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仓促的，我归来了，正如我去时的仓促。惝恍的，我仿佛将什么遗落了——遗落在那个叫麻城的地方。遗落在那个地方的大山里。我知道遗落的不是一样什么东西，而是我的心魂。我便觉得归来的，只是我的一部分。我知道一切感受都将过去，就好像我不曾感受过。然而即使它过去了，我想，我

仓促的，我归来了，正如我去时的仓促。惝恍的，我仿佛将什么遗落了——遗落在那个叫麻城的地方。遗落在那个地方的大山里。我知道遗落的不是一样什么东西，而是我的心魂。我便觉得归来的，只是我的一部分。我知道一切感受都将过去，就好像我不曾感受过。然而即使它过去了，我想，我也不会再是从前的我了。起码少了一点儿大都市人的矫情了。

完全是偶然的，我和我的十几位作家朋友关心起麻城那个地方来，关心起那里的一位山区小学教师来，他的名字叫胡大清。他所教的孩子都是穷困的山民们的孩子，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举办的新年联欢会上。当节目主持人请他说几句话时，他讷讷地竟一句也没说出来，他是那么局促，那么诚惶，似乎与周围的欢娱格格不入。他穿着一件半新的“涤卡”中山装，而那可能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的样子似乎来到了异国他乡。欢娱有时是需要金钱来营造的。他的样子立刻使人明白他来自偏远而穷困的地方，而那地方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生活着我们一部分中国人。

瞬间我觉得中国缩小了。这要首先感谢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的领导者和工作人员。除了胡大清，他们还请了另外三位普通劳动者——一位清洁工、两位地矿工作者父子。也许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普通，已经获得了某种荣誉。比如胡大清已经是国家级优秀教师，尽管是一位小学老师。但节目主持人在介绍他们时，似乎有意“忽略”了这一点，只介绍他们的事迹。因而在那些欣赏节目的人们和嘉宾中，他们的与众不同便格外地突出了。晚会的气氛在那一时刻也便显得格外庄重。并且，融入了一种真诚，和一种对普通劳动者的特殊的敬意。

这一点感动了作家们，于是他们——四位普通劳动者的事迹，也感动了作家们，使作家们的心灵肃然起敬。

在电视屏幕上，那一切只不过是几分钟之内的事，摄像机的镜头早已不再对准他们了，我家中的电话铃却频频开始响起。

“晓声，看过刚才《经济半小时》的晚会节目了吗？”“晓声，注意到那个山区小学教师了吗？”“晓声，当介绍那两位地矿工作者父子时，我眼眶湿了。”我相信，因为我自己当时眼眶也湿了。当父子相聚在北京时，长期的离别使父亲不能从人群中认出儿子，也使儿子不能从人群中认出父亲。到火车站接父亲的儿子，只好求助于广播。有时，生活本身的真实，远比作家构思的情节更令人动心，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与人民的心相通的，真正的作家的灵魂之中永远保留着人民的位置。“人民”二字对真正的作家从来不是抽象的名词或概念。这一点事实不由他们的笔是否只写人民来判定，而由他们的情感幅度来证实。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的笔为识字的人尤其为有阅读习惯的人们而创作，他们却用心去关注那些可能不识字的在贫穷的泥淖中匍爬的人们。也许有人轻蔑这种情愫，说这不过是同情。但如果没有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没有了一些人希望能为另一些人做些什么的冲动，那么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为自己做什么的冲动。而世界真到了这种地步，是连仁慈的上帝也会产生厌恶的。

于是便有四册签上了十几位作家的名册送到了中央电视台。在他们签名后面是为四位普通劳动者所作的小诗。而每一首小诗，都是作家们在电话中一人一两句组成的。当然都谈不上是最好的诗，但却是一种最真的情感。给胡大清老师的诗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一切有孩子的地方，

就应该有学校。

在一切有学校的地方，

便会有教育的诗篇。

你的小船你的双桨，

荡起你如歌的行板。

结尾是这样写的：

为你，为你那所破败的学校，

和你那些贫穷山民的孩子，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虔诚地想……

这最后一句，和开头一句，究竟出自哪两位作家之口，连整理记录的我，也记不清了，他们为胡大清老师筹集了一千元钱。《经济半小时》的主持人敬一丹同志要去采访胡大清老师，我和铁凝应邀陪同前往。临行，十几位作家嘱托我们——你们去看看也好，或许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这些作家是：李国文、陆文夫、蒋子龙、从维熙、谌容、张洁、叶楠、刘心武、张抗抗、张弦、陈丹晨、冯立三等。

我和铁凝十分看重友人们的这份真情实感，于是我们代表他们去了。如今我们回来了，那感受真是太多。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至今仍纠缠着我们一部分人民的另一种现实——穷困，而它与日益繁华的大都市相映照，更加显得咄咄逼人。

湖北省麻城市地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缘交界，是全国三十几个至今尚未脱贫的地县之一，也是著名的老区之一。邓小平曾在那里生活过，李先念曾在那里领导过农民武装队伍，大将王树声、我军著名将军秦基伟、陈再道、许世友都是麻城地区人。据说，在最初的人民军队中，每十人中，就有两个麻城人。麻城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三十万优秀儿女的生命。

革命在最穷困的地区发生这当然是革命的规律。可是为什么革命的老区，在解放四十年之后，往往仍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穷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家徒四壁。我们体会到了为什么一元钱在那里的人民看来仍是需要掂量着花的钱，我们看到了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握在一双双脏乎乎的小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还在继续使用，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带的菜是用淡盐水腌的葱叶，我们看到了营养不良的孩子们的瘦小身躯，与大都市的同龄的孩子们相比，他们看上去至少小三岁。当大都市的孩子们不吃肉吃腻了肉的今天，他们非到过年过节是很难吃上肉的。他们没吃过“紫雪糕”。我们今天在孩子过生日时，可能随手给孩子五元钱或十元钱！而那里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也许仅仅因为拿不出五元钱或十元钱，孩子不得不弃学……

而县里的同志告诉我们，在全国三十几个尚未脱贫的地县，这个县不是最穷的，甚至可以说是中等经济水准的。我们去的地方，也非这个县最穷的地方，可以说是中等水准的。而县里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是极其重视教育事业的。他们已拿出全县三分之一的经费兴办教育事业。

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感受到了这一点。“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宁肯自己苦几年，不让孩子当文盲！”“不嫁文盲夫，不娶文盲妻。”书写在沿路山石和村中宅墙上的标语，使人思想震颤。有些父母为了供一个孩子读书，那真可以说是全家人跟穷困拼了！但我们并不是教育工作检查团。我和铁凝，不过是受电视台邀请，又受作家朋友们之委托，为传递一种虔诚的情感而来。电视台的敬一丹同志，不过是为对胡大清老师跟踪采访而来。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一脚踏入了我们共和国的另一种现实。尽管我们曾想到我们是去一个穷困的地方，但看到的情形还是使我们默默流泪不止。

如今我虽又坐在自己的家里伏案写作，可确有魂系麻城之感。由麻城而想到了一切老区人民，以及全国三十几个至今尚未脱贫，也就是说在温饱线以下的地县的人民。

我想铁凝该也是如此，我想敬一丹同样如此。麻城人想尽了办法，却并未能代我们买到卧铺票，但为我们搞到了一张卧铺票的条子。然而上了车后补卧铺票的人太多了，望着那些在子夜后显得疲惫的人们，尤其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我们都不再觉得唯自己是最应该得一张卧铺票的人了，我们默默就地躺了下去。我们竟都那么睡得很实。

我们自身仅仅少了一点儿矫情是不够的，我们仅仅怀有某种感情也是不够的。我们究竟还能为那些咄咄逼人的穷困所纠缠的人们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路都在想，所幸我们想出了一些值得我们花些精力尝试去发起去做的事情。

哪怕仅仅能使某一穷困的地方某一所小学的状况有所改观，这便是我们的一点儿自慰了。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