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儒家学说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以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思想家秉持明道以救世的精神，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应时而变，以深刻自我反省和强烈批判精神对儒家学说的本体论、辩证法、知识结构等关键内容进行了优化调整，先后四次建构了儒学知识体系。这不仅
摘要：在儒家学说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以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思想家秉持明道以救世的精神，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应时而变，以深刻自我反省和强烈批判精神对儒家学说的本体论、辩证法、知识结构等关键内容进行了优化调整，先后四次建构了儒学知识体系。这不仅让以经世致用传统为核心的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生命更新与时代转型，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等突出特性，实现了中华文化核心道统的绵延赓续。
关键词：湖湘思想家；儒学知识体系；思想建构；明道救世
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孔子开始就奠定了显著的经世传统，提倡“士志于道”“修己安人”。在儒家学说发展演变过程中，湖湘学派造就了以经世致用精神为核心的湖湘文化，以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湖湘思想家，怀着“明道以救世”的经世职志，在各自特定的重要历史阶段应时而变，对儒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四次系统的优化调整，推动了儒学知识体系的生命更新，推动了湖湘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构成中华文化核心道统的一种传承。因此，对湖湘思想家建构儒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成因及学术建树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助于准确评估和精确定位湖湘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
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四人在每当儒家学说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亟须深刻调整时，能够挺身而出，积极回应时代挑战，对儒学知识体系进行全方位调整和系统性建构，贡献尤巨。
周敦颐生活的北宋中期，面临着“儒学淡薄，收拾不住”的不利社会文化局面。一方面，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混乱，对当时道德和价值观造成的破坏挥之不去，亟须重建道德和伦理规范。五代十国时期统治集团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皇族内部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社会伦理秩序崩坏，道德价值标准也极度混乱，“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另一方面，佛老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对作为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学构成严重挑战，儒家学者亟须建构出一套结构严谨的思想理论与之抗衡。禅宗建立以后，佛教传教得以摆脱晦涩难懂的典籍，拥有了简单明了的传播方式，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深入流行。此后佛教进一步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具备了更多本土化色彩，拥有了大量的僧人群体。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佛教与儒家思想既有冲突，也有相互融合和渗透。对于佛教这种已经有着深厚社会影响力的宗教，儒家学说要继续维持自身的主流地位，不得不加以重视并积极应对。
王夫之所处的明末清初，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江河日下，可谓“天崩地解”。明代赵贞吉在《三几九弊三势疏》中称当时形势为“世变江河，愈趋愈下”。顾炎武在《答徐甥公肃书》中也悲叹当时情势，“山岳崩颓，江河日下，三风不儆，六逆弥臻”。学者士人并未能挽救这种颓势，阳明后学将心学推展到极致的主观狂妄境地，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愈演愈烈，“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倡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阳明后学使儒家思想一度失却其明道救世的主旨，陷入空谈与僵化保守的双重危机，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全面调整。与此同时，清军入关，剃发易服，儒家伦理受到巨大冲击。相较于政权更迭，剃发易服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更大。
曾国藩、谭嗣同所在的晚清正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思潮更加纷繁芜杂，既有儒学不同学派之间的冲突，更有西方科技与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当时致力于纠正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空谈义理、坐而论道之风的乾嘉汉学，逐步偏向于训诂、音韵、文字考据等细枝末节，而失去了儒家明道救世的本义。另一方面，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晚清学界理学复兴，与汉学之间产生激烈交锋，互相贬低对手，甚或有水火不容之势。当然，其时更大的挑战来自西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儒家学说倡导的传统“夷夏观”受到严重挑战。尽管“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知识分子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清廷内部保守派倭仁等人仍然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刘锡鸿也认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应对西方文化入侵。如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主张：“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对国人刺激尤其剧烈，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民众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士大夫阶层“保国、保种、保教”的意识高涨，各种主义如同雨后春笋、竞相涌现，林林总总有300多种，被称为“主义时代”，社会思想进入空前纷乱的年代。
当然，推动儒学知识体系重构的因素除了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之外，还有儒家思想自我完善和更新的内在需求。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说体系，都是根据时代发展变化逐步完善的，儒家学说也是如此。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通过《诗经》《尚书》《礼》《易》《春秋》等经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描绘了“三代之治”的大同社会理想，提供了“修治齐平”的治世方法，后又经董仲舒构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标准。然而就儒家学说本身来说，其知识体系仍然存在一些固有缺陷，比如在周敦颐之前，儒家学说主要关注人性、道德修养、政治哲学、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宇宙观、辩证法、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建构不够完善。由于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什么是世界本源的宇宙观问题，儒家思想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孔子曾问学于老子，但是对于《道德经》所蕴含的丰富辩证法，儒家学说也未能进行充分吸收，因而在儒学知识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儒家知识分子无疑要面对上述问题。
除此之外，在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常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将儒家学说本身作为终极目标，忘却了其明道救世的初心。这在乾嘉汉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汉学家们迷恋文字章句训诂、典章制度考据等细枝末节，沉迷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忘却了经世“义理”。另一种是脱离社会现实空谈性理之学，将儒家经世致用的原则抛之脑后。魏晋玄学、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均是如此，文人士子空谈玄学、心性，过分强调“无”的本体，导致这些人的哲学观点脱离了社会生活，罔顾现实矛盾，使“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成为士子文人的日常活动，“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但是这些对于世道人心的纠正并无丝毫用处，自然也难以匡正时弊。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现实挑战，面临外来思想尤其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冲击，而儒家思想要确保自身主导地位，就必须对自身知识体系进行深刻调整。
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四位湖湘思想家根据时代发展变化，从本体论、辩证法、知识结构等方面对儒家学说进行了补充完善，实现了儒学知识体系的优化重组，让儒家学说得以回应时代挑战并实现自身完善，进而推动了中华文化核心道统的传承。
（一）提出并完善儒学本体论
孔子一生罕言“性与天道”，早期儒家学说在本体论建构上存在缺陷。魏晋玄学尽管意识到了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超言绝象”的本体论很容易脱离现实而存在，无论是“贵无”还是“贵有”，都只是初步意识到了世界本源的问题。至于世界的本源是什么，玄学也未能予以解答。唐代儒家学说则拘泥于“注不违经”，在本体论方面也没有新的创见。直到北宋周敦颐，才真正有意识地去弥补儒家学说的本体论缺陷。他在《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认为“无极”是世界本源，是某种意义上的物质存在，借助道家基本概念完成了儒家宇宙观的初步建构，尔后又通过“诚”的概念沟通了本体观与心性论，实现了世界本源与心性论的有机统一，从而完成儒学本体论的初步构建，夯实了理学知识体系的根基，弥补了儒学知识体系的基础性结构缺陷，贡献甚大。
从某种不可见的物质是宇宙本源角度来看，与周敦颐同时代的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并具备了朴素唯物论的特征。王夫之继承和弘扬了张载气本论的观点，认为“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精密变化而日新”，“理与气互相为体，而气外无理，理外亦不成其气。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王夫之对“气”这一宇宙本源的阐释超越了张载，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为客观规律，“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如此来看，王夫之主张物质运动具有规律性，已经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水平的巅峰。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认同张载气学关于宇宙本源的论述，提出“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纟因缊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曾国藩的上述观点，尽管唯心主义倾向明显，但是从他主张“太和纟因缊”衍生万物来看，可以看作是对气学相关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阐发，具备了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
谭嗣同则结合西方科技知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儒家学说的本体论，他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所谓“仁”，就是佛教的“心”“识”，世界万物都是由它表现出来的。而且，“仁者寂然不动”为“不生不灭仁之体”，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这原本是融合儒家和佛教于一体的唯心主义论述，但是他在接触了西方相关物质概念后，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谭嗣同面对古今中西文化冲突，试图创立一种全新的本体论，主张“以太”是世界的本源，“仁”也是世界本源。在世界只能有一个本源的情况下，他解释道：“夫仁，以太之用”，赋予了“以太”以物质和价值观的双重属性。由此可见，谭嗣同认为的世界本源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本体论。
湖湘思想家对于儒家学说本体论的建构与完善贡献巨大，周敦颐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为一体，将此前儒家较为空泛的“天道”概念（包括自然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转化为“无极”“太极”，又对“阴阳五行”概念进行了抽象，为儒家学说从宇宙观向本体论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夫之不仅明确继承了气是世界本源的理论，并且发现物质必须按照规律来运动的特点，“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接近唯物主义“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运动是有规律”的基本判断，其贡献无疑相当巨大。从哲学本体论层面看，谭嗣同试图融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通哲学与科学，糅合儒释道各派学说，让其构建本体论的尝试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他进行学术创新的勇气和超越学术畛域之争的胸襟仍值得称道。总体而言，四位湖湘思想家促进了儒家学说本体论从朴素唯物主义初步构建到高峰的发展与完善。
（二）推动儒学辩证法趋于成熟
在孔子学说中有诸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等辩证法思想元素，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充、扬雄、王弼、韩愈、柳宗元、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大儒的学说中也有辩证法因素的存在。但从整体上看，儒家学说在其构建过程中，尤其是在周敦颐开创理学之前，其辩证法思想并不够系统。对此毛泽东有精辟论述：“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在儒学知识体系中广泛引入辩证法，魏晋玄学家们进行过初步尝试，但是因为其崇尚空谈，往往陷入诡辩论的误区。直至北宋，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通书》中，将动静、阴阳、五行、刚柔、仁义等相互转化的道家辩证法概念和思想全面融入了儒学知识体系，使儒家学说自此有了自己初步的辩证法，从而能够辩证地解释和阐释相关理论问题，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准备了方法论。
其后，王夫之在儒学辩证法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集大成者，他几乎在辩证法各领域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比如，王夫之认为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他对佛教认为的变化仅仅是生灭提出了批评，“故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他将事物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充分说明了事物是不断发展演变的。王夫之还主张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是故乾纯阳而非无阴，乾有太极也；坤纯阴而非无阳，坤有太极也。……无所变而无太极也。”他认为对立统一的两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天尊于上而天入地中，无深不察；地卑于下而地升天际，无高不彻。其界不可得而剖也。”由此可见，王夫之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变化的阶段性、矛盾的对立统一性等辩证法重要问题，都有深刻认识与充分论述。他批判地继承了佛教、道教、儒家的辩证法思想，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表达方式，构筑了接近唯物辩证法水平的辩证法知识体系，达到了中国传统辩证思想的高峰。
相较周敦颐、王夫之二人对儒学辩证法的初创之功、集成之功，曾国藩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主张用两分法来普遍看待和分析问题，“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他认为对立统一是必然规律，“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到清末谭嗣同为了给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在辩证法领域强调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他认为，世界本源“以太”当中就蕴含着推动事物发展演变的力量，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这种变化：“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这实际上是为了证明变法的必要性，以增强人们支持变法的信心。谭嗣同还提出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并举雷电的产生为例：“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杳，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合两电，两则有正有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而奔崩轰訇发焉。”毋庸讳言，谭嗣同的辩证法思想本身确实存在一些固有缺陷，在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时，又主张“以太”的动机才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难以自圆其说，不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这可能是他未能融会贯通各派学说的缘故。
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四位湖湘思想家在批判地继承佛教、道教等各学派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汲取了其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推动了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走向成熟。
（三）优化调整儒学知识体系结构
对于知识体系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是湖湘思想家重构儒家学说的核心和关键。儒家学说自诞生以来，在自身知识体系建构上缺失本体论、辩证法等。周敦颐融儒释道为一炉，为儒家学说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宇宙观和辩证法，弥补了儒家学说在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上的重大缺陷，使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实践论等思想体系所需具备的结构要素基本搭建成形。并且，他巧妙地融合了道教和佛教的话语表达和辩证思维，极大增强了儒家学说对佛道信众的吸引力，增强了儒家学说的普适性，夯实了儒家学说的理论根基，为后来宋明理学开辟了光明前景。
周敦颐之后，宋明时期理学、气学、心学相继兴起，至明末清初，王夫之对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进行了全方位系统修正。嵇文甫认为船山的学术取向为“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陈来认为其“渊源濂溪”，反映了王夫之的学术是对前代大儒思想的萃取和改造，也是试图摆脱他们历史局限性的创新。在儒学发展历史上，各派学说在崛起时都是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然而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难免“脱实向虚”，比如阳明后学在明末形成了徒骋游说、狂恣空谈的风气。王夫之认为，宋明理学使人们过于注重内心的修养，而忽视了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改造。为此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深刻反思的王夫之，试图创立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因此他将实证精神引入儒学体系，把哲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要求“征之以可闻之实”，在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价值观方面均较前人有了大突破，不仅突破了唯心主义的藩篱，也摆脱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束缚，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实现了返本开新。学界曾经评价他为宋明道学的总结者与终结者，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
晚清时期，曾国藩对儒学知识体系结构优化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增加“经济”一科，以调和汉宋之争，发扬经世精神。汉学、宋学的冲突到了咸同之际已经相当激烈，二者互相诟病，门户之见日深，对双方的学术声誉都造成了严重冲击。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主张增加“经济”一门，提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其主张既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统一而消融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又旨在鼓励文人士子增强经世致用意识。他增加“经济”一科是一种创新尝试，即采取扩张知识体系的方式将西方科学技术纳入中国传统文化轨道，其本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晚清思想界还并未放弃在文化领域的心理优势，夷夏之别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时，针对西方文明入侵，曾国藩以“经济”来容纳西方科学技术。这尽管是改良主义的方法，但无疑也是能调整传统儒家学说知识体系的上佳之策。
对儒学知识体系结构改造最大的湖湘思想家是谭嗣同。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儒家学说即便是“中体西用”也难以应对西方思想的冲击。为挽救民族危亡，谭嗣同在《仁学》中，从话语表达、逻辑结构、实现方式等方面，对传统儒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造。他对儒家核心概念“仁”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引入佛教平等思想、墨家兼爱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等多重元素，主张“冲决网罗”，废除五伦，将儒家的“爱有等差”变为“爱无等差”，以消除“仁”的内在不平等。为此，他创造了“仁—通—平等”叙事逻辑，主张“仁”是世界本源，但是在解释“仁”的时候，又引入“以太”这一西方物质概念作为载体，“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改变了世界本源属性唯一性的哲学基本判断。尽管此类论述并不合理，但对于为人类平等提供理论依据仍有一定积极意义。除此之外，谭嗣同还试图以佛教辩证法为底层逻辑，将今文经学、大乘佛学与西方思想文化融为一炉，建构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其日新、平等、变易等观念提供理论支持。不过谭嗣同要将各种在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等方面并不契合且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根本性冲突的理论强行糅合，显然难以成功，也无法完成其理论体系的构建。
（四）凸显礼在儒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
礼是儒学知识体系当中的核心价值观念，贯穿于儒家思想内圣外王的方方面面，在儒学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对礼的制度、仪式、观念等方面进行阐释的《周礼》《仪礼》《礼记》，也是儒家学说五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四位湖湘思想家则以“礼”作为阐释儒家微言大义的核心载体，重视对《礼记》等文本进行创新性诠释，使“礼”在儒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礼即理也。周敦颐的著述不多，但他在《通书》中对礼乐十分重视且有大量专门论述，将“理”和“礼”联系起来，主张二者并无差异，“礼，理也”，“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对于个人守礼，周敦颐提出：“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与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脉相承。对于治理国家，他崇尚三代礼乐制度，“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他将“乐”和“礼”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张用“乐”来调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以此来达到政善民安的效果。如此在周敦颐那里，“礼”是实现“外王”的重要方式，是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而他将“礼”和“理”等同，无疑凸显了“礼”不仅是人间秩序，而且更符合天地大道，拥有不容否定和质疑的权威，使礼学在其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王夫之撰写了百余万字的《礼记章句》，集中阐发了他的礼学思想。对于“理”与“礼”的关系，王夫之将其理解为内在本质属性与外在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凡是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则是人欲，从而让人们能够清晰区分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礼与“仁、义、智、信”的地位相同，但王夫之却将礼从中抽离出来而视作儒家伦理纲常之本，因此礼在儒学知识体系中获得了超然地位，成为更高层次具有统属性质的伦理规范。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礼也极为推崇：“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他认为，政治和礼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君之所以自正而正人者，则唯礼而已矣。礼所以治政，而有礼之政，政即礼也。故或言政，或言礼，其实一也”。他还提出，礼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礼达’则民明于则以自治，‘分定’则奉养服侍之不敢后，虽驱之危亡之地，而无畏死贪生之情矣。此礼所以为君之大柄，不待刑肃而民自服也。”王夫之以礼治天下的思想继承和弘扬了周敦颐礼学思想，进一步强调了“礼”的价值和作用，“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最重要的主张是提出“礼学经世”：“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在曾国藩看来，“礼”是道德的外在体现，也是“修治齐平”的政治根本。他强调礼对治国理政的政治功用，而推崇备载周代典章制度的《周礼》。曾国藩还指出要体现内在的“仁”，必须依托外在的“礼”：“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他认为通过“礼”就能够全面完成国家治理的各项任务，破解所有难题。“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强调经世致用之学就是礼学，“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由此可见，曾国藩对礼学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曾国藩心目中，礼既是人们内在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既能够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也能够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既是先辈圣贤奉行的核心理念，也是后世须继承弘扬的“道法心传”。
与前述三位湖湘思想家不同，谭嗣同将封建礼教视为“网罗”，主张消灭“三纲五常”所形成的不平等现象。谭嗣同与曾国藩一样，对《周礼》一书极为推崇，“故夫法之当变，非谓变古法，直变去今之以非乱是、以伪乱真之法，蕲渐复于古耳。古法可考者，六经尚矣，而其至实之法，要莫详于《周礼》。《周礼》，周公以之致太平而宾服四夷者也”，从而想将《周礼》之法作为其变法图强的工具，“嗣同尝叹周公之法而在也，谁敢正目视中国，而蒙此普天之羞辱，至率九州含生之类以殉之也哉”。
自宋代湖湘学派兴起以后，湖湘文化发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湖湘思想家对于儒家知识体系的革新，无疑会对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对湖湘文化来说，湖湘思想家建构儒学知识体系以达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变革的实践，培育、塑造、强化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湖湘思想家对儒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明道救世的儒家本旨落实在湖湘文化中的鲜明体现。湖湘思想家开展儒学知识体系建构有深厚的地域文化渊源，湖湘文化不仅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更有视振兴儒学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他们试图通过对儒家知识体系的重构，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推动儒学知识体系的更新，为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理论资源。
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具有开创之功。他的儒家知识体系重建主要是为了匡正自汉唐以来儒家学说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混乱。其中既有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向谶纬这种异端的演变，也有“注不违经”的僵化，更有佛教、道教、老庄思想的冲击，这些使儒学的社会影响力在唐末五代后不断下降。唐末藩镇之祸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混乱进一步表明，儒学如果要继续承担社会主流思想的使命，就必须对其知识体系进行全面深刻的调整。周敦颐对儒学知识体系的全盘调整恰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不仅通过融入佛道两家的相关内容充实完善了儒家学说自身，以“诚”为核心新建了儒家本体论，而且通过倡导重建礼乐制度恢复社会秩序，这些对于北宋时期思想大一统和社会秩序稳定无疑十分必要。周敦颐为“往圣”存续“绝学”，推动了儒学振衰起弊，促进了北宋儒学濂、洛、关、闽四大学派的兴起，为理学在南宋晚期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夫之对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有集大成之功。他进行儒学知识体系重建之目的也是为了匡正时弊，力图纠正明末社会思想的混乱和阳明心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负面效应，彻底改变思想界空谈误国的不良倾向。王船山对儒学知识体系进行“脱虚向实”的改造，发展了张载气本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进一步丰富了儒学辩证法思想，重视以礼为教、以礼治天下，建构了全新、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晚清湘军兴起、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具有力行之功。他所处的时代西方科技已然深刻影响中国，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曾国藩积极提倡“礼学经世”思想，通过在孔门“义理、词章、考据”三科之外增设“经济”一科推动对西方科技的容纳，完成儒家知识体系的近代化更新，实现“西学”为“中体”服务，以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挽救清王朝的危亡。曾国藩在洋务运动等政治实践中力行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因其政治地位强化了经世致用思想在晚清的影响力。谭嗣同对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具有开新之功。他在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失灵、亡国灭种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关头，试图将西方文化引入儒学知识体系，完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融合，创立了一套以仁学为核心的全新思想体系，用以指导戊戌维新以实现变法图强。而谭嗣同维新变法、慷慨赴义的爱国思想更是受到黄兴、蔡锷的敬重，称道“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
由此可见，湖湘思想家推动儒学知识体系更新的根本目的，都是试图通过理论上的创新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引领时代发展，为实现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变革提供思想资源。
对中华文化来说，湖湘思想家对儒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在中华文化突出特性的形成和巩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湖湘思想家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努力，蕴含着他们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是他们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正因为对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关注，对民生疾苦饱含感情，所以这些思想家将赓续和弘扬中华文化当作自身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自觉主动进行儒家知识体系创新。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推动的四次儒学知识体系重建，都是在中华文化绵延存续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进行的深刻调整，增强了儒家学说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实现了文化更新，开拓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理顺了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有效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绵延赓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突出连续性。
其二，体现了中华文化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化蕴含着强烈的创新精神，湖湘思想家在儒学知识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进行着文化更新，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理念推动知识体系新的创造。在他们革新儒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改造了知识体系结构。宇宙观、辩证法等此前儒家学说体系不曾具备或不够完备的内容逐步完善起来，“无极”“经济”“以太”等全新的概念和话语表达被逐步引入，将道教、佛教、基督教乃至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吸收到儒学知识体系当中。儒学知识体系在保持其基本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得到极大的完善，发展成为体系完备、内在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学说因而得以从古代传统儒学向新儒学转型，跟上并引领时代发展潮流，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种突出的创新性形成与湖湘思想家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密不可分。正是因为有着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湖湘思想家才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进行了返本开新、开拓创新的创造，构筑的儒学知识体系才能够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引领时代发展走向。与此同时，湖湘思想家还有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这些促使他们“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在儒家知识体系的构筑上思想开放、不拘一格，赋予了儒学知识体系以新的内涵，体现了中华文化突出的创新性。
其三，拓展了中华文化突出的包容性。湖湘思想家进行的儒家知识体系建构中，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体现得相当突出，周敦颐的创新包含了对道教、佛教相关理论的汲取，与此前儒家学说视佛老为异端的传统态度相比是巨大进步。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对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打开了大门，太极图对道家概念的全面运用使得儒道两家在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王夫之对儒家文化全面的反思和彻底的批判，试图彻底革除儒家文化落后腐朽的成分，通过全面反思构筑起新的知识谱系，鉴历代之得失，汇古今之大成。王夫之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皆有所得，经史子集均有贯通，不仅融会贯通了庞大知识体系，而且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这些都体现了王夫之学术体系对于其他知识的融会贯通。曾国藩主动调整孔门四科，调和汉宋，同样体现出他的开放包容态度。谭嗣同于古今中外，均试图兼收并蓄，体现出了更强的包容性。湖湘思想家对其他学派和外国思想文化均秉持一种开放态度，而非采取敌视态度，这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姿态为湖湘文化转型升级，拓展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作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文以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