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4年师范毕业，当了数学老师，一个爱好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摘要：我至今记得1984年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攥着市师范学校毕业证书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的模样。泥土路尽头是祖辈耕作的田地，身后是背着书包跑向村小的孩子，那时的我从没想过，藏在教案本里的那支英雄牌钢笔，会把我的人生轨迹从三尺讲台，慢慢拉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至今记得1984年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攥着市师范学校毕业证书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的模样。泥土路尽头是祖辈耕作的田地，身后是背着书包跑向村小的孩子，那时的我从没想过，藏在教案本里的那支英雄牌钢笔，会把我的人生轨迹从三尺讲台，慢慢拉向更广阔的天地。

1963年隆冬，我生在鲁南一个靠天吃饭的村子。土坯房四处漏风，冬天冷得能看见哈气，一家七口挤在两张土炕上。父母扛着锄头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五个孩子里，我是最不爱凑热闹的那个。别家孩子在晒谷场追着跑、摸爬滚打时，我总蹲在灶台边，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翻父亲从镇上废品站淘来的旧课本——书页缺角，字迹模糊，我却能盯着看一下午，连母亲喊我吃饭都听不见。

村小的王老师总跟我妈说：“这娃眼里有字，将来肯定有出息。”每次考试红榜第一张，永远是我的名字，父亲会把红榜看了又看，晚上就着咸菜多喝两碗粥。

真正迷上文字，是初中时偶然得到的一本《青春之歌》。那是邻村一位退休老师送的，书页卷边，缺了前后封皮，我却像捧着宝贝，晚上在煤油灯下看到鸡叫，眼睛熬得通红。那时家里穷，连买盐都要算计着来，父母却没拦着我。

有次我在镇上书店门口徘徊，盯着一本《唐诗选》舍不得走，母亲知道后，把攒了半个月卖鸡蛋的钱塞给我：“去买，妈知道你爱这个。”哥哥姐姐省下的铅笔头，我用纸缠起来接着写；弟弟妹妹在外面捡来别人丢弃的旧稿纸，我把空白处都写满——最早的“创作”，就是在这些零碎的纸上，写村口的老槐树，写母亲缝补衣服时手上的老茧，写田埂上夕阳下的牛羊。

1980年，我考上县高中，第一次离开家。寄宿生活清苦，一周带一罐咸菜、一布袋玉米面馒头，却让我有了更多接触书籍的机会。同桌的父亲在县图书馆工作，他每次从家里带来的书，总会先塞给我：《红楼梦》《鲁迅全集》《唐诗宋词选》……我把这些书藏在枕头下，下晚自习后借着走廊的路灯读，有时读到动情处，眼泪会悄悄打湿书页。

也是在这时，我开始给校刊投稿。第一次听到广播里念我的文章《槐树下的童年》时，我正站在操场边的梧桐树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脸上，浑身都在发烫，连耳朵尖都是红的——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写的字，能被这么多人听见。

高三那年，为了冲刺高考，我把所有书稿、写满字的旧稿纸，都锁进家里带来的木箱。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选了市师范学校——既能早点毕业挣钱减轻家里负担，也能离书本近一些。两年师范生活，图书馆成了我的“第二个宿舍”。

每天课后，我都会泡在里面，读完了馆里所有的文学名著，从巴尔扎克读到托尔斯泰，从巴金读到老舍。后来开始尝试写短篇小说，稿纸写满了一摞又一摞，寄出去的信却大多石沉大海。偶尔收到退稿信，编辑在信末写的几句鼓励，比如“文字有生活气息，继续努力”，都能让我高兴好几天，然后重新拿起笔。

198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的镇中学教数学。教案、粉笔、学生的作业占据了白天，夜晚宿舍的台灯下，我却始终没放下文学梦。我写乡村的变迁，写学校里调皮却懂事的学生，写记忆里父母在田埂上劳作的身影。

1986年冬天，一篇题为《土坯房里的灯光》的短篇小说，终于发表在县里的《沂蒙文艺》上。当收到样刊和二十元稿费那天，我攥着信封在办公室里转了三圈，又把样刊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连食堂师傅喊我吃饭都没听见——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文字真的有了分量，不是只藏在抽屉里的草稿。

从那以后，我的文章开始频繁出现在市县的报刊上，《临沂日报》《沂蒙晚报》上，总能看到我的名字。有时走在镇上的街上，会有人指着我说：“这就是镇中学教数学，还会写文章的那个李老师。”我从没敢想，这份藏在教案本后的爱好，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改变。1989年春天，校长突然找我谈话，说县委宣传部要调我去工作。我当时愣了半天，以为自己听错了——一个农村出身、没背景没门路的中学老师，怎么会进县委大院？

报到那天，我特意让妻子给我做了件新的中山装，熨得平平整整，可手心还是一直在出汗。宣传部的张部长找我谈话时，桌上摆着一叠我发表过的文章剪报，都是他让人从报刊上剪下来的。“你的文字接地气，能写出老百姓的心里话，宣传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但真正开始工作，我才发现宣传材料和小说散文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虚构的情节，每一个数据、每一句话都要严谨准确，不能有半点马虎。我跟着老同事下基层调研，在会议室里听政策解读，把厚厚的文件翻得卷边，遇到不懂的就记在本子上，晚上回去查资料、问同事，慢慢才摸清了宣传工作的门道。

记得第一次独立编写主题宣传片脚本，是关于县里农村教育发展的。为了摸清情况，我带着笔记本跑遍了全县的乡镇，最远的山区小学，要坐两个小时汽车，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

在那所漏风的教室里，我看着孩子们穿着补丁衣服，却睁着亮晶晶的眼睛读书，心里酸酸的，把他们的样子、老师的话都记在本子上；在乡镇中学，我跟着老师们一起备课、批改作业，听他们讲这些年学校的变化。脚本改了七遍，宣传片拍了一个多月，中间因为细节不合要求，还返工过两次。

当最终版本在县电视台播出时，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熟悉的画面，听着画外音里自己写的文字，突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原来文字不只是抒发感情，还能记录变化，传递力量。

在县委宣传部的十年，我从普通干事升到了副部长，手头的工作越来越多，却从没停下学习的脚步。2000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县广播电视局当副局长。刚去的时候，我对广播电视一窍不通，就跟着技术人员学剪辑、看策划，晚上回家啃专业书籍，慢慢从“门外汉”变成了“内行人”。

五年后，老局长退居二线，我接任了局长，成了大家口中的“李局”。每次回老家，村口的老人们总会围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老李家的娃有出息了，还记得回来看我们。”父母嘴上不说，却会把我发表的文章、获得的奖状，整整齐齐贴在堂屋的墙上，有亲戚来就指着说：“这是我儿子写的，这是他得的奖。”我在县城给他们买了宽敞的房子，他们却总说：“农村好，能种点菜，能养鸡鸭，住着踏实。”直到父亲去世前，还在侍弄院子里的那几分菜地，说那是“接地气”。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没有坚持写作，没有在无数个夜晚对着台灯琢磨文字，我或许会在中学教一辈子数学，退休前评上个高级职称，过着平淡却安稳的生活。是文字，给了我另一种可能——从土坯房走到县委大院，从乡村教师到广电局长，每一步都离不开笔下的坚持，离不开那些藏在草稿纸里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