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图像泛滥与机器视觉日益主导的语境中，何俊杰的高空景观摄影作品以其独特的观看立场与审美实践，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谁在看？我们如何被地球观看？在他万米高空拍摄的作品中，地貌不再只是被记录的对象，而成为可感的生命体，是与摄影者发生互动的“他者”，甚至是“凝视者

前言

在当代图像泛滥与机器视觉日益主导的语境中，何俊杰的高空景观摄影作品以其独特的观看立场与审美实践，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谁在看？我们如何被地球观看？在他万米高空拍摄的作品中，地貌不再只是被记录的对象，而成为可感的生命体，是与摄影者发生互动的“他者”，甚至是“凝视者”。其代表作《神眼》所引发的回响，正是这种观看结构发生转换的标志性时刻。当摄影师在天际之上与冰川纹理不期而遇，他所捕捉到的不仅是一幅图像，更是一种存在的显现方式。

何俊杰，1960年代中期生于浙江绍兴，作为中国较早专注于民航飞机航拍的摄影家，三十多年来以独特的视角记录大地。早在1985年他便投身摄影实践，2000年后逐渐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万米高空的舷窗取景中。从普通民航客机的窗口俯瞰世界，他捕捉到无数令人惊叹的瞬间，这些影像不同于日常常见的具象风光或人文照片，更近似抽象绘画与图腾符号，每一幅都带有浓郁的东方神秘意蕴。他善于在变幻莫测的云层和地貌中提炼出独一无二的美学构思，使作品自成一体。

本文旨在通过对何俊杰艺术创作的分析，深入探讨其创作中的主题意识与图像特性，尤其聚焦于两条相辅相成的思想线索：“神眼”与“生机”。通过对其方法论、图像风格、命名系统及生命立场的分析，可以发现，与其说偏好视觉奇观的呈现，不如说何俊杰是以一种高空景观摄影的形式，在技术与人文、观看与被观看之间，构建出一种高度自觉的图像伦理与现代视觉诗学。

从工具到事件：高空景观摄影中的观看与在场

在航拍摄影随着无人机、卫星图像技术的成熟而广泛普及的今天，何俊杰坚持以民航客机舷窗为唯一的拍摄位置，这一方法论选择看似偶然，实则构成了他摄影创作的根本立场。与卫星影像所代表的“零度凝视”相比，民航舷窗不仅是高度与速度的技术载体，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摄影者的具身在场与主观判断。正是这一“人在场”的观看结构，使何俊杰的作品始终具备某种人文温度与哲学张力。

他曾在采访中强调，“真正意义上的高空摄影，必须是摄影者在当下看到、在舷窗边按下快门的结果”。这一观点确立了一种区别于自动视觉的图像生产伦理：影像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所拍摄对象的宏伟或抽象，更取决于拍摄者与对象之间是否发生了一种“真实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相机不再是遥控数据采集器，而是人类知觉的延伸；高空不仅是技术可达的高度，更是认知与感知的新维度。

因此，在审视何俊杰的创作时，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对“上帝视角“的模仿或追求，而应看到其中蕴含的反思性力量：他既借助航拍的极致高度来解构“全知全能”的视觉神话，又通过坚持“人在场”的观看方式来重构摄影者与世界的主体间性关系。在这种双重运动中，摄影重新获得了批判现实与反思自身的能力，也为在技术异化日趋严重的当下重新定义“人的观看”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民航客机一万米的巡航高度，构成了一个微妙的观看位置。它远超地面视角的局限，却又低于卫星轨道的机械冷漠，恰好落在人类日常可及的“极限高度”。从万米高空俯瞰，熟悉的地理事物彻底脱离日常尺度：巍峨山峦化为起伏线条，蜿蜒河流变成抽象脉络，广袤湖泊转为斑驳色块。在何俊杰的镜头下，河道俯瞰似大地血脉，《大地颈络》因此得名；三角洲的分流汇聚构成精妙图案，宛如生命密码的视觉呈现。

所以，高空景观摄影的革命性在于它将具象世界推向抽象边界，在陌生化的视觉震撼中，观者的想象空间得到极大释放。每一次按下快门都是对未知的探索，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不可复制的偶然性。正是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创作机制，为何俊杰的航拍作品注入了珍贵的独特性与神秘感，使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记录，转化为充满惊喜与启示的视觉事件。

图像的显现机制：“神眼”作为观看关系的隐喻

《神眼》作为何俊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不仅因其视觉结构的奇异性而广为传播，更因其图像生成过程中的偶然性与象征性，引发了观看与被观看关系的哲学思考。图像中的“眼睛”并非摄影师刻意构造，而是在冰川、光影与山谷构型的偶发结构中自然浮现。这种超越人为设计的图像生成机制，印证了宗教史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关于“圣显”（Hierophany）的经典论述：神圣并非高悬于日常世界之上的抽象观念，而是会在特定时刻通过具体的自然形态向人类显现。《神眼》的出现，正是自然物的“自我启示”，它不依赖任何超自然的干预，而在纯粹的物理过程中展现出超越性的精神品格。

更关键的是，自然之“眼”的出现，打破了摄影图像中常见的单向观看结构。当观者面对《神眼》，并非感受到自上而下的支配快感，而是一种强烈的“被注视感”。自然之眼仿佛拥有生命与意识，不再是等待人类观看的静物，而是在主动回望、向人类“提出问题”。这正呼应了本雅明对“灵光”（Aura）的定义：灵光是被摄对象显现出一种“能够回应我们的目光”的能力。这种“可识别”与“不可识别”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何俊杰摄影的美学特征。观者在图像中不断振荡于形式快感与意义指认之间，而图像本身，则维持着一种“生成中”的开放性。它既可被看作自然之象，也可被看作视觉隐喻；既是现实世界的片段，又是感知世界的诗意投影。

何俊杰在采访中曾回忆，那一刻“有种东西在看着我，我也看着它”，这正是摄影的奇迹。在技术中介下，人类依旧可以与自然发生一场真实的互看。而这种互看，不依赖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图像结构的显现机制，它在恰当的时间、空间与观看姿态中显形，并被摄影者命名、固定、传递。

《神眼》的神秘凝视在何俊杰的作品谱系中还得到了深远的回响。在那些“传统文化视角”下的航拍作品里，一套精心设计的文化编码系统清晰浮现：《玄牝之门》《演易》《天问》《道祖之揖》这些古典命名如同文化密钥，为解读现代航拍图像开启了深厚的阐释空间。该命名策略构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实验，古老哲学智慧与当代技术视野在此交汇融合。《龙脉》一作中，蜿蜒山脊与河流在万米俯视下呈现出巨龙般的磅礴形态。这一文化符号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大地能量场、风水格局及王朝兴衰的深层想象，使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实现了精妙重叠。

这种“神话—景观同构”的手法展现着何俊杰的文化自觉。他深知中华文明积淀的符号系统为阐释自然现象提供了独特语汇，同时洞察到这些古老符号只有在当代视觉经验的激活下才能重获生命力。每个标题都像投石击水，在文化记忆中激起层层涟漪。《玄牝之门》唤起老子“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的宇宙生成论；《演易》引导观者从《易经》变化哲学理解地貌形态转换。在这种多重阐释的张力中，航拍摄影超越了视觉记录功能，转化为融合哲学思辨与美学体验的文化文本。

这种策略同时带来深层思考：在全球化视觉语境中，这些深植于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能否获得跨文化的理解？作者在进行普世性文化表达，还是在强化某种文化特殊性？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展现了当代艺术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寻求平衡的真诚探索。

生态与生命：从形式之美到伦理之问

在《家园》系列中，何俊杰采取了令人震撼的视觉策略：用审美化的图像包裹生态忧虑。赤潮的绚烂、雾霾的渲染、河口的枯竭，都在高空镜头下呈现出诗性的抽象美感，却无法掩盖其背后的环境创伤。这些初看瑰丽抽象的影像，在重新命名后露出惊人真相：《温室效应》《即将消亡的湖泊》《被污染的河流》《最后的绿洲》——绚烂画面与沉重标题形成强烈反差，工业排放的天空、冰川融化的雪峰、赤潮泛滥的海岸、采矿破坏的大地，都在高空视角下转化为抽象的色彩与纹理。这种策略既是对“技术冷漠”的抵抗，也是对摄影功能的深层更新，因为影像承载的责任远超视觉愉悦，它还可以是一种公共提醒。

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呼应，这些作品呼唤一种“感知性的伦理”：只有当我人类以身体感受自然的呼吸、纹理、伤口，才会在感性层面产生真正的环保动机。这种从美学通往伦理的路径，也是当代摄影在面对图像滥用与视觉异化时所需的一种内在调节。

除了“神性意蕴”，何俊杰作品中更为深沉而持续的，是对生命与生态的凝视。他以高度凝视地球，不是为了俯视的快感，而是为了审视与关照。何俊杰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生命隐喻，比如将地貌形态比拟为胚胎、血管、器官，体现了他对“万物有灵”这一东方哲学观念的现代演绎。这一视角不禁让人想到当代哲学中关于“生命”的概念阐释。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曾提出对“生命”更广义的理解：生命并非局限于有机个体，而是一种贯穿于整个物质世界的内在活力。德勒兹区分了大写的“生命”（La Vie）与具体的有机生命，他认为大写的生命是一种内在生产和创造的过程，在逻辑上不断反现实化（去实体化）自身，从而超越具体有机体的界限。他更谈到物质中存在着“无机生命”，生命力渗透于无机物的存在方式之中，使得金属、岩石、水流等非生物也展现出某种生命的征象。用他的话来说：“金属既不是事物，也不是有机体，而是无器官的身体。”也就是说，自然界的材料本身蕴含着生命般的潜能和活力，只是以不同于有机生物的方式在运行。在德勒兹的生命哲学中，生命不再被视作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灵魂或原则，而被视为一种内在于物质之中的生成力量，一股不断自我演化和改造的力。这种思想与中国古代“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谋而合：即万事万物皆具生机，山川草木以至飞鸟走石，都被看作生命网络的一部分。

在何俊杰的高空凝视下，大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生命特征。河流湖泊宛如血脉经络，源源不断地滋润着广袤的陆地肌体。火山熔岩的喷发更像是地球内部剧烈的心跳，每一次迸发都传递着星球深处的生命律动。那些被他命名为“胎息”的地质景观，仿佛正在孕育着某种超越人类想象的新生命形态。

从《天胎》的神秘孕育，到《地母》的慈爱包容，再到《硕果》的丰盈成熟，何俊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叙事。这些作品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然创造力的由衷赞叹，更传递出人类面对生命奥秘时的敬畏与希冀。通过这种“泛生命论”的视觉实践，何俊杰将大地重新塑造为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她既拥有壮美的外表，又承载着脆弱的内心；既慷慨地赋予万物生机，又默默承受着万物加诸的重负。这种双重性格恰恰提醒我们：面对这样的“地母”，人类理应保持谦卑与敬爱。

于是，何俊杰的航拍艺术在此传递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哲学境界。这种境界超越了对自然旺盛生命力的简单歌颂，而是将对永续发展的深层思考融入其中。当摄影的审美功能与伦理责任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完美融合时，艺术便获得了透视现实世界脆弱性与希望并存的独特能力。

通过对生态与生命主题的深入探索，何俊杰的摄影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理论意义的“关照”美学：一方面是视觉上的关照，以人文眼光俯察大地，从更高处审视人类的家园；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关照，通过影像理解世界，关怀自然万物与人类未来。

结语：让影像成为世界的互看之窗

在这个被影像洪流淹没的时代，人类面临的困境并非照片的匮乏，而是“看”的诚意与深度的缺失。当视觉消费主义将图像降格为快餐式的感官刺激，当算法推荐让观看变得越来越被动和同质化时，何俊杰的摄影实践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图像绝非世界的单向镜面，而应成为人与世界之间的双向回路。

在这个回路中，观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视觉支配，不再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冷漠凝视，而转化为一种平等的精神相遇、一次深层的情感共鸣。摄影也因此摆脱了纯粹的记录功能，超越了取证式的机械复制，而升华为一种让隐藏真相得以显现的媒介。

《神眼》的深层意义恰恰在此：它的价值并非源于形似眼睛的视觉巧合，而在于它成功召唤出一种全新的观看伦理——让世界看回我们。这种伦理颠覆了传统的主客关系，确立了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的互动性和平等性。在这种新的伦理框架中，自然不再是人类凝视的被动对象，而获得了“回望”的主体性；摄影师也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之眼”的操控者，而成为促成互看关系的谦逊媒介。

当代摄影在经历了技术革命的狂欢、图像泛滥的麻木、视觉奇观的审美疲劳之后，艺术创作迫切需要重新寻找的精神原点。当我们追问“摄影如何将艺术实践转化为原创性的理论”时，何俊杰的整个创作历程就是一个鲜活的范例。他用万米高空的独特视角重新定义了风景摄影的边界，用“在场”的观看哲学回应了技术异化的时代焦虑，用东方美学的文化编码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表达探索了新的可能性。他的作品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图像如何泛滥，摄影的核心价值依然在于它能够促成人与世界的真诚对话。而这种对话的质量，最终取决于人类是否还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对美的敏感性，以及对真理的渴求。

作者：马彦卿、肖文迪

责编：勾晓庆

来源：文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