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走进殡仪馆防腐间，福尔马林的气味像冰针扎进鼻腔。22岁的我，穿着大两号的防护服，看着师傅老陈像对待睡着的婴儿般，将一位溺水少年的头颅轻轻托起。孩子的母亲在门外用头撞墙，哭声被厚重的铁门吃掉了大半，只剩下沉闷的“咚、咚”，像是另一种心跳。

第一次走进殡仪馆防腐间，福尔马林的气味像冰针扎进鼻腔。22岁的我，穿着大两号的防护服，看着师傅老陈像对待睡着的婴儿般，将一位溺水少年的头颅轻轻托起。孩子的母亲在门外用头撞墙，哭声被厚重的铁门吃掉了大半，只剩下沉闷的“咚、咚”，像是另一种心跳。

“慢点，他听得到的。”老陈看我动作僵硬，沙哑地说。那是我的第一课：死者需要绝对的安静，而生者，需要一个能崩溃的角落。

1号遗体：车祸青年

他叫李哲，25岁，程序员。高速公路上追尾卡车，安全气囊没弹开。我的任务是尽可能还原他生前的样子——至少让父母能有一个完整的告别。头颅变形严重，我用肤蜡一点点重塑轮廓，缝合针在皮下穿梭，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纺织。

他的手机不断在遗物袋里震动，屏幕亮起：“妈，周末回家想吃红烧肉。”我背过身去，眼泪滴在不锈钢操作台上，立刻被消毒水蒸发。数据显示，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300万，其中年轻人占比逐年攀升。每一具被精心修复的遗体背后，都是一个骤停的人生脚本。

2号遗体：阿尔茨海默症老人

李秀英，89岁，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公斤。她被送来时很“干净”，甚至带着淡淡的婴儿爽身粉味。女儿说，母亲糊涂了十年，认不出人，却在最后一天突然清醒，叫着女儿的小名说：“柜子底，红袜子，给你存的嫁妆。”

我在为她更衣时，发现她枯瘦的脚踝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模糊的数字——那是女儿的电话。她忘了全世界，却用最后的本能，怕自己走丢。我们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对于长寿无疾而终的老人，化妆要喜庆些。那天，我给李奶奶打了腮红，像年画里的娃娃。

3号遗体：一个婴儿

没有名字，档案上写着“无名氏，约8月龄”。被遗弃在公园长椅，发现时已经冻僵。这是最沉默的操作，不需要任何修复，只需小心地清洗、包裹。老陈从外面买来一顶小小的虎头帽和一套红棉袄：“过年了，得穿新衣。”

那天傍晚，我们看到本市新闻：一对年轻夫妻因涉嫌遗弃罪被捕。炉火膛里，那抹红色一闪即逝。中国儿童福利机构报告显示，每年接收的弃婴中，约70%身患残疾，他们的平均存活年龄，止步于3岁。

职业培训课上，老师展示过日本研发的“机器人诵经和尚”，瑞典推出了可降解菌丝寿衣。而我们的实操考核，是如何在家族坟地纠纷中，保持绝对的缄默与中立。

行业白皮书显示，中国殡葬从业者平均年龄48岁，后备力量缺口超过10万。90%的入职者在一个月内离职，原因不仅仅是恐惧。我相亲时对方听到职业立马撂了电话；过年亲戚不让碰孩子，说“晦气”；甚至送遗体时，电梯邻居会狠狠啐一口唾沫。

“我们是被死亡污染的人。”老师傅们常自嘲。但他们没说的是，我们也最懂得：那个总在凌晨来给亡妻送点心的老爷爷，需要的只是一句“她今天很安详”；那个坚持要给父亲烧一部“智能手机”的儿子，怕他在那边不会扫码付款。

在殡仪馆的告别厅，我见过最坚硬的泪水：黑帮大哥对着砍死的对头遗体三鞠躬，因为“当年一起啃过一个馒头”；我也见过最柔软的谎言：妻子坚持要给因肝癌面目蜡黄的丈夫盖上红盖头，说“他最爱我出嫁时的样子”。

北京大学一项社会研究指出，83%的市民支持殡葬设施建设，但其中76%坚决反对建在自家小区附近——这就是著名的“邻避效应”。死亡被允许存在，但必须遥远、无声，最好看不见。

如今，我依然每天处理遗体、消毒、整理仪容。不同的是，我开始做一些“多余”的事：给那位程序员口袋里塞一张他手机屏保的星空打印图；为独居去世的老兵播放他旧收音机里唯一的《军港之夜》；替每个无人认领的骨灰盒，擦一擦名字上的灰。

有次，一个女孩来认领她自杀的闺蜜，哭到抽搐。我破例让她进了化妆间，她仔细为朋友描了眉，涂上她们一起买的唇釉颜色。“她好看吗？”女孩问我。我点头：“很美，像睡着了。”

那一刻，福尔马林的寒光仿佛柔和了。数据显示，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死亡数量将达到峰值。当我们谈论死亡时，不该只看到恐惧与禁忌，更应看见那些在深夜一遍遍练习缝合的手，在哭声中始终保持肃穆的眼，在无数次告别中依然相信尊重的灵魂。

每个入殓师都在进行一场直面人性的修行，而我们都是这场修行的见证者——见证生命如何以最不堪的形式落幕，却依然被温柔托起，在恐惧与敬畏的钢丝上，走完最后一程安宁。

来源：梧桐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