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下文简称《组织法》）正式施行。在包产到户40年后，国家正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集体经济、生态文明与共同体建设研讨会综述✪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

✪ 综述整理

潘天成、严海蓉

202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下文简称《组织法》）正式施行。在包产到户40年后，国家正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组织法》这么定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法》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任：“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力量，是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重要保障”。《组织法》所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原则、职能、成员构成等，无疑会对现实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对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现实紧迫性，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学界和实践者仍然面对诸多问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哪些现实难题？集体经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还是要承担其他社会职能？乡村公共性的扩大、乡村共同体建设，应当动员哪些社会力量？党组织、社会资本、村民在集体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集体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又有怎样的联系？

带着上述问题意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携手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于2025年3月15-16日举办了“集体经济、生态文明与共同体建设”研讨会，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基层实践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有这样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受国内外因素影响，过去依靠出口加工的城市化道路已经难以为继，中国还有2亿多人没有实现非农就业，乡村的再组织化刻不容缓。

第二，以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这既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集体经济有望超越小农农业和资本化农业的局限性，重建资源的整体性，创造整体性生产力，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联动。集体经济能够盘活乡村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在地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新型集体经济的区域实践在全国各地涌现。从塘约村、烟台出发走向全国的党支部引领合作社的模式，也在芜湖、中卫等地得到了新的发展，展现了这一探索的活力与灵活性。

第四，当前集体经济的发展存在一些瓶颈。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仍然没有确切的规定和标准，各地的探索受政策变动、人事变动影响较大。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被政府部门切割，被条条框框限制，阻碍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在实践中，集体经济组织经常被窄化为经济组织，上级政府的管理也侧重于经济指标，套用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产权框架，忽视了集体经济的特殊性，也不利于共同体建设。

第五，供销社和生态社会工作应是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要素。发展集体经济需要凝聚并依靠社会合力，除了党和政府、村民、村委之外，还可以借助供销社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力量。

研讨会现场

▍中国乡村正面临发展的转折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为思考当前农村发展道路提供了背景。从国际上来看，在特朗普政府高关税等政策影响下，我国出现了制造业外流的趋势，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内就业。从国内来看，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中国占全球贸易总额基本已经触顶，进一步增长的空间缩小；居民最终消费率低；房地产供大于求，过去的高杠杆已难以为继。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旧的发展模式，即依靠出口贸易，吸收农村劳动力，进行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已经难以为继，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高梁认为，只是靠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国债补贴贫困居民，难以持久。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已经占了全世界的20%以上，很多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全世界一半以上。但是，中国还有2亿多人没有实现非农就业。未来就业估计不可能再靠进一步工业化去实现。怎样能够让就业和收入达到平衡，调节国内各阶层的关系，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课题。要应对这些新趋势可能带来的问题，应该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改变当前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情况；同时要探索新的就业增长空间。要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探索乡村发展的新道路有望发挥重要的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胡靖从发展“新型城乡关系”的角度，强调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胡靖教授指出，随着外部环境恶化与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中国城市将无法容纳更多人就业，届时将会出现“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的人群的失业问题，这一群体的规模不容小觑。胡靖认为，中国广大的县、镇、村，并不是没有资源，恰恰相反，中国乡村有着丰富的耕地、林地、草场资源，之所以没有城市发展得好，根源在于缺乏组织。过去四十年，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大特征就是重效率、重产权、轻组织，这导致中国农村出现了资源破碎化、农民原子化的问题。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重建集体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镇、村三产融合的产业组织，才能为返乡人群提供就业与生计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实现在地的产业化、城镇化，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以城带乡的格局，走向一种平等守望的城乡关系。届时，“城乡”的说法，或将被“区域”所取代。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基于自己在农区二十年的实地调研，以组织化和去组织化为主线，考察了建国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的四个阶段——组织化过程（1949-1978），去组织化过程（1979-2004），彻底的去组织化（2005-2012）和再组织化过程（2013-现在）。达林太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面临的去组织化问题。在“去组织化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人口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体制重塑了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造成了城乡割裂，乡村社会随之出现了原子化的趋势。80年代的乡村基层自治，又孕育了以村书记为中心的权力宗派势力。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的基本阶层结构形成了。中上农（村两委干部）、中农（流转他人土地并雇工的大户）、中下农（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进行生产）三个阶层构成了农业区基本的社区特征。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在“彻底的去组织化阶段”，乡村精英对权力的垄断、村民丧失主体性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渗透中，遭遇了前两个时期形成的乡村精英的集体抵制，限制了乡村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村民集体开发，而“生不增地、死不减地”的政策导向也限制了乡村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要走“再组织化”之路，应当解决这些问题。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教授陈祥军分析了牧区改革对传统牧业生产的冲击。牧区自古以来都是以氏族部落组织为基础，牧场共有、集体从事放牧，与农区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1984年推行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将农区的改革简单化地移植到牧区，四季牧场被切割为碎片，打破了这一延续千年的传统。虽然牧民基于生产经验，意识到这一改革可能带来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自救措施，比如恢复原有的基层组织“阿吾勒”、尽可能地不再划分季节牧场等，但是依然无法阻止牧区社会结构、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碎片化，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传统文化传承的中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此外，由于牧民对于传统组织方式的需要与政府管理逻辑的矛盾，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导致牧区基层治理陷入困境。陈祥军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需恢复牧民主体性，重构牧区共同体。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丹以乡村教育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中国乡村面临的困境。王丹指出，当前的乡村教育是“城市化的教育”：一方面，学校教授的都是城市化的知识，在教学中往往看到不到真实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将乡村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使得乡村教育逐步消失，导致了乡村的人口流失和空心化。王丹以樟湖生态中小学为例，说明农村教育要农村化，要朝向生态和集体的方向发展，必须在课程中增加农村、农业面向，使得教育密切结合劳动生产实际，并且回归公益属性。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教授吴重庆则认为，在今天我们讨论农村发展的时候，不应固守于空心化农村的图景，中国乡村正出现新的变化。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几个省区的交界处，往往会有一些县，与大部分县域面临人口减少的困境不同，它的常住人口正在增加。吴重庆将其称为“隙地”“狭地”和“边地”。这些县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大都是农业县，但并不是主粮产区。这些县生产水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从而吸引了许多外出打工的人返乡。因此，这些地方的留守儿童现象正逐步减少，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集体经济不仅是经济组织，更应是建设共同体的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建明从两个故事讲起，讨论了建设集体经济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重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瓦解了过去的大集体，这带来了生态危机与公共卫生问题。80年代的贵州，在生产队解体之后，由于林地的所有权变得模糊，村民争相砍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当地出现了严重的石漠化，带来的贫困问题引发中央关注。此外，大集体的解散，也使得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难以为继。周建明指出，改革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仅是经济组织，更是一个农村的共同体，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条件下按人七劳三的方式进行主要农产品分配，保障了困难家庭的生存；供养五保户。它不仅组织生产，而且还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创造公共产品，比如兴建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农村教育和公共医疗保障。事实上，集体经济对于农民提供农产品和经济收益，而且所创造的这些公共产品除了为本村庄的村民服务，也为地区服务，甚至服务于国家，比如集体经济对于维护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就有重要意义。

周建明基于自己的调研，指出当前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存在只有工程验收标准，没有耕地质量标准，造成效果差的问题。随着土地承包制的不断延期和对承包地的确权，农民对于土地的“私有”观念逐渐加重，在丘陵地区人均地少，产生“宁可抛荒，不可释业”的观念，出现抛荒现象，这又阻碍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发挥作用，浪费了国家资源，也对粮食安全造成了潜在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激活村集体的统一管理职能，由村集体来主导农业生产。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严海蓉指出，小农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即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多方面的功能，但是小农面对资源的细碎化，靠自己无力整合农业资源。资本化农业，如当前主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私人主导的专业合作社，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统筹资源的整体性，但资本化农业不仅无法维系农业的多功能性，而且与当地社会脱嵌，造成事实上村庄共同体的瓦解。

集体经济可以突破传统小农和资本化农业的各自局限，既具有资源的整体性优势，能够发展整体性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维护农业的多功能性。引用胡靖的“整体性生产力”概念，严海蓉及其团队成员以藏北高原的嘎措乡集体牧业为例，说明集体组织何以实现生产和生态的双赢：生产与生态互嵌，以生态整体性和实时特点为基础，合理安排牧业生产；通过组织分工，从整体上调度村庄内部的牧业劳动；劳动者既受益于集体发展，也维护集体，有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通过民主和监督的方式维护整体性生产力。严海蓉认为，嘎措的实践说明集体经济可以实现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原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体现。万事开头难，对于没有集体经济的地方，可以通过重建领导权，通过说服带动的方式，动员群众，来恢复资源的公共性，实现整体性生产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提出了建立“中国集体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设想。她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党和政府、民营企业、城乡集体组织这三大类主体。当前，这三大类主体中最为弱小的就是城乡集体组织，而城乡集体组织是支撑中国基层社会最重要的力量，未来几十年需要大力发展。杨团认为，中国的集体植根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源自互帮互助需要而自然形构的一个个的“小团”，这些“小团”因为环境的变迁主动或被动整合成更大的体态，成为形态各异的“群体”或“集体”。中国的“集体”尤其基层社区的城乡集体，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内部集体伦理至上，集体内部的团结一致永远超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以“个体”为本位，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形成的“共同体”，其伦理和行为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永久承载植根于农民互帮互助的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物质基础，不断构建和完善起来的。今天，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要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以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和在其之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为根。这就是中国原理。

中国的集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强加于现实的产物，而是从中国原理中生发出来的产物。杨团设想，中国未来的乡村应当建立在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之上，三产融合，城乡融合，实现“半乡半城”的“乡城”状态。而“中国集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主要涵盖城乡集体经济形态，以及支撑这种形态的组织和相关组织，包括已经进城并支持社区居委会的原村落的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村、居委会等社区自治集体，还有供销社和构成新型集体经济的各类主体等等。也就是不仅要研究集体经济的形态，更要研究承载这些经济形态的组织形态，具有组织经济学的意涵。“中国集体经济学”主要以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实践基础，也可追溯到江西瑞金、延安时代、晋冀鲁豫解放区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地区的奋斗史。还有，“中国集体经济学”应以中国独特的公私观为理论基础，纵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构建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

▍新型集体经济的区域实践

西藏自治区双湖县政协主席白玛久美介绍了西藏双湖县自2018年进行生态搬迁，同时全县推广合作社以来发生的可喜变化。合作社的存在，避免了单打独斗带来的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提高了畜户面对商家、富户时的议价权，并且提高了牧民合作抗灾的能力。此外，合作社还为初入迁入地，尚未找到稳定生计的牧民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在迁出后放弃牧业，出现大量无畜户的问题。除了经济方面，合作社还在教育、医疗方面为留在原地的牧民兜底。在潜移默化中，合作社的存在，让牧民切实体会到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的好处，有积极参与党组织活动的动力，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

双湖县嘎措乡一乡一社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培讲述了牧业集体公司的发展历程。为了解决嘎措乡只有纯牧业的问题，2014年嘎措成立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覆盖两个行政村。通过这个牧业公司，实现了嘎措合作社与外部市场的沟通。牧业公司生产销售羊皮制品，提高了羊皮的附加值，同时承接小型工程，吸纳了劳动力，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除了给村民分红以外，牧业公司还会拿出钱来慰问困难户，使得集体经济能够切实为整个社区服务，形成了凝聚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整体性地分析了全国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实践，认为目前这一实践已有星火燎原之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实践上找到了符合政策要求的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途径，在理论上回答了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个组织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定了基层干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决心。江宇研究员认为，未来要解决当前遇到集体经济的阻力，需要正确看待合作化历史，强调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并最大限度发展集体经济的合力。

某市干部介绍了该市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2016年底，随着省里推行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某市开始了集体经济的探索，经历了从“财政扶持阶段” （2016-2020年） 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阶段” （2021-2023年） 再到“规范转型发展阶段” （2024年以来） 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与脱贫攻坚的思路基本一致，通过财政专项扶持，带动集体经济发展。第二阶段，采纳贵州塘约村、烟台实践的经验，该市尝试了土地托管、反租倒包、一二三产融合的方式发展合作社，但却面临风险大、支部弱、专业性不足、操作难等问题，于是探索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方式，仅以土地入股，其他农资、农机服务全部市场化购买，简化了操作难度；村集体提取10%的公益金和公积金，剩下村民分红，既提升了集体收入，也让村民获得实际利益。第三阶段，随着政策空间的收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某干部认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处理好初心使命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不仅要看现实的现金收益，还要看它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组织部部长祁洋介绍了2022年3月至今，沙坡头区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最初推动工作时，区组织部要求基层干部阅读《塘约道路》《烟台纪事》和《走进乡村振兴》，许多村书记看完后很受振奋。通过三年的实践，沙坡头区已有139个村成立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147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达90%，实现了“村集体、村民、村干部”三增收。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将大家组织起来，带动产业发展，整合资源，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但是，未来也面临缺市场、缺人才、干部角色不明、政策“打架”、治理结构众说纷纭等问题。未来，沙坡头区将从居间服务、品牌建设和跨区域产业联盟三个方向出发，发展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

安徽省芜湖市委组织部副科长孙瑞琦介绍了芜湖市从2021年至今，关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探索，着重介绍了芜湖市探索出来的“八八模式”，即八项规范、八项坚持。其中，股权规范明确村集体持股不低于50%，村民持股不低于30%。盈余分配规范规定合作社在纯收益中提取20%用于合作社自身发展，10%作为管理人员的奖金，70%按照股份占比向成员进行分配。八项坚持指，坚持组织引领，村书记担任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坚持党员带头；坚持群众参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坚持外出实训，强化村书记的培养；坚持政策支持，农村的公益项目优先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倾斜等。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芜湖市的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

中共烟台市蓬莱区委党校基层党校工作处副主任史立丽从背景动因、具体做法、取得成效三个方面介绍了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苹果是烟台农业的重要产业之一，但却面临分田单干的农民老化、果树老化，产业竞争力弱化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应对村集体经济弱、党支部组织力弱、群众去组织化等情况，烟台开展了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的实践。烟台突出党建引领，把牢发展方向，要求“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突出群众主体，通过观摩培训的方式，让群众意识到抱团发展的优势，从而激活内生动力；突出转型升级，通过规模经营、技术革新、品牌建设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突出积极稳妥，推动提质增效。从而让基层党支部找到了干事儿的载体，召回了群众的集体意识，拓宽了村民增收的渠道。

云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杨金江基于优势视角理论，强调发展集体经济要关注乡村的优势，扬长避短。杨金江认为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践中，由于资源甄别不准确，导致发展受挫，从而影响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他认为要突破传统“农村落后论”思维，将分散的人力、土地、水域、空间、生态、文化等要素转化为可开发的优势经济资源。他从人力资源优势的“组织化重构”视角分析了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案例，从土地资源优势的“市场化重构”视角分析了大户陈家村案例，从土地、人力、森林资源优势的“系统性重构”视角分析了蒿枝坝村案例。杨金江认为：组织化是优势转化的前提，上述三个案例均通过“党建引领+合作社”模式构建新型治理结构，将分散资源纳入集体行动框架。

▍集体经济向哪个方向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基于对全国各地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的调研材料，参照国有经济和理想型合作社 （股份制合作社不是理想型合作社） ，对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总体性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孟捷将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分为政府与集体、集体与农户、集体和资本 （包括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 三个层次。孟捷通过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对比，分析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政府与集体的关系。与国有企业是国家正式授权经营不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尤其是组织部对集体的非正式授权。这种非正式授权包含多种模式，比如浙江地方党委和政府对于强村公司的监管较为宽松，而芜湖较为严格。这种非正式授权也会向新的方向发展，比如贵州的鸭池镇已经进展到镇一级的集体经济，未来集体经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还值得持续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认为，当前需要明确集体经济的概念，厘清政策话语、法律用语和理论话语中“集体经济”的不同内涵。仝志辉主张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集体村社”这个概念出发，来理解中国的集体经济，从而避免当前新型集体经济实践中的“跛足”现象，即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进程相脱节，县域的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政策短期化。“中国集体村社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并不需要追求规模越大越好，收入越高越好，而是稳健发展，追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综合目标。因此，新型集体经济的本质，应当是重建集体村社。在构建、重建集体村社的过程中，党组织应当发挥关键作用。党组织加集体土地所有制才能形成集体村社，才能发展集体经济。最后，村社内土地应当允许内部调整，增人增地、减人减地，以保持集体的组织能力。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申端锋则着重分析了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村庄从“集体”到“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在80到90年代，村委会实际上代行了“集体”的职能，因此“集体”并没有消失，恰恰是在税费改革之后，集体的权力和功能才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与此同时，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增强。2016年以来的集体产权改革扭转了这一趋势，促成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这种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管理集体资产，包括村集体自身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积累的资产，以及财政下乡后形成的资产。但是这一职能的实现却受到诸多限制，比如集体无法进行人地关系调整，甚至许多职能如建设用地指标，被行政部门肢解，限制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申端锋认为，当前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同时存在泛化和窄化的问题：一方面，让目前仍然弱小的集体承担国家治理的目标，集体不堪重负，难承其重；另一方面，上级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考核简单化为集体增收，为了账面数据，集体经济组织疲于奔命。最后，申端锋强调，如果将集体经济组织简化为分利体制，会破坏社区共同体。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产权残缺的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中国特有的集体所有制产权制度，如“三权分置”导致所有权主体模糊、使用权受限、收益权分割，最终形成与西方“公地悲剧”“私地悲剧”不同的“产权残缺悲剧”。在市场化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传统的“产权清晰论”与“市场完善论”因中国的制度特殊性而难以落地。周立提出，可以以组织治理契约为第三必要条件，通过组织化弥补产权与市场缺陷，即以组织化确权量化成员权益 （如宅基地折股） ，组织化交易整合资源并通过平台对接资本，组织化托底保障交易安全 （如村集体回购机制） 。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平认为，在已经实现工业化，且工业和城市开始向乡村投入大量资源的当下，应当以符合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标准为依据，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不应固守于价值观或某些历史记忆。杨平认为，农业资本化、技术密集化的势头不可阻挡。在这一背景下，不应对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设限，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合作经济等各种模式都可以尝试，一个合作社无论是资本领办，还是党组织领办，只要能壮大农村的规模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并对接大市场，就是可行的。

▍供销社、生态社会工作：助力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力量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管理干部学院原院长、教授杨谦认为，供销社虽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但却是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助手。杨谦首先介绍了当前中国供销社的宗旨和发展现状。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强调，供销合作社要姓农、为农、务农。杨谦认为，务农意味着供销社要从过去一般的商品流通向农业领域延伸，姓农就是合作社要成为农民的组织、农业的流通组织。供销社作为唯一一个参公单位办企业的机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的重视以及对供销社的期待。经历近几年的供销社改革，目前供销社扩大了经济体量，完善了为农服务的队伍建设和组织体系建设，并从事土地托管和社会化服务。杨谦认为，新型集体经济要发展，除了党支部领办、社会化服务之外，还需要一个能够跟外部市场对接的、稳定的市场体系。供销社作为一个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很强的贯通城乡的能力。作为合作事业组织，能够协调不同权力部门的作用。此外，供销社还能够承接政府的购买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供销社虽然是经济组织，但不以经济利益为宗旨，而是以党的政治意识为最高使命。这些特征都赋予其助力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功能。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东省政协常委侯风云进一步分析了供销社的发展历史，及其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供销合作社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供销社解决工农的生活消费问题，也配合国家工业化调配物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个体经济消失，供销社转变为国营或集体商业单位，主要任务成为为国家工业化做积累，成为国家以农补工的重要实施主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供销社的作用逐渐弱化，导致中国乡村大量小生产者面对大市场时处于弱势地位，拉大了城乡差距。侯风云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中，供销社应当扭转“无为无位”的现状，发挥明显的作用。一方面，农村应该普遍成立基层供销合作社和社区供销点；另一方面，城市社区也需要成立消费合作社，实现城乡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对接。除了农产品外，乡村还可以提供康养服务。通过供销合作大平台以及基层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对接，有助于形成全国大市场，从而实现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林芳菲介绍了新疆大学生态社会工作专业方向的教学和实践探索。生态社会工作探索社会工作与自然保护的结合方式，这种类型的社会工作与完成日常项目的常规工作不同，关注背后更广泛的问题，寻找既能处理根本问题又具备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处理人兽冲突问题上，之前常规的办法是单纯让牧民买保险，忽视了问题的根源。林芳菲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许多生态问题背后是社会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群众工作，让农牧民想象人与生态的另一种关系并付诸于行动。新疆大学之所以会建设生态社会工作方向，也是考虑毕业生未来可能会进入基层公务员系统，这段教育经历让他们对于处理生态问题及开展群众工作能够有更多的思考。

新疆山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项目负责人周环介绍了新疆山水在江布塔斯村所做的草场保护工作。这是一个位于生态保护区中的塔吉克族纯牧业村庄，面临严重的草场退化问题。2017-2019年，新疆山水通过为牧民寻找替代生计的方式，探索生态旅游、手工肥皂、刺绣等资源，减少牧民收入对于牛羊的依赖，控制牛羊养殖数量。2020-2021年，通过赋予黑肥皂以传统文化的价值，新疆山水吸引大学生志愿者进入村庄，保留、传播传统文化。2022年至今，探索集体发展道路，利用阿吾勒、传统节日等原有社会网络，发展生态旅游，并将一部分收益留在村集体，帮助困难牧民。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黄亚军介绍了团队在云南和广东从化两段探索生态种植的实践经历，这两段经历让他意识到，社工扮演组织者、宣教者（帮助农民和市民重新理解生态、生产）以及小农与市场对接的中介者三类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补位基层政府和村两委的职能。黄亚军认为，通过小范围的经济驱动来做生态是很困难的，还需要培养村民个体对于村社共同体的责任感。现实中小农生产具有不稳定性，其产品难以进入销售生态产品的大平台，这严重阻碍了小农发展生态农业。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依靠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

▍讨论环节：对集体经济的使命感

在本次会议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实践者分享了自己的思考。首先，与会者对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体性评估。杨团指出，中国集体经济组织目前仍然很弱，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其次，与会者强调集体经济组织对于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以江苏昆山市政府收回耕地，交由村集体耕种为例，说明集体经济组织对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中科院植物所教授蒋高明分享了当前工业化农业生产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以及生态农业 的简便可行和低成本优势，这将有助于应对美国低价粮的竞争。

集体经济与生态农业的结合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最后，与会者分享了作为实践者和研究者，对于集体经济的使命感。严海蓉指出，集体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世界面临新的挑战——美国退出WTO，欧洲小农破产，农民抗议频发都透露出这样的信号。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动荡的当下，集体经济为中国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实现生态文明转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重建共同体，克服社会的原子化等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

编辑 | RJX

本文为“集体经济、生态文明与共同体建设研讨会”综述。感谢下列人员参与会议记录：陈义媛、丁玲、黄也嘉、胡煌、潘天成、王祥喆、王丹、徐山泉、徐思远、姚琼斐、张译天、周琪（拼音顺序排序）。文章内容仅代表发言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