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寿宁县犀溪镇，南山下村，石头岗红军洞。这片土地在1935年见证了闽东特委和苏区办事处的秘密运作。没谁会怀疑这里曾承载过一些历史节点，它安静无言，仿佛只是村民每日路过的泥土。但历史深处，总有几件事情让人心里头拐不过弯。文献、纪念碑、遇到的每一句口述，都让人捏一把

寿宁县犀溪镇，南山下村，石头岗红军洞。这片土地在1935年见证了闽东特委和苏区办事处的秘密运作。没谁会怀疑这里曾承载过一些历史节点，它安静无言，仿佛只是村民每日路过的泥土。但历史深处，总有几件事情让人心里头拐不过弯。文献、纪念碑、遇到的每一句口述，都让人捏一把汗。到底是什么样的真实才配得上被传承？！

闽东党史的研究，这几年可谓是时而安静，时而沸腾。像最近宁德市里政府强调文物普查，寿宁县也跟着搞红色文化遗存，名单一亮出来，发现某处“中共寿宁县委成立旧址”，居然申报在大安乡炭岔头村。不少老党史工作者看了直皱眉。因为，查阅早期特委材料和一大堆领导人信件，这个地名简直突然冒出来，没人料到党组织落脚原来是在这里？

范式人的回忆书信，是个不能轻易错过的坐标。闽东特委成立于1935年8月，在柘洋楮坪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敲定，福寿中心县委那会儿风头正劲，辖区主要是岗垅一带。离炭岔头村十万八千里不夸张。一切证据都不能说明炭岔头有重要党史地位。但县里却偏偏把它列上表。怎么回事？

大多史料追根溯源，发现一份名叫《王陶生同志介绍闽东革命斗争情况》的材料。1958年8月9号打的，福安地委党史资料办公室印发。王陶生1931年入党，做过柘洋和寿泰一带的基层领导。这份材料具体说到：“我从柘荣回到寿宁时，已是十二月底了。在大安炭岔头参加了特委扩大会议……”细看原文，五十多人参会，列举了叶飞、范式人等名头，有板有眼。然而此事与其它史料大多对不上。

那年王陶生遭警卫员叛变，被打昏丢进河里，资料说事后曾脱党。后来有没有归队，笔者暂时查不到准信。就算他记得住那场会议，脑震荡后有没有漏掉什么，谁说得清？有种凌乱感，细思极恐！

首先时间对不上。《王陶生同志介绍》里自己讲1934年12月回寿宁参加特委“扩大会议”。特委正式成立是1935年8月，柘洋楮坪会议敲定的。1934年闽东还只是临时特委，这一笔自己写得挺玄又不靠谱。到底谁的记忆掉线了？

参会人员名单也怪异。临时特委委员没几个去得了，像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藩他们，都没有出席痕迹。范式人在那时还不是临时特委委员，也只是派到独立师当特派员。硬把“特委扩大会”塞进会议，显然很难自圆其说。那几年其实是国民党全力进剿游击区最凶的阶段，各路队伍都在打仗，兵荒马乱，根本没条件集中开这么大的会。历史记录也没这样写。

组织关系混乱得让人皱眉。王陶生称自己那时领导“寿泰中心县委”，又给谢作霖安排福寿县委书记，还把寿宁和阔坵、奖禄归属松政庆建领导。仔细一看，福寿中心县委的原有设置被掀翻，他笔下的组织结构没有别处资料做匹配。是不是纯记忆混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有种说法，“后历史”学派不挑真伪，只管把对方记错的东西拼贴填补，有的材料甚至直接后加工，按着范式人等更权威证词整理，但虚构得也很隐蔽。于是，炭岔头村成了寿宁县委成立的史据源头。理由其实就是一条：“一定要证明这里有重要会议”。可这只是意愿，不是证据。

王陶生的材料，在后来的《寿宁地方革命史》里被改过。时间调成1935年8月，地点不变，说是叶飞和范式人率独立师二纵队、师部特务连二百人，在炭岔头开会成立寿宁县委，任命韦芝祥书记。参会领导只保留叶飞和范式人，人数从五十多到二百多，显得正规又气派。会议的名字也不叫“特委扩大会”了，省去主题，以防被查出太多缺席。但细节却无法自洽。

这种修改，是典型的“加减乘除”。领导人删减，只要主角有气势；参会队伍放大，显得场面硬核；会议主题模糊，省得让人怀疑；组织机构被理顺，去掉多余区委，保留地方特色。不明所以，只能说是“合理化”，很多虚假的内容被舍去，唯独对炭岔头的偏爱不能松口。

后面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宁德一卷的党史居然引用了这种错误，把寿宁县委成立地点也扔到炭岔头。还把王陶生写成寿泰县委首任书记，缪红继反变“继任者”。顺序倒置，逻辑混乱，范式人“亲身回忆”居然没让编者认真对照。到底是什么原因？

范式人的回忆是现存最权威的当事人证词。他亲自写明，1935年8月特委召开会议，决定各县委设置。福寿中心县委下辖寿泰、寿宁、寿景庆三个县委，岂有炭岔头之名。寿泰县委书记是缪红继，后牺牲再由王陶生接任。从没见他提到炭岔头，只说冈垅是主要地区。真要让叶飞、范式人带二百红军绕山百里专程去炭岔头，只为成立县委，这种战时工作法谁能信？

1935年炭岔头地理归属，说白了就是松政庆中心县委和福寿中心县委的分界点。历史记录未见这里有党和游击队活动痕迹，更没有理由作为县委设立点。既然如此，硬要把主要工作地区从东边岗垅移到西乡炭岔头，也不合理。是不是只是地方创作意愿太强？

有意思的是，早期党史资料，像《寿宁党斗争历史概况·1930-1949》，范式人回忆出来前，本段历史几乎是空白。要不是闽浙边临时省委1936年初下达肃清AB团命令，韦芝祥近半年后被错杀，寿宁县委历史存在感微乎其微。只是被临时中心县委所覆盖，从此再无提及。

是不是必须要记住炭岔头？毫无理由。笔者倒觉得，把寿宁县委安置在西区炭岔头，是对史实的一种执念。对“后历史”改写方式，说不上赞同。历史本该尊重当事人声音和可靠文献，不该光凭“意愿”强设场景。

不过人心其实是模糊的。县里报送项目，也有可能想让炭岔头旧址提升红色遗产价值。不少村民已经推倒了遗址旧碑，想要加建一座更大的纪念碑。是升级还是拆除？各方争论不休。历史研究，有时候就是在这模糊地带来回拉扯。

范式人同志关于王陶生的态度，也值得单独说几句。1983年3月与寿宁县党史办王道亨和王宜新的访谈，他讲到王陶生早年在柘荣、寿宁、泰顺一带做地方工作，对泰顺地熟悉，进取心强。但回忆材料里时间有混乱，有些说法不可信。甚至有些事情是瞎讲。比如自称1931年就是闽东特委委员，未担任过福寿中心县委书记，这些在别的证词都没出现。

范式人还明确指出，福寿中心县委书记原本是占嫩弟，后来被肃反杀害。谢作霖接任，是叶飞从福鼎带来的人选。1935年下半年，寿泰县委书记是缪洪骥，寿宁县委书记是韦芝祥。缪洪骥1937年牺牲，韦芝祥被错杀。霞鼎泰县委则管辖柘荣、沙坑、泰顺，有谢姓书记，王陶生也有参与。这些关键组织变动，是范式人自己亲历的。

之后的两段书信里，范式人还批评王陶生的回忆“光拉别人姓名抬高自己”，历史年代都被混乱颠倒。甚至直接劝党史办不要随便用这些人的个人回忆。“不然不仅对不起党的历史，更对不起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这种话说得非常严厉了！甚至还有一篇给郭野丁的信，反复告诫浙南宁德党史办，千万不能放任虚构材料流进正史。感情是真挚，立场也够利索。

矛盾之处在于，地方的申报工作，有时无视这些证词，只想到保留红色资源，打造炭岔头—党史纪念地，哪管到底是不是原址。笔者一时觉得，炭岔头有可能在某场会议里只是红军夜宿、路过，但真正成立县委的决策或许根本不在那里。不过又有可能确实有那么一场小型扩大会议，只是级别和性质被后人夸大了？这些细节，档案里总有盲点。你有你的证词，我有我的理由。

这种“后历史”的混合写法，偶尔让真相变得越描越假，最后竟然连之前未曾出现的组织架构也被生生拼出来。《寿宁地方革命史》里“寿宁县委下辖含溪、阔坵、奖禄三个区委”，太像手术后缝合的拼装版本。否定也不是，说它有参考价值也不尽然。真真假假，混在一起，难免有瑕疵。

事实上，不少党史工作者早已意识到这种问题存在。范式人那几句警告其实也早就递交到宁德地委党史办和各县领导。可是，谁还会去翻这几份信件？也许没人，历史总会被新的叙述淹没。

如果仔细回看全局，闽东党史最核心的依据仍然是领导同志的书信回忆和党内档案。其它资料、后加工的回忆、村民口述，都只能打辅助。一个组织的成立、迁移，关键在于它和群众共同成长的过程。红军洞、南山下村、炭岔头，哪一个不是当年革命者血肉构筑的信仰交点？可惜，真正的地点和细节有时难以考证，后人才只能凭还未消散的史料猜测。

不得不说，炭岔头村旧址是否该加建新的纪念碑，是文物部门和党史办公室的事情。真正让人关心的是，党史究竟该如何对待那些被证明过虚假的说法。不是谁都愿意把史实冷藏，少有人能把“黑盒子”深埋。就算藏起来，还是会“走光”，总有人忍不住挖掘。

历史的真实感，最终依赖的是第一手材料和可信的见证人。从范式人到叶飞再到失落的地名，这些碎片揉在一起，才提出了“红军到底在哪里成立了寿宁县委？”这个问题。太多人想把答案说死，其实只有少数人知道其中的纠结和不完美。要是下次县里要做新的申报，有谁会再去问范式人那几句不太客气的批评呢？赶不上了吧。真实和虚构，一张红纸，一块石碑，最后都归于沉默。

实际这一段党史，无论炭岔头是不是合理成立地，闽东革命者和群众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用身体和心灵，为后人留下无法磨灭的历史痕迹。纪念也好，怀疑也罢，最要紧的是别让虚假的东西和有力证词混在一起，哪怕矛盾横生，也应该把它们都展示出来，让每个看的人自有判断。

来源：兜兜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