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茅盾先生笔下的白杨树，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白杨，而是一种精神图腾的具象化。在黄土高原单调的背景上，那些"笔直的干，笔直的枝"的白杨树，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姿态挺立着，成为茅盾人格理想的投射。

茅盾先生笔下的白杨树，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白杨，而是一种精神图腾的具象化。在黄土高原单调的背景上，那些"笔直的干，笔直的枝"的白杨树，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姿态挺立着，成为茅盾人格理想的投射。

《白杨礼赞》表面上是一篇咏物散文，内里却是一曲知识分子风骨的颂歌。茅盾通过对白杨树的礼赞，勾勒出他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轮廓——那是一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挺拔，在压迫下仍不屈服的精神姿态。

白杨树的形象首先以其对抗性姿态引人注目。茅盾刻意强调白杨树与环境的对立关系："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的黄土高原是单调压抑的，而白杨树却"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景观描写，而是茅盾对知识分子处境的隐喻。

1941年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沦陷区的文化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茅盾本人从上海到香港，再到重庆，辗转流离，却始终保持着创作的热情与批判的锋芒。白杨树"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特性，恰是茅盾对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应有姿态的期待——环境越是恶劣，越需要保持精神的直立。

茅盾对白杨树的描写极富层次感，从外形到神韵，逐步深入其精神内核。他先写白杨"笔直"的物理形态，继而写它"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动态形象，最后升华到"伟岸，正直，朴质，严肃"的精神品格。这种由表及里的描写方式，反映了茅盾对"风骨"的理解——真正的风骨不仅是外在的刚直，更是内在的坚韧与操守。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特意将白杨与"贵族化的楠木"对比，暗示风骨并非外在的华丽装饰，而是植根于大地的朴素力量。这种平民化的风骨观，与茅盾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一脉相承，他认为真正的精神高贵不属于养尊处优者，而属于那些与苦难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白杨礼赞》的语言质地本身就体现着一种风骨美学。茅盾摒弃了柔媚婉约的文风，选择了简洁有力的短句和排比结构："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这些句子如斧凿刀刻，棱角分明，与白杨树的形象形成互文关系。

尤其当茅盾直抒胸臆："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时，其语言的直白坦荡与所赞美的精神品质达到了高度统一。这种文风与人格的契合，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所推崇的"文如其人"的境界。

从文学史脉络看，《白杨礼赞》的风骨书写延续并革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绵延不绝的风骨谱系。

茅盾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传统风骨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赋予其集体主义的维度。白杨树不仅象征个体的气节，更象征整个民族的抗争精神。这种将个人风骨融入民族大义的取向，体现了茅盾作为左翼文人的思想特质，也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创造性转化。

《白杨礼赞》创作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茅盾刚从新疆脱险不久。新疆军阀盛世才曾试图拉拢他，但发现茅盾不愿成为其政治工具后，便暗中施压。茅盾最终设计离开新疆，经兰州抵达西安，再辗转至延安。

这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思考。《白杨礼赞》中"不折不挠"的白杨形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茅盾对自身经历的隐喻性表达。在散文中，他借赞美白杨，实则表明自己及同类知识分子的立场：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都将保持精神的独立与正直。这种将个人体验升华为普遍精神象征的能力，正是茅盾文学魅力的重要来源。

茅盾在《白杨礼赞》中建构的风骨美学，对当代社会仍具启示意义。在一个价值多元、诱惑繁多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常陷于模糊。商业化浪潮中的迎合媚俗，权力面前的曲学阿世，流量经济下的哗众取宠，都在考验着当代文化人的精神定力。

茅盾笔下的白杨树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品格不在于一时的声名显赫，而在于能否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内在的"笔直"。这种风骨不是固执的傲慢，而是基于文化信念的坚守；不是脱离现实的清高，而是扎根大地的担当。

重读《白杨礼赞》，那些黄土高原上的白杨树依然挺立在我们精神的地平线上。茅盾通过这篇散文，不仅留下了对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写照，更树立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知识分子人格典范。在当下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我们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温这种风骨传统——不是简单地模仿那种对抗姿态，而是汲取其精神内核：在认识世界复杂性的基础上，依然保持文化的定力与批判的勇气。正如白杨树的挺拔不在于无视风雪，而在于与风雪共处中的自我持守，当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也应当是在理解时代复杂性前提下的清醒与坚守。

来源：紫荷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