妈会不会已经被……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手机，希望看到方建的消息。终于，在约定的一个小时即将过去的时候，方建的电话来了。

“静静，我现在在机场，正在登机。你听着，我已经报警了。”

“什么？”我失声叫道，“你不是说……”

“情况有变。”方建的声音很急促，但依然清晰，“我托朋友查了那个手机号和卡号，都是假的，非实名。对方是老手，非常狡猾。我们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我已经把所有情况都跟警方说了，他们会处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和乐乐，锁好门窗，等我回来。”

挂了电话，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报警，意味着彻底和对方撕破脸。这会激怒他吗？吴妈会更危险吗？

我不敢想。我只能选择相信方建，相信警察。

我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反锁上，拉上了窗帘。我和乐乐缩在沙发的一角，连灯都不敢开。黑暗中，我只能听到我们母女俩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乐乐很害怕，紧紧地抱着我。“妈妈，吴奶奶会回来吗？”

我把她搂在怀里，亲了亲她的额头：“会的，宝贝，吴奶奶一定会回来的。”

我不知道这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安慰我自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深呼吸了好几次，才颤抖着按下了接听键。

“林静，你敢报警？”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阴阳怪气，而是充满了暴怒，“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动她？我告诉你，你现在后悔也晚了！”

“钱我可以给你！”我几乎是尖叫着喊出来，“你别伤害她！你要多少我都给你！”

“晚了！”男人怒吼道，“老子现在不要钱了，老子要你后悔一辈子！”

电话被狠狠地挂断了。

我瘫在沙发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绝望，像冰冷的海水，将我彻底淹没。

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没有让方建报警，如果我乖乖把钱打了过去，或许……

不，没有或许。

就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

我吓得魂飞魄散，抱着乐乐缩得更紧了。

门铃声执着地响着，还伴随着敲门声。

“林静！开门！我们是警察！”一个洪亮有力的声音穿透了门板。

我愣住了。警察？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门外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神情严肃。

我颤抖着打开了门。

“林-静女士吗？”为首的警察出示了证件，“我们接到报案，你家有人被绑架？”

“是……是的。”我语无伦次，“我家的保姆，吴妈……她……”

“你先别急。”警察说，“我们刚刚在离你小区不远的一个废弃工地上，找到了你的保姆。她人没事，只是受了点惊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她没事？”

“没事。嫌疑人也已经抓到了。”警察说，“就是她的儿子，周勇。”

周勇。

这个名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怎么也没想到，导演这出绑架闹剧的，竟然是吴妈自己的儿子。

虎毒尚不食子，可儿子，却能对自己的母亲下此毒手。

我跟着警察去了派出所。在走廊里，我见到了吴妈。她被一个女警搀扶着，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

看到我，她空洞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她挣脱女警，向我走过来，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冲过去，紧紧地抱住她。

“没事了，吴妈，都过去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

我们也见到了那个禽兽不如的儿子，周勇。他被铐在审讯室里，一脸的颓败和不甘。隔着玻璃，他看到我们，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充满了怨毒。

他恨我们。恨我们没有满足他无理的要求，恨我们毁了他的“发财大计”。

我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方建是在凌晨三点赶到派出所的。他风尘仆仆，眼睛里全是血丝。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走过来，将我和吴妈一起，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一刻，我所有的坚强和伪装都土崩瓦解，趴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放声大哭。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亮了。一场闹剧，终于落幕。但它留下的伤痕，却可能永远无法愈合。

我们把吴妈接回了家。她一言不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我妈和乐乐都吓坏了。我妈守在吴妈门口，不停地叹气，不停地抹眼泪。乐乐抱着她最喜欢的布娃娃，小声地问我：“妈妈，吴奶奶为什么不理我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吴妈。任何语言，在这样的伤害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那个曾经被电视音量困扰的家，如今安静得可怕。这种安静，比任何噪音都更让人窒ार。

方建请了几天假，在家陪着我们。他试着去敲吴妈的门，跟她说话，但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第三天早上，我准备去给吴妈送点粥。方建拉住了我。

“让她自己静一静吧。”他说，“心病，还需心药医。我们能做的，就是陪着她。”

我们坐在客厅里，谁也没有说话。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却驱散不了房间里的阴冷。

就在这时，吴妈的房门，开了。

她走了出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她的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神，却不再是前几天的空洞。那里面，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绝望，又像是某种决绝。

她走到我们面前，看着我和方建，然后，缓缓地，跪了下去。

“太太，方先生，”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对不起你们。我养了这么个，给你们添了天大的麻烦。我没脸再待在你们家了。求求你们，让我走吧。”

第七章

吴妈跪在地上的那一刻，整个客厅的空气都凝固了。

我妈惊呼一声，想去扶她，被方建用眼神制止了。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这个善良了一辈子的女人，在被自己亲生儿子伤得体无完肤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怨恨，而是对我们的愧疚。

“吴妈，你起来。”我走过去，想把她拉起来，她却执拗地跪着，不肯动。

“太太，你让我走吧。”她仰着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我没脸见你们，更没脸见乐乐。我这样的人，不配待在这么好的家里。”

“谁说你不配？”一个清脆的声音突然响起。

是乐乐。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房间里出来了，手里还抱着那个布娃娃。她走到吴妈面前，把布娃娃塞到她怀里。

“吴奶奶，这是我最喜欢的娃娃，我送给你。你别走，好不好？”乐乐的眼睛红红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老师说，犯错的是坏人，不是吴奶奶。吴奶奶是好人。”

孩子的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这间屋子的阴霾。

吴妈抱着那个布娃娃，看着乐乐纯真的眼睛，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走过去，和乐乐一起，蹲下来，抱住她。我妈也走过来，轻轻拍着她的背。

方建站在一旁，看着我们，眼眶也红了。

“吴妈，”我哽咽着说，“你听着。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是要一起面对所有的事情，好的，坏的，都是。周勇犯的错，不该由你来承担。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从来没有。”

“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儿子……”

“那又怎么样？”方建开口了，他的声音很沉，却异常坚定，“儿子是儿子，你是你。我们留下你，不是可怜你，也不是同情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这个家，需要你。”

“需要你”，这三个字，比任何安慰都更有力量。

吴妈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看着我，看着方建，看着我妈，看着乐乐。她的眼神，从最初的绝望和愧疚，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感。

那天，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走”这个字。

生活，还要继续。

只是，有些东西，终究是改变了。

吴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但也不再像康复初期那样开朗。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坐就是一下午。她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的标志性动作，不再是抚摸后腰，而是轻轻地，反复地摩挲着乐乐送给她的那个布娃娃。

我们都心照不宣地不去打扰她。我们知道，有些伤口，需要时间来愈合。而我们能给的，只有陪伴。

方建变得更忙了。我知道，他不仅是在忙公司的事，还在处理周勇的后续。后来我才知道，周勇因为绑架和敲诈勒索，被判了五年。方建替吴妈请了最好的律师，但吴妈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庭，也没有去探望过一次。

她用这种方式，彻底斩断了那段血脉相连的孽缘。

有一天，方建很晚才回来。他喝了点酒，坐在我床边，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

“今天，去看守所见了周勇。”他低声说。

我心里一惊。

“他求我，让我转告吴妈，让她原谅他。”方建自嘲地笑了笑，“他说他知道错了。”

“你信吗？”我问。

方建摇了摇头。“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最该求的，不是我们的原谅，而是你自己的。你这辈子，都欠你妈一条命。”

说完，他把头埋在我肩膀上，久久没有动。我能感觉到，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此刻，也很累。

我抱着他，就像那天在手术室外，他抱着我一样。

我们都是凡人，在生活的洪流里，挣扎着，支撑着，努力不被冲垮。

转眼，冬天来了。

吴妈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已经可以不用轮椅，自己慢慢行走了。

她的脸上，也渐渐有了一些笑容。她开始教乐乐织毛衣，教我做她拿手的家乡小菜。

那个家，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温暖，而平静。

只是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地留在了那个秋天。

除夕那天，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音量不大，刚刚好。

我妈戴着助听器，一边包饺子，一边跟着电视哼着小曲。乐乐在旁边，学着我们的样子，把饺子捏得奇形怪状。

吴妈的手很巧，包出来的饺子，个个像元宝。

方建不怎么会包，就负责在旁边捣乱，一会儿捏我的脸，一会儿又去逗乐乐。

厨房里，暖气开得很足，玻璃上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雾气。

我看着眼前这热气腾腾的一幕，恍惚间，觉得像一场梦。

吃年夜饭的时候，方建拿出一瓶红酒，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点，连乐乐的杯子里也倒了一滴。

他举起杯，看着我们，郑重地说：“新的一年，别的我不求。我只希望，我们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们一起举杯。

我看到吴妈的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她仰起头，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晚上，我们去阳台看烟花。绚烂的烟花在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脸。

乐乐兴奋地又叫又跳。我妈靠在栏杆上，看得入了迷。

我靠在方建的怀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心安。

我转头去看吴妈。她没有看烟花，而是看着我们。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而满足的微笑。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所谓的家，不是一个房子，不是一群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是在你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依然有人愿意为你敞开怀抱，对你说：“别怕，有我呢。”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吴妈转身回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本子。是一个存折。

她把存折递给我。“太太，方先生。这是你们之前为我垫付的医药费和……那些钱。我还不了那么多，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还有……还有你们给我的工资，我都存着。密码是乐乐的生日。剩下的，我慢慢还。”

我看着那个存折，没有接。

方建从我手里拿过存折，又放回吴妈手中。

“吴妈，”他说，“我们说过，我们是一家人。”

他顿了顿，看着吴妈，一字一句地说：“这个钱，不是我们借给你的。是这个家，为你存的养老钱。”

吴妈愣住了，她看着手里的存折，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窗外的烟花，还在不停地绽放。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

“吴妈，新年快乐。”

她回过头，泪流满面，却笑了。

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下午，电视机的音量开到了35，我妈在沙发上打盹，吴妈在阳台收衣服，方建在回家的路上。

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又好像，什么都不一样了。

故事讲完了，生活还在继续。

第二天一早，阳光明媚。我被厨房的香味唤醒。

是吴妈在准备早餐。她哼着不成调的家乡小调，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无比安详。

我没有去打扰她。

我拿起手机，翻出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过的名字——我的父亲。自从他和母亲离婚后，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

我犹豫了很久，指尖在那个拨出键上，悬停了许久。

最终，我还是按了下去。

电话通了，在我开口说出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称呼之前，我听见方建在客厅里，对刚刚起床的乐乐说：“宝贝，小声点，让你妈妈再睡会儿。”

来源：青涩冰淇淋I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