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41年至1942年，日军加紧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集中力量进行残酷“扫荡”。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1942年4、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41年至1942年，日军加紧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集中力量进行残酷“扫荡”。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1942年4、5月，国共关系又一度紧急至中共“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日军的“扫荡”和国共关系的紧张，使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也让中共意识到改善国共关系、重启两党谈判的重要性，如此才能集中力量应对日伪军“扫荡”，保持主力，赢得民心，渡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学界对此次国共两党为改善关系进行谈判的相关研究，多从交涉过程与细节入手，阐明国共双方的态度和应对。或因此次国共谈判以流产告终，甚至某些国共关系通史性著述都未曾述及。整体而言，已有成果因强调国共互动，使中共方面改善国共关系的某些举措及其影响被忽视，未能深入细致地观察相关史事，更忽略了此次改善国共关系对于根据地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使中共发展成长历程上某些重要内容被湮没。
一、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共敌后抗战的最困难时期，某些根据地的困局延续至1943年，其原因主要是“日军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日军持续大“扫荡”敌后根据地，中共在民族大义面前积极应对，不容任何妥协。国民党本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但罔顾民族大义，时常对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制造磨擦，包围封锁，困局进一步加深。同时，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频繁遭遇如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这些因素导致抗日根据地前所未有的困难。
1940年底，日军已在其控制区域建成广泛交通线、封锁线与军事据点，与抗日根据地形成持久争夺局面。12月，日军“扫荡”晋西北，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造成极大损失。1941年1月，日军发布《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调整对华政策，华北成为日军最先“肃正”之区，抗日根据地将直接面对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寇的重重包围封锁之中，处于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残酷战争环境中，敌人的一切军事行动，及其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措施，都即时的影响到根据地之内”。日军不但加紧侵略持续“扫荡”，且采取“蚕食”“清乡”等政策，试图实现“以战养战”。
毛泽东在指示1942年中心工作任务时，回顾“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要求“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显然，中共深知根据地面临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重要性。1942年日军对根据地“扫荡”加剧，形势更严峻。1942年春季，日军“扫荡”华北山区抗日根据地后，又开始“扫荡”冀东、冀南等平原根据地。中共强调“目前抗战形势日益困难，敌人反复‘扫荡’的战斗日益残酷，需要我们具有百倍坚定的信心和斗争意志”，准备应对日军即将实施的“五一大扫荡”。日军的“五一大扫荡”持续两月之久，造成“全华北敌寇蚕食我根据地的严重局面与某些根据地敌进我退异常严重的形势”。
日军加紧“扫荡”抗日根据地时，国民党不仅不联合中国共产党抗日，且不断制造磨擦。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关系从合作逐渐转入军事冲突与磨擦，直至抗战最后胜利，共历三次“国民党反共浪潮”，第二次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国共虽经谈判关系缓解，但系勉强维持合作抗日局面，国民党始终未放松对中共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与军事行动。国民党在“反共宣传及对我组织上的破坏这两点”仍在持续加紧。1942年2月，毛泽东审视国共关系“最近这一年是平静的。国民党未敢发起新的反共浪潮。近半年来我们也停止了政治攻势”。但不久后即改变认识，2月17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分析日本占领新加坡，完成第一步南进计划后三种可能的动向，即攻印、攻苏和单独解决中国，认为蒋介石“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在布置准备工作”。20日，毛泽东指出，“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估计日苏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导致国共关系日趋紧张。
蒋介石判断日苏战争可能爆发，三个月内制造“反动事件一○九起” ，并于4月初对中共“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 ，抗日根据地面临愈发严峻的形势。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如此局势下，毛泽东强调，“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根据地将面临“反共高潮的困难”与“自己的经济困难”。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再次强调“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中共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威胁。
国共关系的突然恶化使中共不得不“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 ，特别是在军事上准备应对国民党反共高潮。4月18日，中共预料“如日苏开战，国民党有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可能，并有可能进攻陕甘宁边区”，故“准备于必要时从聂军区及一二九师抽调若干部队到晋西北填防，以便一二〇师在事变后能抽调大部兵力渡过河西，应付时局”。5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的防务”，“统一军事指挥”。直到日本在云南和浙江采取攻势，蒋介石从陕甘宁边区附近调出部队前往南方，国共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但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磨擦仍未停息。
此外，自然灾害加重抗日根据地困难。1941年冬，太行抗日根据地雨雪很少，次年春则发生相当严重的旱灾，导致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根据地军民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灾民达到36万人。1942年秋末开始，旱灾持续蔓延，并影响到冀西、豫北，以及晋东南。这场旱灾导致“太行区许多水井干涸，不少河流断源，土地龟裂，禾苗枯死，人畜用水都很困难。伴随旱灾而来的是疾病蔓延，不少村庄流行着传染病。在豫北和冀西的安阳、沙河等县又发现飞蝗，大片大片的禾苗被蝗虫一扫而光。”如冀西地区便有30多个县受灾。因1942年自然灾害相当严重，使人民群众“到处挖树根吃树皮，吃麦苗，吃包谷蕊，吃花生壳等，出现大量浮肿和饿死人的现象”。敌人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加上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之中。根据地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灾救灾，与自然灾害顽强搏斗，最后不仅渡过了灾荒，还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中共正是在内忧外困下，面对极端困难局势，发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斗争中”的呼号，认为“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的一半，便是胜利”。中共为之已有充分准备。
二、中共改善国共关系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为渡过抗日根据地面临的最严重困难，及时采取各种政策。最开始因条件未成熟，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根据地困难的诸多政策和措施中，国共关系因素并未纳入考虑范畴。直到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指出，最近日军向云南与浙江发起攻击，使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停，开始考虑采用“各方面的方法，使国民党军进攻边区不能成为事实”。中共要求“百倍加强内部团结”，包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不受敌人挑拨破坏。从外部思考应对之策，中共将改善国共关系纳入缓解根据地困境的解决策略。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强调尽一切可能力争将抗战坚持下去，竭力维持团结抗战局面。当毛泽东收到周恩来关于“国民党在西北布置反共军事行动，我须加强准备”的电报，除作军事准备外，即要周“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这正印证中共采取各种方法使“国民党军进攻边区”不成为事实。毛泽东对此有清晰认识：“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胡乔木回忆，此时“毛主席开始考虑改善国共关系的问题。其实，这时的国共关系还相当紧张。”在中华民族抗日关键时刻，中共从自身处境与民族大义出发，采取诸多积极举措改善国共关系。
中共改善国共关系的最重要行动，是利用1942年“七七”纪念。6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关于该“决定”的报道，以“加强国共合作加强民族团结渡过目前困难迎接将来胜利”为副标题，强调“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中共决定在“七七”纪念中表明要改善国共关系。
此外，中共尽量避免国共军事磨擦，设法改善与周围国民党军关系。中共考虑改善国共关系后，对国民党挑衅尽量持容忍方针，特别是国民党军进攻新四军第五师事。6月份，第五战区国民党军纠集大量兵力，进攻中共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与任质斌、陈少敏联名致电新四军军部并中共中央军委询问意见。中央军委要求“少树敌人，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陈毅等收到电报后，也寻求中央军委指示。当时情势严峻，五师“所有中心地区已被敌顽进占，形成了对我大包围的局面”。毛泽东指示尽量容忍。陈毅等遵照指示要求新四军第五师以“抗战团结为重；我方严守不向顽方地区活动的原则，只作自卫战”。
面对国民党军进一步挑衅与磨擦，毛泽东仍要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但国民党军继续进犯，面对李宗仁宣称“限期两个月彻底肃清我军”，中共中央致电李先念等：“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本自卫图存原则，进行武装反磨擦，但总方针仍应按六日电示（以斗争求团结）执行。”毛泽东也要正在重庆与蒋介石和谈的林彪找“张治中一谈”，要求李宗仁“停止进攻” ，尽最大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1943年1月10日，因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华中根据地“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故陈毅指示浙东今后“一切组织与工作方式，均应采取隐蔽灰色的方式进行”，甚至不用新四军番号，在“不危害我之生存条件下，一切磨擦我尽量避免。就是为生存进行自卫战时，亦有一定限度” ，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军事冲突。
中共还要求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地方勿公开宣传国民党坏处。此时任弼时再提“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因根据地面临“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故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中共正力图改善国共关系，但某些地方在宣传国民党上未加注意，以致“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故要求报刊宣传“增强党性”，使其“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国民党军进攻新四军第五师事，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衅端由国民党军挑起，拟公开宣传此事，以揭破诡计。毛泽东回复：“目前不宜公开宣传顽军罪恶，因我方正和国民党重开谈判，不宜刺激它。”出于国共和谈考虑，毛泽东再次强调，因“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要求陈毅“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使苏北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同时，毛泽东也致电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要求分局加强对报刊宣传的管理，“使不违背党的政策”。地方报刊必须服从党的政策，实即强调报刊宣传的党性。因中共正寻求改善与国民党关系，重开两党谈判，故调整宣传政策。
中共要求各部队在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尽可能给予援助和配合。1942年6月28日，因敌进攻太南，国民党庞炳勋、孙殿英部溃退，彭德怀与罗瑞卿指示太行区“抛弃前嫌共同抗日”，派“主力前往陵川、林县地区配合友军作战”。各部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抗战。1943年1月9日，因日军大举进攻大别山，华中局指示各区党委，要求“采取一切方法与争取一切可能”，主动“向各地友方党政军各方面进行接洽，以求达到关系改善”。日军“扫荡”大别山根据地后，毛泽东等要求前线部队“不可乘机取得，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当中共中央被国民党方告知敌军进犯大别山，国民党军“集结罗田以北抵抗敌人时，我新四军第五师将其由广济并黄陂两方面撤退之防地跟迹占领”，特询问“究竟情形如何？望查明电告”。中共中央严格要求前线部队协助配合国民党军队。故日军“扫荡”大别山，新四军第五师配合友军作战，连日向敌出击，获得胜利战果。诸如此类事例相当多，中共为维持抗日大局尽量妥善处理两军关系。
当然，中共改善国共关系的最直接行动，就是尝试与国民党重启谈判，且处处体现出诚意。毛泽东为更好地处理国共关系，甚至拟“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还要求周恩来“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当毛泽东预测蒋介石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时，为促成谈判解决具体问题，提出“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10月2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
12月18日，中共提出：“（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国民党当时的谈判人员张治中认为，这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但在蒋介石召集的临时军事会议上，发言人员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条款，甚至有持“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中共逐渐意识到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目前正在注视日、苏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两党和谈逐渐陷于僵局。
中国共产党这次改善国共关系的谋划，是寻求应对抗日根据地最严峻困难的外部举措，最终虽不了了之，但中共在根据地为配合改善国共关系而进行的内部调适，即强化人民利益为本的理念，赢得了人民群众更为广泛的支持，为根据地发展赢得了时间与空间，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壮大。
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影响
中共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出发，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希望改善国共关系以维持国共联合抗日大局，从而为抗日根据地建设赢得了时间和空间。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说，“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这段话颇具意味，中共改善国共关系有策略方面考虑，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即进行根据地内部调适以赢得人民支持。
因“世界战争趋向于好转”，中共预测“情形会更加复杂和艰难”，若“要克服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只有团结的意图是不够的，必须有具体而切实的办法”，包括“努力于敌后，坚持边区的建设”与“向国民党及各党派各地方”少作消极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国共关系，也需要进行内部调适，这就是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
首先，中共坚持“原有的根据地”，从物质上减轻根据地民众实际的负担。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有可能缩小，外加争取改善国共关系以及战后国共合作避免内战，只宜维持现有根据地。1942年6月21日，陈毅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因敌寇大举进攻，新四军在东南方面“收益较小”，发展应以“强调团结抗战，乘机改善国共关系乃为第一着”。毛泽东称其“所见甚是”，新四军“主力部队不应南进”。1942年7月6日，毛泽东再次明确新四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当时新四军也以此为本，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同意淮海区对马仁生部的处理”，划定“宿北为其活动区”，但“以不准南扰为条件”。因毛泽东指示，刘少奇在给新四军陈毅等的电报中，也强调“目前我党正争取在战后继续国共合作的前途，竭力避免内战的前途。因此，新四军在反攻与战后时期亦不会主动采取向长江以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苏中区提出“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苏南中共茅山地委副书记汪大铭也明确将“争取时间，保存力量，坚持原地斗争”作为总方针。新四军出于改善国共关系的考虑，以“支持现有根据地”为任务。不仅新四军，整体上中共都将维持现有根据地规模作为当时政策。
在维持现有根据地基础上，中共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部队不仅要保卫根据地，还应进行生产自给。贺龙要求部队进行生产劳动，坚守根据地，参加建设，不仅要“把边区建设好，把军队建设好”，还要能团结友军。过去有少数干部存在“打出去的思想，这必然放松我们团结友军的工作，这就违背了党中央团结友军，争取时局好转的方针”，不符合“决心争取抗战合作，战后合作”的“党的政策”。为改善国共关系，中共也需要坚守现有根据地并将之建设好，不少地方将主力部队地方化，实现和加强党的领导一元化。这为国共关系的改善打下了较好基础。中共考虑到根据地可能缩小，强调减轻根据地民众负担。毛泽东致电陈毅等，因“伴随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若扩军的总数太大，将导致“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中共中央要求“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提倡“量小而质精，更有战斗力”，以克服困难，顺利渡过难关，其实质即减轻根据地民众的经济负担。
其次，强调“克服困难，迎接胜利”，从心理上增强根据地民众胜利的信心。中共为改善国共关系，提出“战后的建国方针”，强调团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第389页。，同时为配合战后建国方针，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人民从中看到胜利曙光。此时距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五年，根据地民众难免出现悲观失望、等待侥幸、厌战等情绪和心理。如当时太行分区，五年来的“抗战由于敌人的破坏及我根据地的消耗，数年收成不好使民众负担每年增加，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生活更加艰苦”。生活条件太差，导致军民内心动摇。根据地民众“在渡过艰难的过程中，必然不可免的将增长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与发生盲目的乐观倾向”。因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部分人“可能在困难面前发生动摇分化”，也可能使部分群众“在过度疲劳后，产生悲观失望与对我不满情绪”。长期战乱带来诸多负面心理。
迎接胜利需要根据地军民克服负面心理。在此情形下，中共不断强调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属“黎明前的黑暗”，鼓舞民众“克服困难，迎接胜利”。毛泽东指出，抗战已到第五第六年，出现“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朱德指出，“从艰苦的路程中已可望见胜利的曙光”，且“一年内打败希特勒，二年内打败日寇”并非过高奢望。但前面“还有一段艰难困苦的路程，还待我们作极大的努力”，胜利需要血肉换取。聂荣臻针对晋察冀边区，要求“认清今后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有过去那样坚决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战胜黑暗，迎接光明”。罗荣桓分析了各个抗日根据地边缘和游击区的形势，认为其处“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朱德、彭德怀等总结：“一九四二年敌后斗争空前艰苦而残酷，一九四三年要更加咬紧牙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战斗到最后胜利。”中共将敌后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书写成“黎明前的黑暗”，要求努力渡过困难迎接胜利。
中共在各根据地积极宣传“明年打败日本”，提振民众胜利的信心。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强调“只要在今冬与明春打败希特勒，明年就能打败日寇。这有科学的根据，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信心。”刘伯承充分肯定“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奋斗目标，认为其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争情绪，并在中国人民心中开出“灿烂的斗争火花”。由此民众胜利信心得以增强巩固。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也指出：“我党要在两年内战胜日本人的口号使民众以及党的干部受到很大鼓舞。”在敌后根据地不断遭受日军“扫荡”“围剿”的情况下，民众终于看到胜利曙光。“明年打败日本”已成全国抗战军民的“一致信念”，且“有客观的可靠的根据”。当时中共苏中区召开“南坎会议”，传达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政治口号。385旅副旅长陈伯钧也“集合了大半个二团战士讲话，鼓励他们增强信心，准备反攻日寇”。从“口号”角度更易理解明年将打败日本赢得胜利的宣传，这主要是从精神上提振民众胜利信心。
最后，提出与宣传战后建国方针，从政治上赢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1942年中共“七七”宣言中关于新中国构想的系统表述，系中共关于抗战后和平建国方针的最早制定，此举也符合根据地民众的普遍愿望和需求。毛泽东表示，“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战后团结合作才能避免内战。朱德表示，抗战胜利后“我们也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与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世界。”中共构想战后建立民主共和国。
和平为久经战乱的百姓所急需。中共广泛宣传抗战后和平建国方针，希望根据地民众知晓中共的政治主张，提高政治觉悟，主动选择中国共产党。延安“七七”各界纪念大会营造出中共竭诚改善国共关系的图景，设计了“为建立战后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新中国而斗争”等口号。邓子恢详细阐述战后新中国“应当是独立的、统一的、和平的、民主的、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直属队干部围绕“战后应根据什么原则建立新中国”等拟定题目，讨论党中央的政治主张。冀南行署在谈及“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并说明“战后的新中国是团结的、自由的、幸福的、经济繁荣的，各党各派合作的”。中共通过各种方式使其政治主张得到广泛传播。
战后建国方针受到根据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广泛支持。庆阳有牧师说：“拥护国共进一步合作，战后新中国的建立，我更是同意共产党的主张的。”山东国民抗敌协会的张伯秋用真挚言辞，赞扬团结抗战，认为“合作共同建国”的主张“一定可以实现”。行唐县召开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大会，到会士绅、地主、名流、和尚共计40余人，会后通电称：“我们一致赞同并拥护你们的英明主张，我们愿国共两党在长期合作下团结抗战，团结建国。”滨海各县区社会各阶层均“衷心深感欣慰”，积极拥护中共英明远大之建国主张。社会各界民众均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主张。中共也深深地意识到人民对民主自由、和平建国的向往，谁能满足该愿望，谁将赢得最后胜利。
战后建国方针的提出让抗日根据地民众深刻地了解到，中共是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党，中共也因此在老百姓中树立起光辉伟大形象。“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战后新中国，要求根据地将士“始终与老百姓一起，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与自由”，这给根据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太行各界在讨论中共“七七”宣言座谈会上，有人赞赏“今天政府讲民主，让老百姓说话，一点官僚气也没有，民众都很满意。但是他们怀疑抗战胜利以后，是否还给同样自由呢。看了中共两大文献，可以说，这种自由，一直还要有的。”更有人直接称颂中共主张“告诉全国老百姓说抗战怎样就会胜利，和抗战胜利以后咱们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新中国”，皆是“为全国老百姓的幸福打算的”。中共在思想上、行动上皆是老百姓的代言人。
中共通过自身各方面的努力，不仅成功地应对了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极端困难，而且中共也在实践行动中不断成长，强化了根据地建设与民众的联系，其政治主张更符合民众利益、愿望和需求。
结语
中国共产党为摆脱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困局，采取各种对策，包括努力改善国共关系，妥善处理民族内部矛盾，维持抗日大局，以集中力量应对日军。改善国共关系，不仅立于当下，也要面向未来，某种程度上要求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进行调适，进行内部建设。中共维持原有根据地规模，建设好已有根据地，要求切实减轻根据地民众负担，提出抗战胜利时间表提振民众胜利的信心，提出战后建国方针赢得民心。这些举措都是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不仅使中共渡过难关，也树立起光辉形象。这不仅使抗日根据地成功地走出困难，也为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和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而成功应对抗日根据地的极端困难是中共成长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困难中备受考验也收获丰富的经验，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壮大起来。抗日根据地在应对困难时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使中共深得民心，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战后建国方针，思考更长远的中国未来走向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中流砥柱作用的鲜明昭示。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