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午后，麦场边的尘土像细盐一样飘，机井房的铁门晒得发亮，手心一贴就烫。

我是在一九九二年夏天下乡修电器的时候，第一次遇见她的。

那天午后，麦场边的尘土像细盐一样飘，机井房的铁门晒得发亮，手心一贴就烫。

我在供销社代销点门口拆一台熊猫黑白电视，背心汗湿，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流。

她从机井边走过来，脚上套着塑料凉鞋，胳膊上搭一把草帽，笑着朝我喊：“小师傅，会不会插秧？”

我下意识回了一句：“插线会，插秧不会。”

她“噗”的一声笑，眼角的汗光细细地亮，像米汤凉了的光泽。

她说：“学学呗，插歪了我给你扶正。”

我以为她打趣，低头继续找螺丝。

村口榆树叉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各家注意，今天下午有雨，抢插、抢插。”

代销点门口围着几个老人，端着搪瓷缸看我，笑着说：“小伙子，插秧好耍，脚下沤上泥巴，心里头都敞亮。”

我心里一紧。

厂里把我从市里派到县里，再从县里派到乡里，是信任也是担子。

我身上的配件有限，既要修好供销社的两台收录机，还要给卫生所那台电视换行输出变压器，错一步，后面就乱。

可她笑的时候，嘴角略有一股倔劲儿，像一根秧苗，站直了，不肯弯。

我抬头看她，手上拎着一捆刚拔的秧苗，泥水沿着她手腕往下滴，滴在地上溅起一朵一朵小花。

我没敢答应，也没拒绝。

我说：“等我把这条线路焊上。”

她“嗯”了一声，转身往田里去了。

风里有潮气，像远处一盆水刚被倒在地上。

我叫陈柏，是市电器修配厂的学徒，进厂两年，底薪不高，够管饭，月末还能给家里贴补一点。

家在老城筒子楼里，走廊尽头是共同卫生间，谁家煎了鱼，整栋楼都知道。

母亲在车间上夜班，手指年年起倒刺。

父亲在装卸队做临时工，肩膀压出两道老茧，一到雨天就酸。

我没什么大本事，手里就仗着一只扳手、一把老虎钳、一支电烙铁。

电烙铁用了很多年，木柄上有道裂缝，我拿红头绳缠住，摸上去粗糙，像我过日子的心。

这趟下乡，县供销社给我腾了个角落住，堆货间里有化肥和机油的混味儿，夜里翻个身，塑料袋“哗啦”响。

同来的老师傅姓罗，说话少，吃口粮也不费劲，修机时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在听电流在线路里走动。

供销社的小会计叫小桂，头发夹得紧，算盘珠子拨得更紧，我第一次看她手指在珠子上飞，觉得那声音比电扇稳。

我在这条乡道上待了第三天，才遇见她。

插秧是这个季节所有人的事，像我手里那只扳手拧螺丝，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事。

傍晚，云像被人倒扣了一块灰布，风刮得树叶背面发白。

我把熊猫电视开机，屏幕上先亮一个小点，然后散成雪花。

我调了几次行场，图像站稳，新闻联播的开场音乐在堆货间响起，像一种稳当的信号，连化肥袋都静下来。

有人在外头吆喝：“修好了，修好了。”

我把螺丝一颗颗拧回去，手上是松香和焊锡混合的味道。

她又来了，站在门口，额角挂着细小的水珠，手里捏着两枚鸡蛋。

她说：“我娘让我拿来的，说谢谢你给周婶家修收音机。”

我连忙摆手：“不能收，不能收。”

她笑：“你不收，她叨咕一夜。”

她说这话时，眼睛稳稳看着我，像在田里踩着脚印往前走。

我只好接过，放进我的搪瓷缸，用毛巾盖着。

几个老人挤在门口看电视，新闻里讲天气讲粮价，他们不全懂，但他们能看出脸上的踏实劲儿。

雨突然砸下来，像有人把盆扣翻了。

几个人“哎呀”一声，又笑，往屋里挪。

她看了看雨，又看我。

她说：“走不走？”

我愣了一下，雨点打在脸上，像轻轻拍了一下肩膀。

我说：“走。”

这两个字从嘴里出来，像扳手拧过了一个卡壳的螺丝。

我们沿着泥路小跑，雨打在脸上有些疼，我用手背抹一下，手背都是松香味和汗味夹在一起的气息。

田埂软得像刚蒸出来的窝头，踩上去陷半个脚背。

她走在前头，步子稳，泥水在脚面上开花。

到了地里，她把一捆秧递给我。

她说：“手别抖，别插成‘狗刨’。”

我说：“我这手，一般插线的。”

她说：“线能插直，秧也能插直。”

她伸手把我衣角提了一下，打个结，笑：“别让衣襟拖泥。”

我学她的样子，把秧苗拇指食指夹住，按她说的“三三两两”，掌根轻轻一按，拔手的时候掌心一凉，像一下摸着了井水。

风从田面掠过，秧苗跟着微微摆，像一张纸上的线条被风吹出弧度。

我一开始插得乱，像刚学焊锡那会儿滴的锡点，大小不匀。

她在后面帮我扶直，没笑话，只“啧”了一声：“慢点，别冒尖。”

这俩字“冒尖”，像我厂里师傅拍我肩说“别猛”，听着不重，心里却记住了。

雨越下越密，远处广播里一条久久的尾音，念着“阵雨”，像把一天的节奏延长了一下。

我心里想：此刻如果出去修机器，可能少耽误一个人看电视。

又想：这几手秧插下去，秋后这一家人多一箩稻谷。

两边都是要紧，可像两种不同的要紧。

我的脚在泥里探，探到硬，才按下去。

她站在旁边，雨水顺着她发梢滴，沾在睫毛上，一眨眼，就落到她的脸颊。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心动。

只知道心里有一处像被雨水冲洗过，亮了一点。

村里有人打趣：“小师傅，手巧，插得有样子。”

也有人拖着乡音说：“啷个咯，手脚利索啰。”

我笑：“慢慢学，别笑我。”

有人接话：“笑啥子哦，学得快得很嘛。”

我们插到天擦黑，雨也小了。

她把草帽扣到我头上，说：“别着凉，咱这儿人手紧，感冒耽误事。”

回到供销社，堆货间的灯泡黄得像一颗老梨。

罗师傅坐在小马扎上看我，眼神里有句话没说出来。

我把那两个鸡蛋拿出来递给他，他摆手。

他说：“你收，就吃掉，别带回去，人家心意，是从地里挪出来的。”

我点头说“嗯”。

鸡蛋在缸里静静的，我拿起其中一个，敲在搪瓷碗沿上，裂开一道口，蛋清慢慢流下来，像一条细细的白丝。

第二天一早，雨停，田里起了薄雾。

我背着工具包走村串户。

老陈家那台上海牌收音机“咔哒”一拧响，评书先生的声音就出来，像有人把一口老井突然打开，水顺着井绳哗哗往上来。

一个孩子在门口问我：“彩电能放动画片不？”

我说：“先把你家这位老先生伺候好。”

她母亲背个菜篓来，看见我修好收音机，脸上突然明亮了一下。

她把一束葱塞给我，说：“小师傅，拿着。”

我连忙摆手，她把葱往我工具包上一搭，笑：“忌嘴的人才拒绝，干活的人不怕多吃。”

我有些不好意思，心里却热乎。

那天她没来。

我午后又修了一台电扇，扇叶上油泥厚，擦了半天，心里忽然想着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傍晚，她来了，一进门先瞟我衣角。

她笑着说：“还在。”

她从口袋里摸出针线包，说：“我给你缝两针。”

我把衣服脱下来递给她，竟有点不知道眼睛往哪儿放。

她低头缝，针在布上走得很安静，像有人在沙地上写字，风轻轻一吹，字就不见了，心里却记得轨迹。

她说：“我爹在外面做木工，隔几天回一次，家里就我和娘。”

我“哦”了一声。

她说：“镇上缝纫班说要招一批女工做校服，做得好能进厂。”

她说：“我想去试试。”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能进厂，日子稳当。”

我抬头看她，针尖挑起一粒小结，那小结像给自己打鼓劲的一个结。

我翻了翻工具包，发现几颗电阻要用完了。

供销社的仓库一时没找到合适规格。

我心里有点急，走到院子里顺了一口气。

罗师傅递一根烟，我摇头。

他慢慢说：“帮人下田，乡里乡亲看在心里。”

他说：“明天主任去县里开会，提配件的事，多半就给跑下来了。”

我问：“为啥？”

他笑：“你把秧插直，人家把路给你摊平。”

他说：“咱们干活的人，不靠谁，靠的是人情里的硬气，手上不抖，心里不虚。”

第二天，供销社主任果然从县里借来一包配件。

小桂把条子递给我，盖了红章，印子像一朵花。

那天我修机器顺得很，焊锡落下来就服帖，像水路通了。

她来找我，说她去镇上报名缝纫培训，一个月试学，问我晚上能不能陪她去镇口认认路。

我点头说好。

夜里月亮像被雨洗过，亮得有些刺眼。

路边的芦苇在风里一扭一扭，有几点萤火在水边闪。

她说：“我娘说，女孩子该学个手艺。”

我说：“手艺靠得住。”

她说：“我插秧插得直。”

我说：“我插线也插得直。”

我说完自己先笑，觉得这话像小孩儿。

她也笑，笑里有一点点羞。

我们在镇口站了一会儿，车半天不来。

路灯不算亮，指路还得看星星。

她从袋里摸出一根新的红头绳，说：“你回去把这缠在电烙铁柄上，别再划手。”

我接过，指尖感觉到一丝温热。

回堆货间时，罗师傅已经睡了。

我坐在门槛上，把红头绳一点点缠在烙铁柄上，缠得密密的。

那一刻，我像是在给日子缠一层护套，不让它轻易划破手心。

日子像水，第三天到第七天，我修了十几台机器，帮两个小孩修好了玩具车小电机，给卫生所的台灯换了插头。

她去镇上学习了，第一次学把平缝走直，晚上特地拿两片布样给我看，一条条直线，针脚匀净。

她问：“直不直？”

我说：“直。”

她问：“匀不匀？”

我说：“匀。”

她满意地把布样叠好，像把一个小秘密放回口袋。

供销社门口，孩子们慢慢习惯围着看电视。

他们坐成一排，脚丫子一晃一晃，有的拿根冰棍，有的攥半块烧饼。

新闻之后是戏曲，再后是老电影。

老电影里的人也在插秧、也在修机。

那年头，大家都在往前走，走得不急，却不往回走。

一天下午，她母亲来找我，递一小包布头，说：“小师傅，女孩儿手快，你要是手上有磕碰，贴一点不疼。”

我接过，嘴笨，只会说：“谢谢。”

她母亲笑笑，说：“嘴笨，手不笨就行。”

我在心里记下这话。

周末我本打算回城里看看父母。

临走前，小桂把一张条子塞给我，说县里愿意跟我们厂签长期维修协作，我可能固定下乡，有补贴。

我站在供销社门口，风里有谷草味。

我突然不想马上走，想再在乡里多待一天。

我去了她家的田边，田面绿得沉。

她站在田埂上，冲我摆手。

我走过去，她递给我一个布袋，袋子上用白线绣了一小束秧。

她说：“装你的扳手。”

我把扳手塞进去，扳手的头露出一点，像一半句没说完的话。

她问：“以后你还来么？”

我说：“来，厂里说要常来。”

她低低“哦”了一声。

我又问：“你去缝纫班后，会常来镇口么？”

她点头：“每周五。”

我说：“那我每周五晚饭后在镇口等你。”

她说：“好。”

她这个“好”说得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水上，不响，却有圈圈涟漪。

回城那天，车窗外梧桐一棵棵往后退。

我摸摸包里的布袋，觉得那只扳手突然有了分量。

到家，母亲正把衣服晾在走廊。

她问：“怎么样？”

我说：“乡里人好。”

母亲点头，说：“人好，日子就不难。”

父亲把一只烟夹在耳朵上，从里屋出来，额头汗湿。

他拍我肩膀，说：“手艺练出来，去哪儿都有人喊。”

我把“每周五等她”的话按在心里。

我想先把手艺练稳。

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两头跑，城里修，乡里也修。

每周五，我准时到镇口。

她背着布包出现在路灯下，把一件练习做的样衣给我看。

我把修好的一只半导体的音量调小，让她听清评书。

有一次下雨，我们躲在候车棚下。

她把那根旧红头绳取下，换一根新的，缠在我的扳手柄上。

我笑她心细，她笑我笨嘴。

还有一次，我们把堆货间暗黄的小灯泡换成亮一点的，孩子们看电视不眯眼了，一片欢呼。

我看灯泡亮起，想起她在雨里把我插歪的秧扶直。

厂里渐渐有人信任我。

罗师傅说：“你心里有条线。”

我知道他夸的不只是手上的线，还有做人那条线。

冬天，县里请我们培训一批乡镇部青年基础维修。

她也在其中，学缝纫的同时选了一个“电器常识”。

她笑着对我说：“剪线和剪线头，差不多。”

我说：“都是别扯断，别留刺。”

她笑，说：“你看你，现在也会说话了。”

我们相处越来越自然。

我在她家门口帮她母亲修了一次摇头电扇，发现扇头外壳有裂，便用烙铁在塑料上轻轻划一道，粘合起来。

她说：“像你把两句心里的话缝在一起。”

我说：“像两条断线接通了。”

日子继续往前走。

一九九三年春，她被镇上的缝纫厂录用，做校服。

她第一天上班前来找我，拿她的那把剪刀给我看，像我当年给罗师傅看扳手。

我说：“恭喜。”

她说：“也恭喜你。”

我问：“我？”

她点点头：“供销社说，愿意把旧彩电交给你长期维护，挂个牌子，大家都知道找谁。”

我笑，觉得自己真像一块牌子，既被看见，也愿意让人挂点事上来。

我们没有说“在一起”这四个字。

我们只是在每周五的约定里，把日子一针一线地往前缝。

她有时买一袋花生递我。

我有时把修好的小收音机塞她。

我们两个人，都是用力过日子的人。

有时她晚上加班，我送她到厂门口，看她背影走进灯光，像一束秧苗消失在一片绿里。

我站在门口，听厂里缝纫机哒哒作响，那声音像雨打屋檐，稳。

一九九四年夏，母亲把她叫到家里吃面。

母亲端上来炸酱面，热气腾腾。

她坐在桌边，微微拘谨。

母亲说：“多吃，都是自己人。”

父亲把小凳往她身边挪，说：“日子就往直里过，别绕太多弯。”

她点头，小声应着。

吃完饭，她帮母亲洗碗，水声清清的。

走廊里，邻居家炒花椒的香味飘过来。

母亲对我小声说：“这孩子稳妥。”

我“嗯”了一声，心里像被轻轻按着，踏实。

我们后来在城里租了一个十平米的小屋，窗外有一株合欢。

每到夏天，花开得粉，像孩子的脸。

我白天跑街修机，她上班做衣。

晚上，她替我把衣角又缝一道，针脚还是那么匀。

那只布袋一直用着，扳手在里头，边角磨得发亮。

我们后来有了一个小男孩。

孩子出生那天，外头下小雨。

我在医院外走廊来回走，从窗口看出去，合欢花刚开。

我忽然想起一九九二年的雨，想起田里的泥，想起她扶正我插歪的秧。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在你手忙脚乱时，有人抬手扶一扶。

那只扳手，那束秧苗，一个把线拧紧，一个把根扎稳。

它们在我们家，都是要紧的家伙什儿。

过些年，我们把父母接来住一阵，再送回去。

他们说老邻居在那边，熟。

我在城里有了小小的铺面，挂一块牌子，写着“陈柏电器修理”。

她在厂里做了班组长，教年轻女孩剪裁，讲平缝、锁边和走线。

她回乡里看她母亲，提一包水果，顺手把老收音机的电容换了。

她笑我：“是你教的。”

我说：“你比我手稳。”

她说：“你比我嘴硬。”

我们把孩子带回乡下，站在曾经插秧的那块田边。

孩子脱了鞋，光着脚丫子下田，成了个小泥猴。

她站在田埂上看，目光亮。

我说：“当初你叫我去插秧，是不是故意的？”

她说：“不是，是真的缺人手。”

她顿了顿，又笑：“不过，看你慌里慌张脱鞋，确实挺好玩。”

我说：“我插线插秧，都能插成你爱看的样子。”

她笑着摇头，说：“你还是爱显摆。”

日子里的玩笑，像饭里的葱花，少了没味，多了呛。

我们拿捏得恰好。

一九九八年，彩电多起来了，我的店里开始修遥控器。

孩子上小学，写作业拖拉，我拿他小时候踩泥的照片逗他。

她晚饭后在灯下剪布，窗外一盏盏灯亮起来，城市像一片温柔的网。

零几年，我们给店里换了一盏节能灯。

她说：“亮。”

我说：“省电。”

她学我的口气说：“靠得住。”

我笑，摊手。

她把红头绳从旧柄上取下来，又换新的一根缠上去。

她说：“旧的留着，新缠上，像日子。”

我伸手摸那红头绳，感觉到年轻时的汗味，淡了，还在。

后来手机普及了，修电器的人少找上门。

我转着做一些安装、保养，顺带帮邻居修水龙头、换灯泡，谁家老电扇响，把轴承油一滴，照样转得欢。

她偶尔加班做学校的演出服，忙到夜里，回来脚有点肿。

我端一盆热水，撒一把盐，让她泡脚。

她把脚伸进去，轻轻“嘶”一声，笑看我。

她说：“你那年插秧，脚也是这样泡的？”

我说：“比这泥多。”

她说：“那年你脸上的雨，比现在多。”

我说：“现在也有。”

她笑说：“是汗。”

我们对话不多，都是温吞的，像屋里那盏灯。

我一直记得她冲进雨里的那一眼，明亮。

有一年，我们给孩子买了一只二手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晚上听评书。

孩子说：“有噪音。”

我说：“噪音挡不住好故事。”

孩子问：“你和妈妈的故事，好听吗？”

我说：“好听。”

他说：“你给我讲讲。”

我就从一九九二年的夏天讲起。

他听到“帮插秧”的时候笑得直打滚，说：“爸爸啥都会插。”

我笑，笑完揉他头。

我说：“插秧插直了，日子才直。”

时间继续往前。

父母年纪渐长，我们比以前更小心。

那只扳手在我手里磨得更亮，布袋在她手下补了三次。

红头绳换过几根，颜色从鲜红到暗红。

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生命呢？

我觉得有。

它们记住我们的手温，记住我们出门时脚步的快，记住我们在台灯下互相看的一眼安稳。

有一回，老顾客带孙子来店里。

他说：“小陈，还记得你当年在村里帮我们插秧？”

我笑着说：“记得。”

他指着孙子说：“他不记得，我记得。”

我把一只老收音机开声，评书从里面流出来。

老爷子眯着眼听了一会儿，轻轻叹一声：“有味。”

这个“有味”，不是说饭菜，而是日子有一股香气，像蒸米揭盖那一刻。

我不太会说大道理。

我总觉得，人生多数时候是一些小东西在支撑：一把扳手，一束秧苗，一条红头绳，一个布袋。

我们用它们把眼前的事做好，把眼前的人看住。

剩下的，让时间慢慢回答。

那年我们把户口迁到了城里，孩子读完初中考上了中专，学数控。

他回来对我说：“老师说动脑也重要。”

我说：“动脑动手，两样都要。”

他笑，说：“像你和妈妈。”

我笑，心里舒坦。

她那边，带出一批小徒弟，个个缝得平整。

她说：“手稳是练出来的，心稳也是。”

我点头，说：“是一个意思。”

我这边，老顾客多了，新顾客也不缺。

有学生来问我电路的问题，我讲完，递给他一只旧电阻让他回去试，告诉他：“眼睛看，手也看。”

学生笑，说：“叔，你这话像我老师。”

我说：“老师是教书的，我是修东西的，意思差不多。”

那年夏天，我们结婚十周年。

我记不得是哪一家饭馆的菜，只记得回家时下了雨。

我们撑一把伞，走到合欢树下。

她说：“你还记得当年那场雨吗？”

我说：“记得。”

她说：“没那场雨，咱俩也许就擦肩而过。”

我说：“也许。”

她说：“可它偏偏下了。”

我说：“它下得刚好。”

她笑，眼睛在灯影里亮。

我把旧扳手从布袋里拿出来，给它擦了擦。

她说：“你干嘛？”

我说：“看见它，就想起那天。”

她说：“我看见红头绳，也想起那天。”

我笑说：“那我们各自记着。”

她说：“也可以一起记。”

我点头。

后来，城里旧小区改造，楼道灯换成自动感应的，晚上回家再也不用摸黑。

她说：“有些事情变了，是好事。”

我说：“有些事情不变，也是好事。”

她问：“比如？”

我说：“比如你做的馄饨，汤里总是那点葱花。”

她笑，说：“你还是爱显摆。”

我说：“我这是夸你。”

她说：“我知道。”

我们俩说话总是这样，不紧不慢，像走在熟悉的小巷。

有一年，供销社那边的人来城里开会，顺道到店里看我。

他说：“那时候你帮我们插秧，我心里就想着，这小伙子能成。”

我说：“都是举手之劳。”

他说：“你那是把心拿出来了。”

我笑，不多说。

他把一袋大米放下，说：“现在条件好了，给你尝尝新米。”

我连忙摆手，他把袋子往角落一放，笑着说：“人情不说谢，心里有数。”

我点头，说：“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我煮了一锅米饭。

米香从厨房飘出来，孩子闻着就回屋写作业了。

她在桌上裁布，我在灶台边洗米。

我突然想：米在水里被洗一遍，像人生里那些雨，洗过之后，留下的更明白。

第二天，我带那只扳手去给小区里一位老人修洗衣机。

老人家中年间用的是双缸式，换角皮带的时候，我手一滑，指背蹭了一道小口子。

回家，她给我擦药水。

她说：“你这手，还是爱逞能。”

我说：“没事，一会儿就好。”

她用棉签轻轻一抹。

我说：“疼不？”

她说：“问你疼不。”

我笑，说：“你手轻，我就不疼。”

她瞥我一眼，不说话。

我心里像被抚了一下。

我们彼此懂得，不必多言。

秋天，她母亲来住了一阵。

老人家住不惯城里，早晨五点起床，收拾厨房，往阳台上晒菜叶子。

她母亲看着我们俩忙里忙外，时常笑笑。

她母亲说：“你们俩都稳。”

我说：“跟您学的。”

她母亲摆摆手，说：“跟日子学的。”

我很赞同这句话。

后来，孩子毕业，在一家小厂学徒。

他第一天回来给我看他的卡尺，像我当年给罗师傅看扳手，像她当年给我看剪刀。

我说：“恭喜。”

他笑，说：“还早。”

我说：“路，走着走着就出来。”

他点头。

这句话，我也是从日子里学的。

有一回，老家那边的稻子熟了，我们回乡下。

田面金黄，风一过，像一条河动起来。

她站在田埂上，指着那片田，说：“当年我们插秧就在这块地。”

我说：“记得。”

她说：“那天你把秧插成了‘狗刨’，我笑了半天。”

我说：“后来不是插直了么。”

她说：“是，我扶的。”

我笑，说：“我也扶过你的线头。”

她笑，低头。

那种笑，一眼万年。

我们在田埂上走了一圈。

乡亲看见我们，叫我们去喝口凉茶。

凉茶里放了薄荷，入口一股清。

老乡问孩子在城里怎么样。

我说：“还好，慢慢来。”

老乡说：“有手艺，不愁。”

我说：“是这个理。”

回城的路上，天色慢慢暗下来。

她靠着车窗小憩。

我看着窗外，一点点灯光在地平线上亮起来。

我想，灯亮起来，就有人回家。

家就是这样，不吵不闹，灯亮一盏，饭热一碗。

隔年，我们的小店搬到街口更显眼的位置。

我把旧牌子擦干净，挂在新门面上。

她把窗帘重新缝了一道边，垂得更直。

她说：“新的地方，要有新的样子。”

我说：“老的心，还是老的。”

她笑，说：“讲究你。”

我也笑。

我的手艺也在时代里更新，学了几样小家电新的故障。

她的厂里引了自动化机器，她带年轻人学着用。

她对我说：“机器快，人也不能慢。”

我说：“手稳，心稳，快也不乱。”

她点点头。

我们俩的日子，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不慌不忙，稳中求进。

春天的时候，合欢树抽新芽。

夏天的时候，合欢花纷纷落在窗台上。

秋天的时候，我们把窗台擦得净净的，风吹过，没灰。

冬天的时候，屋里热，屋外冷。

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两头，干各自的活，偶尔抬头互相看一眼。

这就是平安。

我有时候也会想，要是当年我没跟着她去插秧，我们会不会这样一路走到现在。

我不纠缠这个问题。

我只告诉自己，那场雨来得刚刚好。

一天下午，一个小伙子来我店里。

他说：“叔，我也想学修理。”

我问：“为啥？”

他说：“看着你这个活，心里安稳。”

我笑，说：“修理东西，其实是修理自己的心。”

他说：“懂一点。”

我说：“先学把螺丝放回原位。”

他说：“好。”

他在我这儿跟着做了几天，拧得手麻，耳朵红，脸上冒汗。

我看着他，像看当年的自己。

我说：“慢一点，别冒尖。”

我听见自己说的这三个字，忽然想起田里的她。

原来好多话，在心里住久了，会变成你的口头话。

晚上她下班回家，我跟她说起这小伙子。

她说：“你当年也这样。”

我说：“那时候多亏你扶了一把。”

她说：“你也扶了我不少次。”

我说：“互相。”

她点头。

我们把饭吃了，收拾好，坐在窗边。

她拿来一块布，要给布袋换内衬。

布袋跟了我这么多年，边角起毛了。

她把布沿一层层拆下来，缝回去的针脚密密。

我看着她，想起她第一次给我缝衣角。

时光像一条线，我们就在这条线上，一针一线往前缝。

有时候，外面的风声大一点，窗户轻轻晃。

她问：“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想了想，说：“图个心里不打颤。”

她说：“还有呢？”

我说：“有人在，灯亮着。”

她点头，说：“差不多。”

我们不再追问。

在我们这个年纪，懂一点留白。

又过了一阵，镇口的小路修得更平了，供销社也换了招牌。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门口摆着现代的小家电，人来人往。

我站了会儿，又往前走。

回头的时候，我看见曾经看电视的小孩子，已经成了店里的伙计。

他朝我点头喊：“陈叔。”

我回一声：“好。”

走远了，我心里突然一动。

有些东西在变，有些东西不变。

不变的，是人和人之间那点信。

我到家门口，钥匙刚插进锁孔，屋里传来她的声音：“回来啦。”

我应一声：“回来啦。”

我把旧扳手从布袋里拿出来，放在花盆边。

花叶在风里轻轻一晃，影子掠过扳手的金属面。

我端壶水浇花，水珠从壶嘴流出来，落在扳手上，又落到泥土里。

她在厨房里喊：“饭好了。”

我说：“就来。”

我忽然想到，雨水和浇花的水，都是水。

不同的是，雨是天给的，浇花的水是你亲手倒的。

人活着，天给你的你接着，自己能倒的也别省。

她端汤出来，放在桌上，对我笑。

我问：“怎么笑？”

她说：“没什么，就想笑。”

我也笑，说：“那就笑。”

我们在这一笑里，过了一晚。

中秋那天，我们去河边走走。

河水慢慢流，堤岸上有孩子在放风筝。

风筝线在手里攥着，时紧时松。

她说：“你看那线。”

我说：“我看到了。”

她说：“像日子。”

我说：“像。”

风把风筝拉高，孩子手上一收，风筝稳在半空。

她说：“有时候要放一点，有时候要拽一把。”

我说：“你说得对。”

她挽了挽我的胳膊。

夕阳在水面上落下一片金。

我们顺着河堤慢慢走，谁也没急。

路过一个卖花生的小摊，她买了一小袋。

她递给我一把。

我磕开一颗，花生仁白白的。

我说：“有味。”

她笑，说：“人味。”

我点头。

回去的路上，天色很安静。

我突然觉得，人生的好，很多时候是在安静里。

你看见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你知道他会走到你身边。

你伸一伸手，把门推开。

屋里灯亮。

饭热在桌上。

那就是好。

多年以后，我在阳台浇水。

那只旧扳手还放在花盆边，红头绳颜色暗了些，却缠得紧。

水珠落下，亮一小会儿，又被泥土吃下去。

她在屋里喊我吃饭。

我答应了一声。

我放下水壶，转身进屋。

那条线，从一九九二年那一场雨开始，到今天还在。

它不粗，不响，却一直在。

我心里说了一句悄悄话。

谢谢那场雨。

也谢谢那只扳手，那束秧，那条红头绳。

它们陪我把日子拧紧，把根扎稳，把线缠牢。

我们把日子过直了，没绕太多弯。

也就这样，挺好。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