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又在玩火：七成业务外包，食堂用的竟是监狱供应商

摘要：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企业化、公立大学资金缩减，以及将学生变为顾客、将教职员工变为朝不保夕的合同工等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已有诸多论述。然而，鲜有人探讨大学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机构，其存在本身正如何走向终结。现代校园不再是一个由行政人员、学生、学者和教职员工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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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企业化、公立大学资金缩减，以及将学生变为顾客、将教职员工变为朝不保夕的合同工等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已有诸多论述。然而，鲜有人探讨大学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机构，其存在本身正如何走向终结。现代校园不再是一个由行政人员、学生、学者和教职员工在统一组织下构成的共同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外包劳动力和私人合同拼凑而成的集合体，许多最基本的运营都已交由企业供应商负责。

曾几何时，书店和食堂都由大学内部直接管理和运营。如今，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和福莱特（Follett）等连锁品牌接管了许多校园书店，将公立院校变成了人流密集的大型购物广场。餐饮服务则由阿拉玛克（Aramark）和索迪斯（Sodexo）等公司运营，全然不顾学生对其与“监狱-工业复合体”存在关联的抗议。财务和档案管理服务曾是校园内部事务，后来也外包给了埃卢西恩（Ellucian）、甲骨文（Oracle）、Workday和思爱普（SAP）等公司。就连过去由教授、顾问和同伴负责的学生成长辅导工作，现在也通过评估和客户关系管理（CRM）平台进行。这些平台通常是企业工具的改版，其初衷是用于追踪销售渠道。我们只需看看赛富时（Salesforce）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轨迹，便能窥见一斑。

承包商的广泛使用以及向云计算的转型，为劳工组织设置了重重障碍。教务处和注册处的文秘人员越来越少，而保洁员和维修工则完全受雇于不同的实体。这种原子化的分割，瓦解了本可以建立团结的工作场所，有时甚至使其荡然无存。在大学高层管理者看来，外包既节约成本，又在后勤上十分便利：学校不再需要处理福利、工资税、培训或其他管理费用。但最方便的一点在于，大学与这些劳动者之间再无任何关系或义务。

技术的飞速发展，是这场无休止的外包浪潮背后的推手。私营供应商抓住了从纸质记录向数字化记录转变的契机，纷纷涌入，提供处理考试分数、成绩、停车罚单和运动员状况等服务。大学管理者坚称，为了保持竞争力，学校必须不断采用昂贵的新系统。尽管边际效益递减，学校却陷入了永无止境的依赖循环，一旦入学率下降，还会增加对债券发行商的负债。

由于各院校都在争夺同一批生源，它们对数据中间商的依赖与日俱增。招生工作依赖于从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或ACT考试中心购买的昂贵数据列表，而像教育咨询委员会（EAB）和Ruffalo Noel Levitz（RNL）这样的咨询公司，则直接按照企业模式，承诺提供“学费优化”策略。就连募集校友捐款的工作，也外包给了Givzey公司的“虚拟互动专员”。与此同时，在人工智能热潮的压力下，这些供应商又向大学推销更先进、更昂贵的项目。

与此同时，食堂里出现了汉堡王（Burger King）、福来鸡（Chick-fil-A）和星巴克（Starbucks），学生的选择看似琳琅满目，但资金最终都流入了少数几家企业集团。同样，学生信息系统也常常用可爱的吉祥物作为伪装，掩盖其不过是埃卢西恩或甲骨文等公司“换皮产品”的事实。

看似属于大学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层精心嫁接的企业“皮囊”。高等教育的内里，充斥着合同、许可费和专有系统。想要弄清楚谁拥有什么，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课堂自然也无法幸免。长期以来，大学一直依赖薪酬微薄的研究生和兼职教师来完成教学任务，但现在我们看到，课程本身也被外包给了谷歌（Google），或是像索菲亚学习（Sophia Learning）和StraighterLine这样的公司。对于其余的大学课程，无障碍材料的制作也可能需要借助Anthology Ally或YuJa等服务。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可能取代心理健康顾问、辅导员和图书管理员。除此之外，爱思唯尔（Elsevier）、威利（Wiley）、赛捷（Sage）和施普林格（Springer）等出版商的期刊捆绑销售成本已然非常高昂，而这些公司也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投资。培生（Pearson）等大型教科书出版商则大肆鼓吹人工智能如何提高学生的成功率。或许最能体现这种矛盾的是，大学如今正同时向两家公司付费：一家是利用人工智能检测工具打击抄袭的Turnitin，另一家则是提供ChatGPT机构版访问权的OpenAI。

反抗并非不存在。学生们组织了反对企业餐饮巨头的运动，例如，伊萨卡学院（Ithaca College）在2019年终止了与索迪斯的合作关系。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于2021年切断了与阿拉玛克的联系，将餐饮服务重新收归校内运营。餐饮服务人员也开始组织工会，将他们受到的剥削与更广泛的斗争联系起来。201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图书管理员迫使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坐上谈判桌，这表明有效的反击是可能的。这些微小但重要的事例提醒我们，大学的命运并非注定是永久的私有化。

尽管如此，发展的轨迹依然清晰。大学越是将其核心职能让渡给企业，就越难以履行其作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相反，它们变成了一个由合同、许可平台和收入流交织而成的网络。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大学并不像一家公司，因为一家成功的公司不会热衷于将自己一块一块地卖掉。

如果美国高等教育要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我们就需要思考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大学。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资金，我们更需要摆脱这种“跑步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