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刘邦众多孩子中不起眼的一个，母亲不受宠，封地也很偏远，却在吕后清除刘氏宗亲时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是功臣集团眼中“最容易掌控”的棋子，可是在登上皇位后短短六年，就牢牢掌握了大权，汉文帝刘恒，表面上宽仁节俭，其代王后及其四子在他入长安前后相继离世——具体死因正
他是刘邦众多孩子中不起眼的一个，母亲不受宠，封地也很偏远，却在吕后清除刘氏宗亲时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是功臣集团眼中“最容易掌控”的棋子，可是在登上皇位后短短六年，就牢牢掌握了大权，汉文帝刘恒，表面上宽仁节俭，其代王后及其四子在他入长安前后相继离世——具体死因正史未明确记载，后世推测因代王后可能出自吕氏家族，在诛吕背景下身份敏感，其子女也因血缘关联难以被功臣集团接受，最终未能留存，并非刘恒暗中害死，同时削弱了诸侯的力量，展现出深沉的政治考量，这位被后人称为“三代以下第一君主”的帝王，究竟有多狡猾？他的权谋手段又有多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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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去世后，吕后掌握了权力，刘氏家族的人有的被贬低，有的甚至被处死了，在远离政治心脏的地方，有一位默默无闻的诸侯王，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名叫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位儿子，他的妈妈薄姬最初是魏王魏豹的小妾，魏豹败仗后，她进了刘邦的后宫，但始终没被皇帝看重。
据说她因为梦见一条苍龙缠绕在自己腹部，被刘邦视为吉祥之兆而宠幸，从而生下了刘恒，然而，母子俩随后就被冷落在了深宫的一角，这种边缘的生存环境反而成了他们最坚实的保护。
薄姬是个明白人，深知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太危险，于是教刘恒要低调做人，不争强好胜，即使刘邦封刘恒为代王，她也主动要求远离京城，前往条件艰苦的代地去，代国位于北方边疆，远离中原的热闹地方，因此躲过了吕后的迫害。
刘恒在代地的十五年间，并非毫无作为，而是默默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天地，他减轻赋税，鼓励种田养蚕，虽然代地不算富饶，但百姓生活安定，治理国家的方法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但他依然稳重小心，在吕后掌权的时期，任何人稍有锋芒都会引来杀身之祸，长久以来，长安的权贵们几乎把这位诸侯王忘了，吕后对刘恒的冷落，反而成了他最大的机遇。
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赵王刘如意不幸中毒身亡，淮阳王刘友在监狱里饿死，梁王刘恢被迫上吊自杀，而燕王刘建去世后，他的后代也被铲除，只有远在边疆、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代王刘恒，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吕后竟然让薄姬去代地探望儿子，这一举动在当时非常罕见，也是一种特殊的优待，这份“恩赐”其实是吕后对这对母子的完全忽视，刘恒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边缘人物，根本不值得她费心去对付。
历史的转机往往就隐藏在这些被忽略的细节里，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长安的政治局势突然发生了巨变，功臣团队和刘家亲戚一起除掉了吕氏，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由谁来坐皇帝的位子呢？
齐王刘襄是汉高祖刘邦的长孙，曾参与铲除吕氏家族的行动，但他性格刚烈，母亲家族势力庞大，这让功臣们感到担忧，害怕会出现像吕雉那样的女性再次掌握大权，淮南王刘长性情骄纵，行事跋扈，多次违背朝廷礼法。
后来，陈平、周勃等人决定选择代王刘恒，他们认为刘恒是个“温和无威胁”的人选，他们小看了这位代理君主的聪明才智，长安来的使者到了代国，说要立刘恒为皇帝，他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激动，心里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他召集了几位亲近的臣子商议，郎中令张武觉得这个计划风险很大，担心是那些功臣设下的圈套，而中尉宋昌则极力劝说他不要害怕，认为刘氏的天下已经很稳固，不必过于担心，刘恒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是先派舅舅薄昭秘密进入京城，打探情况，等确认周勃等人没有其他想法后，他才谨慎地出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到达长安之前还派宋昌去探听消息，这种小心翼翼的谨慎，让他保住了性命，也是他多年生存的本能，他明白，那些立下功劳的人希望有个顺从的皇帝，而不是一个真正掌控大权的领导人。
刘恒真的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边缘王子吗？当然不是，十五年的代王生活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困难中生存，也明白了抓住机会的重要性，从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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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刘恒的马车慢慢停了下来，他透过车窗默默地注视着两侧跪着的文武官员，周勃手握天子印信上前，请求“私下说几句”，年轻代王还未开口，一旁的宋昌便立刻大声阻止，这看似普通的礼仪之争，其实是在为未来的权力分配定下基调。
如果现在和周勃小声说话，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皇位是功臣赏给的，而不是继承自先皇的血统，宋昌的迅速行动，不仅维护了君王的尊严，还在群臣面前确立了刘恒作为刘邦正统继承人的合法身份，当天下共主可不容易，这只是个开头。
在未央宫里，刘恒遇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那就是要怎么处理已故皇帝留下的孩子们，少帝刘弘及汉惠帝其他诸子的存在，对新政权的合法性构成隐患，当时功臣集团（如周勃、陈平）与宗室（如东牟侯刘兴居）认为这些孩子并非惠帝亲生（传言为吕后以他人子冒充），血统存疑，主动提出处置，刘恒初入长安时权力尚未稳固，最终默认了这一决定，刘兴居随后领兵入宫，将少帝及其兄弟迁出并处置，让别人来做坏事，自己却不用承担坏人的名声。
更让人感到关注的是，代王后和她的四个儿子神秘地去世了，这位王妃的具体名字在历史上并没有被记载下来，不过史料中清楚地提到，她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去了四个儿子，这种异常的情况让人感到蹊跷。
现在的历史学家通过一些细微的线索推测，这位王妃可能出自吕氏家族，这样的身份会让功臣们感到不安，晚上都睡不好觉，刘恒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面临着功臣集团的潜在压力，最终未能保住这几位家人，为政权的平稳过渡付出了代价。
当窦漪房成为皇后，她的儿子刘启被定为太子后，长安城中的权力分布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他对周勃加官进爵、赏赐土地以示安抚，同时迅速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将军，统领京城南北军（负责京城防务），又让张武当郎中令，掌管皇宫宿卫。
这种做法看似平衡各方，实际上权力却悄悄转移到了皇帝手中，有功的将领在享受荣誉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核心兵权，更让人惊讶的是，刘恒每次见到周勃时都特别客气，每次朝会结束后都目送他离开，这种刻意的尊敬，让年长的官员感到开心，但在同事中间却悄悄播下了“权势过大会威胁君主”的疑虑，在这一场充满尔虞我诈的皇位争夺中，刘恒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这与他平时温和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明白何时该忍耐，何时该果断行动，也知道哪些人需要远离，哪些人可以暂时利用，长安城里的人们还在纷纷夸赞新皇帝的仁慈，可谁也没注意到，汉朝的权力格局早已悄悄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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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绛县的周勃府里，曾经担任过帝国丞相的周勃，如今整日窝在自己的宅子里，每有朝廷的使者前来，他都会穿上盔甲，手持武器，严阵以待，那个平定了吕后之乱的大功臣现在却像受惊的鸟儿一样惶惶不安，这正是刘恒所希望的结果。
刘恒在瓦解功臣集团方面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不像祖父刘邦那样大规模屠杀，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精妙的逐步削弱策略，颁布“列侯就国”令，表面上是体恤年高列侯，允许其返回封国安享晚年，实际上是削弱功臣在京城的政治影响力，使其远离权力中心，周勃被赶出长安后，这位老臣还以为自己保住了性命和爵位，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了刘恒设下的陷阱。
果然，不到一年，就有人告发周勃私自收藏武器，意图谋反，这场像闹剧一样的审问最后以释放结束，但经过这次羞辱，曾经威风凛凛的太尉变成了整天惶恐不安的普通老人，周勃就国后，刘恒因匈奴边患，注意到周勃次子周亚夫的军事才能，任命他为将军驻军细柳营，这一任命既体现了对功臣后代的任用，安抚了功臣集团情绪，又因周亚夫需凭军功立足，使其更忠于皇权，而非依附家族势力，刘恒用这种方式展现了他对人性的精准把握，对付功臣，要用温柔里带点刚硬的策略；处理诸侯王的问题，更需要智慧。
刘恒刚当上皇帝时，齐王刘襄和楚王刘交这些地方大员的权力很大，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反抗，他先是废除吕后时期对诸侯王的苛制（如削减封地、限制兵权等），赢得宗室支持；随后，以“兑现此前功臣集团对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的封赏承诺”为由，将实力最强的齐国拆分为齐、城阳、济北三国（刘章封城阳王，刘兴居封济北王，齐王仍为刘襄），表面是封赏宗室，实则通过“分国”削弱大诸侯国的实力，这种削弱诸侯权力的策略后来被贾谊全面总结，成为了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所有诸侯王中，淮南王刘长的结局最令人感叹。刘长是刘恒的最后一个弟弟，因为有皇帝哥哥的保护，他变得越来越放肆，最终竟然发动了叛乱。
刘恒审理这个案件时，动用了自己的手段，起初，他眼泪汪汪，说不忍心用刑罚，把处理权交给大臣，等到群臣商量决定处死之后，他又假装宽厚，改成流放，刘恒得知刘长在流放途中绝食身亡后，以“押送官员不察其情”为由将其严惩；但并未立即封刘长之子为侯爵，而是在数年后（文帝八年）才封刘长四子为列侯，文帝十六年又封其长子刘安为淮南王，恢复淮南国，以彰显‘仁厚’。
目标达成后，名声也好了，还顺带推行了“推恩”的雏形政策，长安街头流传着一首童谣：“一尺布，还能缝；一斗米，还能舂；兄弟二人，为何不能和睦相处？”或许，这首童谣正是刘恒最期待听到的政治宣传，刘恒实施权力集中时，总是打着仁慈和正义的旗号，他在夺回吕后夺走的诸侯领地时，还考虑到让自己的儿子们驻守在重要位置，以确保权力稳固，当他赦免那些反叛诸侯家人的时候，还把土地分给了好几个后代，诸侯们对重新获得领地感到很高兴，但中央的控制却在逐渐加强，经过多年的政治较量，刘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统治方式，他不常直接行动，而是善于布置局面，让对手不知不觉陷入困境，他不怎么采取激烈手段，却能利用规则和安排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种统治看似温和，实际上非常严格，他能够在不引起大规模骚乱的情况下，实现了自秦始皇以来难得的高度中央集权，刘恒在二十九岁那年正式掌管国家最高权力，而从他忐忑不安地踏入长安城门算起，仅仅过去了短短六年，春风又拂过长安城头，汉帝国的权力结构已经焕然一新，而这一切变化，竟然如此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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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演戏靠的是天赋，那么刘恒在这方面恐怕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修建霸陵的时候，工匠们接到的命令特别简单：能省则省，刘恒说：“一百两银子买不到一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怎么能用中等人家的财产来建造一座宫殿呢？”这个消息很快在长安城传开，成了百姓口中的美谈和佳话。
很少有人留意到，这位皇帝说话时，腰间挂着的是一枚价值连城的和田玉带钩，这位和蔼的君主背后，有着复杂的多面性，在他的朝廷里，他推行废除肉刑、减轻赋税（如“三十税一”）的政策，以仁政著称；后宫中虽宠爱慎夫人，但生活整体仍保持节俭，史载其“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并无“沉迷声色”的记载，慎夫人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这其实违背了当时的规矩，后来袁盎用“人彘的灾祸”这个故事劝说刘恒，他才勉强减少了对她的特别照顾。
这种矛盾在经济政策上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允许民间自己铸造钱币，同时奖赏宠臣邓通在铜山开采铜矿的特权，并在各地实行“三十税一”的减税政策，在打仗的事情上，刘恒的决定更加棘手，当匈奴骑兵攻破萧关，战火蔓延至甘泉时，这位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皇帝竟然决定亲自上战场，大臣们的劝说根本不起作用，最后还是薄太后亲自出面，才成功把他劝住，这次出兵想法暴露了刘恒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虽然他外表谨慎，计划周全，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刘邦那种冒险的冲动，这或许也是帝王应有的勇猛气质。
刘恒到了老年时期，对神仙鬼怪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以前的君主喜欢玩权谋，现在却完全听信术士新垣平的预言，等到新垣平伪造祥瑞、欺骗君主的骗局被揭穿，刘恒震怒，将其处死，同时恢复了此前曾一度废除的“夷三族”重刑。
他做的这个决定非常严厉，和他早年清贫简朴的生活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露出他在仁德外表之下隐藏的冷酷本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刘恒显得异常清醒，他的遗诏改变了以往皇帝去世时的盛大仪式，提倡简约的葬礼，并允许百姓在丧期结婚和饮酒，陵墓也不用使用昂贵的器物。
这份遗诏更多体现的是一位精明的君主最后的政治手腕，而不是单纯的节俭，与其让民众在悲伤中浪费资源，不如用这份“恩惠”换取他们长久的支持，果不其然，数百年后，绿林赤眉起义军经过霸陵时，都主动绕道而行，以示对这位“仁君”的尊敬。
刘恒在历史上被后人视为近乎完美的圣君，但当他长眠于霸陵地宫时，才让人们窥见了一个内心复杂、性格多面的君主形象，如果刘邦看到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恐怕也会直呼厉害，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有雄心的皇帝，一个擅长政治手腕的人。
来源：荔枝男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