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探究显微镜影响疾病话语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显微镜中介了人对世界的意向，也中介了世界向人的呈现。前者将显微镜视为肉眼的延伸，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显微镜对视觉的相似增强这一预设。后者则跳出身体中心视角，显微镜可见方式的特异性在对世界的呈现过程中凸显出来。基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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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探究显微镜影响疾病话语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显微镜中介了人对世界的意向，也中介了世界向人的呈现。前者将显微镜视为肉眼的延伸，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显微镜对视觉的相似增强这一预设。后者则跳出身体中心视角，显微镜可见方式的特异性在对世界的呈现过程中凸显出来。基于后者，本文引入福柯的话语实践概念，提出显微镜通过规定疾病话语对象的可见方式框定了话语形成的可能性。本文认为，不同于肉眼观看，显微镜以技术图像的方式使得疾病话语对象可见，该话语对象是独立于病人身体的实体，其致病性是以技术图像之间的“是否”关系为判断标准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疾病话语要求围绕专业名词展开，精准客观地指向可见的、倾向于静态的、片断的疾病实体。本文尝试在身体、知觉层面之外打开显微镜这类技术物的媒介研究视野。

作者简介

高国菲，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一种传染性疾病，起因于空气中的硝基毒气……它首先被吸收，然后通过传染传播……它会使人的精神丧失，血液和固体部分凝结，中风和坏死，并伴有脓包、红肿和其他可怕症状，使病人走向死亡。（Jarcho，1982）

一种由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高热、毒血症、虚脱、发疹、淋巴结肿大、肺炎、或黏膜出血，通常由啮齿动物、跳蚤叮咬传播给人类。（Stedman ，2006：1503）

以上描述分别来自17世纪和现代的医学词典，乍看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实际都是鼠疫（plague）。显然，疾病话语发生了深刻变革，其核心转变在于细菌的出现。

细菌病毒这样的科学概念已是现代生活中的常识，被当作客观现实接受，很少有人对其来源产生追问。16世纪就有人提出，疾病是由体积小到看不见的生物体引起的，然而并没有引起重视（凯利，2010/2015：2）。直到19世纪，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提出细菌致病理论，医学才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而找到以及打开这扇大门的关键钥匙就是显微镜。

显微镜对疾病话语的影响似乎可以被简单地判定为发现了细菌这一新的疾病对象，但这样粗糙笼统的判断无法解释显微镜影响疾病话语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显微镜是使得细菌可见的唯一中介。在细菌通过显微镜面向人类可见的过程中，显微镜是否可能对疾病话语有更深层次的影响？如果有，如何去探究这些影响？这是本研究思考的起点。

细菌致病理论的提出是显微镜在医学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围绕这一事件展开讨论。

一

研究路径：“身体-显微镜”与“显微镜-话语”

作为人与微观世界之间的唯一中介，显微镜本该在媒介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媒介研究长期以来以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以及新媒体为研究对象，显微镜这类技术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外，直到媒介环境学派打开媒介研究的新面向。不过，显微镜在其中充其量是作为人的延伸的一个例证，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88/2003：123-124）将显微镜视为认知进化的动因，显微镜实现延伸的运作方式，是向未知领域进军的非连续的、质的飞跃。在与身体的接合中，显微镜被理所当然地预设为肉眼的延伸，这样一来，显微镜和人都被抽离于所在的情境，是抽象的、一般的，而非具体的、经验的。

同样关注身体与技术的关系，相比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64/2000：33）警句式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唐·伊德（Don Ihde）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更加细微地分析了技术对知觉的转化。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伊德从“作为身体的我”切入，根据知觉的位置和技术对知觉的转化，将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划分为四种，分别是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背景关系。伊德将显微镜此类光学仪器归为具身关系——（我—显微镜）→世界。这类透镜和光学技术将能看到的东西带到正常的身体空间和距离中，所实现的增强和放大，对于一般的视觉来说还是可见和透明的。显微镜转化了我当作是我的“真实的”或肉身的空间，改变的是距离的感觉和对视觉对象的切近性（closeness）（伊德，1990/2012：52）。

这两种研究思路都是以身体为中心，强调显微镜对肉眼在相似方向上的增强，显微镜可见方式的特异性被忽略和自然化。

与具身关系相对，诠释学关系的知觉转化强调的是“不同的方面而不是相同的方面” （伊德，1990/2012：96）。尽管伊德将显微镜归入具身关系，但如果用诠释学关系来理解显微镜，即“我→（显微镜—世界）”，把显微镜技术图像作为知觉对象，是需要解读的文本，这也是可以解释通的。伊德（1990/2012：97）写到，“诠释学关系，特别是那些应用了能实现垂直转化的技术的诠释学关系，远离了知觉的同构。显示出来的东西和这些东西是如何显示的之间是有区别的，正是这种区别能提供很多信息。”这种“区别”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但是，伊德并没有在这一路径上继续深入下去，他分析的重点是身体知觉层面人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分类。

如果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深入探讨这种“区别”，就要背离以身体知觉为中心的思路，把分析的重心放到“显示出来的东西”（对象）和“这些东西是如何显示出来的”（中介）这两者上。如果说诠释学关系图示是“我→（显微镜—世界）”，后者的图示就应该是“（世界—显微镜）→人”。前者的表述是，我通过显微镜观看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后者的表述是，世界通过显微镜向人呈现其微观面貌。这不仅是表述方式的差异，也是思维方式和视野的差异。前者对“显示出来的东西和这些东西是如何显示出来的之间的区别”的探讨要从“我”出发，以身体知觉为中心，研究问题是显微镜如何把世界转化为“我”可读的，对这种转化的分析是以诠释学关系的透明性为预设的详尽的现象学描述，描述目标是显微镜如何把不能看到的东西带入“我”的视觉领域，是收敛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关系分类，它本身的逻辑也要求是收敛的。后者对这种“区别”的探讨则是从显微镜出发，以对象呈现为中心，把显微镜呈现世界的诸般特异性和可能性都展现出来，研究问题是显微镜如何呈现世界，研究目标是显微镜对世界的呈现如何影响人的认知和实践，是发散的。两种思路的方向和终点完全不同，伊德的思路具有启发性，可以帮助理解人与技术的诸种关系可能性，但不适合本文的研究取向。

基于此，本文引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实践概念，在“身体-显微镜”路径基础上建构“显微镜—话语”路径。话语实践是一套匿名的、历史的、总是在时间与空间中被规定的规则，这套规则在既定时代和某个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语言既定的领域确定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福柯，1969/2021：139）。话语实践就是要探讨某陈述集合的形成规则，这种形成规则不是指某种陈述根据什么样的规则被建构起来，而是要问怎么会是某种陈述出现而不是其他陈述取而代之？简言之，即某种陈述集合出现的可能性条件。福柯（1969/2021：127）将陈述定义为一种功能，它是符号集合特有的存在样态，这种样态使这个符号集合与对象领域建立关系，能够给每个可能的主体规定确定的位置，能够在其他言语运用中间被定位，并能被赋予可重复的物质性。话语就是陈述集合，是由一系列陈述构成的。话语形成是一组言语运用所遵从的、一般的陈述系统。

福柯将话语形成规则的分析分为四个方向，分别是对象的形成、主体位置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策略选择的形成。其中，对象形成强调使诸对象的出现在既定时期内成为可能的那些规则的运作，需要分析便于话语对象出现的条件，即复杂的关系簇的实证条件，这些关系不是确定对象的内部构成，而是确定什么使对象出现、使对象与其他对象并列、使对象相对于其他对象进行定位，确定它的差异、它的不可化约性和需要时确定它的异质性，即确定什么使对象置于外部性的范围之中。向话语提供可以谈论的对象，抑或规定话语应该实现的关系簇，以便能够谈论这样或那样的对象，以便能够对它们进行探讨、命名、分析、归类、解释等（福柯，1969/2021：56）。本文以显微镜为起点，因此不会讨论疾病话语实践处于其中的复杂的关系簇，而是专注显微镜如何向话语提供可以谈论的对象。

世界通过显微镜向人呈现，显微镜的这一媒介功能在话语实践层面体现为显微镜规定了疾病话语对象的可见方式，进而框定了话语形成的可能性。基于此，研究问题具体化为：显微镜使得疾病话语对象可见的方式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显微镜如何影响疾病话语的形成？

本文有两个目标：经验上，阐明显微镜可见方式不同于肉眼的复杂性，以及显微镜如何影响疾病话语的形成；理论上，在惯有的身体、知觉层面之外挖掘显微镜这类技术物的媒介研究视野。

二 技术图像：显微镜下细菌可见的方式

本研究围绕19世纪的光学显微镜，将其视为一系列技术的复合体，不仅包括目镜、物镜，还有制作玻片的技术、培养皿等，是观察微观事物的一整套装置。在科学史的叙事中，受到技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显微镜经历了17世纪的崛起、18世纪的衰落和19世纪的复兴，而细菌致病理论是显微镜在19世纪复兴的标志性事件。

（一）细菌的呈现方式：独立于身体的技术图像

细菌致病理论建立在推翻自然发生说的基础上。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首先提出微小生命体理论，认为物质的变化是由微小生命体形成而非自然发生的。他发明了曲颈瓶，证明了有机体腐烂是由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生物引起。后来，在葡萄酒发酵研究中，巴斯德基本证实了发酵是由微小生命体引起的。1865年，在解决蚕丝病的过程中，巴斯德推测蚕丝病也与微小生命体相关，并加以验证，为细菌致病理论建立了基础。不过，巴斯德从未将一种微生物与疾病直接联系起来。

19世纪70年代，传染性极强的炭疽病（anthrax）严重影响了德国的畜牧业。早在1850年，法国医师卡西米尔·达韦纳（Casimir Davaine）等人就成功分离出炭疽杆菌，但尚未证明这就是造成炭疽病的元凶（Gillispie，1981：58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科赫发明了培养微生物的固体培养基划线纯培养法以及染色观察，开启了病原菌的分离、培养、鉴定的先河。1882年，在对结核杆菌的研究中，科赫初步实践了后来被称为“科赫法则”的细菌致病金标准：（1）在患病宿主中发现大量结核杆菌；（2）对牛或羊的血清进行加热灭菌，将受感染肺组织中的病原菌分离出来，在灭菌血清中培养；（3）将血清接种至4—6只豚鼠中，接种豚鼠中发现结核杆菌，感染肺结核并死亡，未接种豚鼠无恙（Koch，1882/1999：111-114）。

科赫是第一个将特定细菌与特定疾病联系起来的人。在对结核杆菌导致肺结核这一因果关系的验证过程中涉及微观观察的两个关键技术装备，分别是光学显微镜和培养皿。

首先，这些操作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在观察炭疽杆菌时，科赫使用的是Seibert显微镜（图1），它主要由目镜、物镜、载物台和反光镜组成，观察对象被制作成玻片标本置于载物台上。标本制作需要进行染色等处理步骤，最终呈现在人眼中的是经过放大变形的技术图像。图2是科赫所绘炭疽杆菌、图3是科赫所绘结核杆菌与培养皿。

技术图像这一概念来自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弗卢塞尔（1998/2022：109）提出世界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图像，一是人们创造的传统图像，二是装置创造的技术图像。传统图像是人们将看到的场景捕捉出来制造的平面，技术图像是在特殊装置的辅助下制造出来的捕捉场景的平面。技术图像又被分为需要被解读的精英技术图像和不用解读就能使用的大众技术图像（弗卢塞尔，1998/2022：118），图2、图3即需要被解读的精英技术图像。

显微镜的精英技术图像指向的话语对象——玻片中的微生物，在观察过程中首先被建构为独立于身体的个体。罗伯特·汉（Robert Han）（1995/2010：163）在《疾病与治疗》一书中认为，在现代生物医学看来，疾病的基本单位是单个实体（entity），理想状态下，所有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分为这个或那个实体，一个独立的事物。这样的疾病观念并非自明，而是源于显微镜观察的特殊操作方式。通过培养皿，研究者可以将微生物从患病宿主分离出来培养，继而制作为玻片标本置于显微镜下观察，这一过程在物质层面就预设了疾病与病人身体的分离。由此，以技术图像形式呈现的疾病对象，在话语建构中被塑造为独立于病人身体的完整个体。

（二）技术图像的真实性：作为实体的疾病

放大倍数的增加可以揭示物体中肉眼看不见的细节，我们很自然地假定它们也与对象“相同”（Hacking，1985：136）。我们已经习惯把显微镜下所见视为真实的，甚至比肉眼更真实，但实际上，显微镜技术图像的真实性确立经历了漫长的建构过程。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光学仪器的功能是通过操纵光线来形成新的图像，这些仪器可能会产生欺骗性的图像（Aulisio，2019）。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gerate Cavendish）（1668：9）认为显微镜下所呈现的并不是物体的真实本体，观察过程中的任何因素，比如光，都有可能使得观察的结果不同，那么如何分辨哪种是真实的？伽利略声称，任何人都通过我的望远镜观察物体，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观察者对观察到的事物做出相同的解释，这也不能避免那些不可知论者继续争辩说，这些明显的图像是装置本身产生的，与遥远星球上的真实物体没有任何关系（玛格纳，2002/2012：122）。这对显微镜来说也是同理，显微镜下所见是前所未有的，技术图像真实性的判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肉眼的复杂过程。

显微镜的成像水平是引发早期真实性争议的焦点。早期显微镜不仅成像水平整体较差，而且制作良莠不齐，很难形成具有一致性的观察。18世纪中期，英国科学家约翰·多伦德（John Dolland）研制出消色差透镜；到了19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阿米奇（Giovanni Battista Amici）改进消除色差的透镜系统，英国学者大卫·布儒斯特（David Brewster）提出浸没原理，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卡尔·阿贝（Ernst Karl Abbe）等改进了浸没显微镜的方法，德国科学家奥托·肖特（Otto Schott）研制出高质量的硼酸盐玻璃和磷酸盐玻璃（汪子春，田洺，易华，2009：102-103）。同时，伴随着标准化的工业生产，显微镜成像水平逐渐提高和稳定。

19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透镜技术转移到具体的观察方法上，比如观察者与显微镜和被观察对象的关系、照明、标本的制备和处理等。以稳定的成像技术为基础，显微镜成像原理得到普及。显微镜最终成为一种值得信赖和信息丰富的研究工具，并不是因为它的技术水平，而是它所处的环境，只有当人们正确理解光学仪器的工作原理时，人们才会接受光学仪器为获得新知识提供了可靠的途径（Wilson，1995：256）。19世纪对显微镜技术图像真实性的争议逐渐减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显微镜技术的提高以及相关知识原理的普及。

另外，使得人们相信显微镜技术图像真实性的另一个原因是，相信显微镜下所见的真实性并据此行动能够产生预想的效果。伊恩·哈金（Ian Hacking）（1983/2010：18-19）这样证明电子的真实性：“如果你能发射它们，那么它们就是实在的……我们理解结果，我们理解原因，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发现其他东西。”换句话说，我们不是透过显微镜看，而是用显微镜看，“用显微镜看”的背后是实践的逻辑，“透过显微镜看”则是表征的逻辑。首先，“透过显微镜看”，我们确实相信在各种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结构，我们的信心部分来源于在系统地消除像差和人为效应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其次，“用显微镜看”，我们之所以相信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可以用完全物理的方式干预它们。在“用显微镜看”的逻辑下，细菌致病的判断标准本身就指向对细菌的干预和操纵，由此得以建构起实践层面的真实性。

所以说，细菌的真实性绝非肉眼“眼见为实”那么简单，而是在“透过显微镜看”和“用显微镜看”的共同作用下，凭依显微镜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稳定、原理的普及和使用效果的可靠性，经由漫长历史过程建构起来的。由此才能说，显微镜技术图像所呈现的疾病对象是独立于病人身体的真实实体。

细菌致病理论的建构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需要解决，即确认分离于身体的实体是致病的原因。达韦纳等人虽然在1850年观察到炭疽杆菌，但直到二十多年后，科赫才证明它是造成炭疽病的元凶。

（三）细菌的致病性判定：技术图像的“是否”关系

显微镜的观看对象——玻片标本决定了其被观看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极为有限的，技术图像是趋向于静态的、非连续的片断式图像。以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为例，他的观察记录呈现典型的片断式特点，以下简要列举几个支撑其“精源论”生殖观点的关键观察片断：（1）微型动物：他观察到精液中有微小的“鳝鱼”游动，那些微小的生物长着比自己身体长五六倍的细尾巴，蜿蜒前行，就像是蛇或鳝鱼在水中游。他把精子当成生活在精液中的微型动物，尚未意识到与人类繁衍的关系。（2）血管：他称精液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数量众多的血管，并且断言，正是精液形成胚胎，女性的作用就是接受精液并提供养分。（3）精液：后来列文虎克才认识到那些微型动物的重要性，与生命产生于卵细胞的观点产生争论之后，为了验证精源论，他将一条交配完的母狗解剖，用显微镜观察到了母狗体内公狗的精液，却没有看到卵细胞。由此他草率地宣称是精液中的微型动物形成了胚胎，却没有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显微镜下，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技术图像皆为片断式的，他看到了精液中的微型动物——精子，看到了所谓精液中的血管，看到了母狗体内的精液，他以这些零散的观看片断武断地支撑动态的、整体的胚胎形成过程。

相比之下，科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判断细菌致病的方式符合显微镜技术图像片断式的逻辑特点。当通过显微镜来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致病时，无法动态地观看微生物致病的整个过程，只能以显微镜技术图像片断式的逻辑来判断该微生物是否致病，而非如何致病。所以，（1）需要在具有相同症状的每一个病例中看见相同的微生物；（2）需要在显微镜下分离出该微生物并进行培养；（3）需要将其接种于健康宿主，并在其发病后再次观察到该微生物。科赫的这一观看逻辑受其导师雅各布·亨利（Jacob Henle）影响，在炭疽杆菌致病性研究中初步显示出来，到1882年在结核杆菌研究中已经基本落实，1884年，弗里德里希·勒夫勒（Friedrich Loeffler）将这一法则理论化（Kaufmann & Schaible，2005）。

三 基于显微镜技术图像的疾病话语

（一）对疾病实体的客观表征

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中记录了细菌病毒说普及之前清人关于瘟疫病原的观念：

江北有五人南渡，其舟子素奉关帝甚虔，梦帝谕云：明晚有五人过江，莫渡之，我今书三字于汝手心，若必欲渡，等彼下船时，付之一览。舟子如其言，将手中三字捻紧。向晚果有五人趁船，舟子随将手放开一照，五人忽不见，遗竹箱一，启视，尽往江南行疫册籍，舟子至吴下，传写其手中三字：……，识者知是符谶。凡黏三字于门者，皆不染瘟疫。（余新忠，2014：106）

行文中，瘟疫具象化为“五人”，治疫之方为三字符谶。瘟疫病原究竟为何在当时是不确定的，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描述，鬼神、瘴气皆可以成为病原。换言之，瘟疫的病原、治疫的方式完全由话语规定，与话语同构。

对比本文开始列举的鼠疫话语，耶尔森菌是分离于患病宿主的疾病实体，前所未见，因此必须要形成新的话语——专业名词对其进行描述，这样形成的话语是以疾病实体为基础的表征，其背后是科学的表征主义逻辑——逻辑经验主义及与其一脉相承的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解往往局限于表征主义认识论和科学理论观——强调科学理论是对科学事实的真理性的陈述（刘大椿等，2017：409）。它信奉真理符合论，认为对疾病对象的描述有且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此外，作为观察对象的疾病实体处于一个极为有限的、有着明确边界的平面空间——玻片标本中，疾病对象以技术图像的方式展现出来，平面化的对象使观察者能够从中抽离出来，更容易产生客观性。在显微镜下，病人的身体消失，细胞、微生物从身体割裂出来，制成玻片标本，在极为有限的平面空间中展露自身，成为目视对象，病人的身体成为隐去的背景。显微镜下的疾病话语是无身体空间、无病人的。因此，其话语描述也倾向于抽离主观因素，朝着客观精准的方向发展。

（二）指向可见的片断式的疾病实体

福柯早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分析了临床医学的目视性，他列举了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对脑部损伤的不同描述。

十八世纪中期的描述是，“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肠道……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福柯，1963/2011：1）。十九世纪中期的描述是，“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福柯，1963/2011：1-2）。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描述都是针对宏观的身体空间，相较而言，后者的描述更加细致，集中于“膜”本身，包括其黏连程度、厚薄、颜色等，使人能够大体想象出它的样子。前者只描述“膜状物”像羊皮纸一样，从身体各部位排出，难以形成较为准确的想象。福柯认为这两种描述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后者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前者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福柯，1963/2011：2）。

福柯提出，19世纪的临床医学及其话语发生了科学转向。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1969/2021：212）认为临床医学开始并不是科学，因为它不符合形式标准和不会达到人们对物理学、化学甚至对生理学所能期待的严谨程度。但在19世纪的进程中，临床医学完成了科学的转向，它在生理学、化学和微生物学等完善构成的科学之间建立起明确的关系。此外，它还产生了像病理解剖学这样的话语。临床医学的科学转向在疾病话语层面体现为使用“实证科学”的语言（福柯，1969/2021：11）。

正是在19世纪，显微镜开始广泛应用于医学，这才有了细胞病理学、细菌致病理论，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疾病话语。而这种科学的疾病话语，福柯认为，论述的是目视。福柯的目视是肉眼的直接目视，但与临床医学建立关系的生理学、化学、尤其是微生物学和病理解剖学，这些给临床医学带来科学转向的学科，它们所依赖的并非肉眼的目视，而是显微镜的目视。不过，福柯并未对这一点深究。

不同于肉眼的目视，显微镜的目视方式——技术图像的生产是片断式的，因此，显微镜目视下形成的疾病话语也不仅仅停留在指向可见的世界这一层面。

下页表1选取了美国内科医生索尔·贾乔（Saul Jarcho）（1982）记录的17世纪有关发烧、死亡和癌症的疾病话语，与之对照的是现代医学中这些疾病的话语，来自在线词典The Free Dictionary。

17世纪的疾病话语主要以四体液说为依据。四体液说由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17世纪中期，受到牛顿物理学的影响，机械论哲学被引入医学理论，由此带来了一些新的观点，但体液说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这时病理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有效性普遍缺乏共识，医学知识由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组成，每一个流派都竭力寻求超越其他流派的优势。不过，尽管各种各样的理论在疾病的确切原因上经常发生争论，但基本都认为疾病是由身体的一种潜在状态引起的，认为病理是全身性的，而不是器质性或细胞性的（Jewson，1974）。

对比文章开始提到的有关鼠疫的话语。正如福柯所说，现代医学的科学话语具有一种稳定的可见性，它始终要求病因是可见的；反观17世纪的疾病话语，无论是鼠疫、发烧、癌症、还是死亡的原因，都没有突出目视性。譬如，引发鼠疫的硝基毒气并非视觉层面的描述。就发烧和癌而言，17世纪的话语将病因归结到血液中的盐和硫，这更多地是一种幻想似的类比；科学疾病话语则明确地将病因确认为显微镜下可见的细菌、病毒、细胞。就死亡的定义而言，17世纪的描述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而科学的死亡话语具有严格的定义以及可见的确定性。

在这种稳定的可见性的基础上，需要考虑到显微镜技术图像片断式的特点。以片断式技术图像呈现话语对象，意味着疾病对象被圈定为趋向于静态的、割裂的、有着明显边界的实体，所以对疾病对象的表征也必然围绕名词性话语展开，比如细菌、病毒、细胞等。反观17世纪的疾病话语，其描述倾向于动态的、整体的状态，围绕动词性话语展开，比如沸腾、停止、肿胀等。

简言之，显微镜以技术图像的方式使得疾病话语对象可见，该可见方式具有不同于肉眼的复杂性。显微镜下的疾病话语对象是独立于病人身体的实体，其致病性是以技术图像之间的“是否”关系为判断标准的。在该对象基础上形成的疾病话语要求围绕专业名词展开，精准客观地指向可见的、倾向于静态的、片断的疾病实体。

四 总结

以细菌治病理论为标志，显微镜重塑了疾病话语体系。显微镜下所见被认为是真实、独立、客观存在的疾病实体，技术被认为是透明、客观、中立的技术，医生的部分权威被转移到显微镜上，以显微镜为代表的技术的医学成为科学的医学，技术的话语成为科学的话语。相较高度依赖人的主观判断和解释的传统医学，显微镜的技术可见性被认为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是其科学性的合法性来源。本文从经验层面揭示了显微镜可见方式不同于肉眼的复杂性及其对疾病话语的影响。

就理论维度而言，本文试图在身体、知觉层面之外发掘显微镜这类非表征技术的媒介研究视野。作为人与微观世界之间的唯一中介，显微镜的媒介功能在于其特殊的可见性。在“身体—显微镜”路径下，这一可见性体现为对视觉在相似方向上的增强，作为肉眼的延伸，显微镜的可见方式被简单化、抽象化和自然化。在“显微镜—话语”路径下，这一可见性体现为规定了话语对象的可见方式和话语形成的可能性，显微镜不同于肉眼的特殊性由此凸显出来。后者并非对前者的否定或替代，而是说，显微镜的媒介研究既可以有媒介环境学派、技术现象学在身体、知觉层面的阐释，也需要有跳脱出身体逻辑的不同解读，不同路径的对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这类技术物。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5期。

本期执编/张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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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