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苏德：“发展”究竟是谁的利益？

摘要：近些年，中国将“设备＋工程＋融资”整体模式带入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光伏、风电与储能等绿色项目快速落地。这一趋势既得益于中国庞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和产能支撑，也顺应了许多国家的发展需求。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对此的解读分化明显。西方批评的焦点常在合作关系的不对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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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些年，中国将“设备＋工程＋融资”整体模式带入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光伏、风电与储能等绿色项目快速落地。这一趋势既得益于中国庞大的清洁能源投资和产能支撑，也顺应了许多国家的发展需求。然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对此的解读分化明显。西方批评的焦点常在合作关系的不对等，例如利润和关键技术多掌握在供方手中，而生态影响、移民安置、债务负担等成本却由当地社会承担。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自身的发展理念也在调整，愈发强调本地就业、技术转移与环境底线。

在第十二届IPP国际会议上，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从历史脉络切入，对“发展范式”的延续与变革提出警示。她指出，殖民时期的殖民地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宗主国利益为中心的“榨取式”逻辑，而当代部分绿色能源合作项目中，这种逻辑依然有“老瓶装新酒”的风险。真正的出路，应在于探索能够兼顾社区、国家与合作伙伴多重利益的共享模式。

牛津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尼基塔·苏德（Nikita Sud）发表演讲

*文章整理自嘉宾演讲内容，略有删减：

在讨论“发展”时，学者们常常希望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发展”是一种有计划的转变过程，将社会从A点推向B点，涉及粮食安全、教育、技术等各个领域。

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审视：第一，发展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情境下发生的？第二，它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影响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是积极还是消极？

以水电工程为例：当一个国家将水电作为发展项目时，我会关注其所处的气候变化背景，以及为何需要比煤炭和石油更为清洁的能源。同时，这样的工程可能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引发人口迁移？是否会造成生态问题（比如下游洪涝）？是否会因为迁移安置和环境影响引发政治动荡？相关的情形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包括印度。

印度企业在非洲（如肯尼亚、南非）、东南亚（印尼、越南）均有光伏与风电投资。图源：路透社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来看，“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出现在殖民时期——彼时欧洲国家在全球南方塑造了“发展”理念。这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殖民国家为何要在其殖民的土地上推动所谓的“发展”？

以英国为例，从17世纪到20世纪，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统治了大量国家。同时，英国也是最早通过议会法案推动殖民地发展的国家之一。1929年出台的《殖民地发展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殖民地经济和社会条件，实则是为了“母国”的利益。

这一范式的典型案例，就是1945年在东非坦噶尼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坦噶尼喀由国际联盟授权交由英国托管）推行的“花生计划”（Tanganyika groundnut scheme）。当时，成千上万公顷土地被开垦用于所谓科学农业，宣称的目标是“使坦噶尼喀的农业现代化”，并“让当地土著文明化”。

“花生计划”的后果是彻底失败，造成巨额财政亏损、殖民政府信誉下降，并成为殖民发展模式盲目与不可持续的经典反例。图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这一计划的背景与影响，其是由英国殖民政府与联合利华（Unilever）公司联合推动的，核心设想是在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科学化的花生种植。这背后的动因在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主妇长期面临人造黄油的短缺。因此，在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坚果研究和种植，再经由联合利华运输回英国，便能为物资匮乏背景下的英国家庭提供廉价的人造黄油。

由此可见，在这种以欧洲为“核心”、殖民地为“边缘”的发展范式下，所谓的“发展”更多体现为剥削与榨取。站在今天，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发展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它又产生在怎样的历史与制度情境之中？

当今，许多国家正在努力摆脱那种以“我们/他者”为区分的榨取式发展范式，以及将发展等同于“文明使命”的陈旧思路。普遍观点认为，作为欧洲旧殖民地的“全球南方”，正在成为反思与重塑发展模式的先锋。金砖国家（BRICS）以及“亚洲四小虎”（即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它们在制造业、出口和外资引进方面表现突出）走在前列，尝试为全球南方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然而，概念上的讨论还不足以回答问题，我们仍需回到经验层面，去观察发展在具体场域中是如何展开，又如何影响社会。

以我近年的绿色能源研究为例：全球南方的主要行动者——包括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大国——不仅在本国积极推动绿色能源项目，同时也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大规模布局。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实践究竟代表了一种怎样的发展？从表面看无疑是好事。中国和印度在绿色能源技术上取得突破，拥有大量绿色能源制造商（例如光伏太阳能板制造企业），以及庞大的产能。它们通过低价出口，将产品销往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同时还在印尼等地设立太阳能组件制造工厂，让这些国家及更广区域能够更容易地获得绿色能源技术。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项目背后的发展范式与理念时，图景就显得复杂很多。在我对一些绿色能源主要产地的研究中发现：尽管绿色技术确实形成了产能过剩，但其运行逻辑在仍延续了一些此前欧洲殖民时期发展项目中的“采掘模式”（extractivist model）的特征。

所谓“采掘”，指的是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例如开采矿产，或开采制造太阳能板所需的砂——成本与代价往往由当地社区承担，而收益则主要流向参与项目国家的精英和企业。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为满足全球对太阳能板的巨大需求，柬埔寨与印尼正面临大规模的石英砂开采。

同样，绿色能源技术高度依赖的关键矿产（如锂），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十分集中。进一步考察锂的开采项目就会发现，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幕，如今似乎正在被重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发展只能是这种单一模式。在其他合作领域，确实存在值得讨论的替代方案，例如更具伙伴关系导向的项目设计，以及真正带来“共赢”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