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
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里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能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并且和往常不同地固执地说：“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他想很快和他见面。”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周恩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他将把他的讲话稿事先给我一份。最后我说我就去请总统。
这样，总统和我坐上了中国轿车前往紫禁城，同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进行第一次会晤。
我们的车接近毛泽东的住处时通过一个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毫无表情地注视着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墙院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到有特殊的安全措施。轿车一直开到正门前的门廊下。我们走进一间小会客室，然后穿过一条宽的过道，我来访问时至少有两次看到这里摆着一张乒乓桌。
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象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在我最初几次访问时，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后来就不见了。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 ”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
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除了召见是突如其来的以外，接见并无任何仪式。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毛泽东就站在那里，周围都是书，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的专家。想要欺骗他未免是徒劳的。
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旁有一个女护士协助他站稳（在我最后的几次访问时，他由她支撑着），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的一生是传奇式的，他是中国南方一个农民的儿子，早年立志要接管"天朝"，这吸引了许多追随者，他率领他们举行了六千英里的长征，结果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生存下来。他们从一块完全陌生的土地出发，先打了日本人，后打了国民党政府，直到最后他往进了紫禁城。这证明了永恒的中国的奥秘和威严，即使经过一场自命要消灭一切旧制度的革命也能够继续存在。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在我1975年10月和他的最后一次私下会晤时以及同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几乎不能讲话了。他发出一些模糊的声音，唐闻生、王海容和其他一名助手互相商量以后写在纸上让他过目，证明她们理解对了之后，才进行翻译。但即使那时，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面带嘲讽的。
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背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规避了义务。
毛泽东的省略的语句象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象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而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在我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第二天，毛泽东在见我时提到了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他对细节的注意。他有力地批驳了我的废话，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在谈到另一个问题时，他表示不满意美国在抵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太软。他把我们比作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燕子。从他垮了的身躯中痛苦地发出声音说：“这个世界不安宁，暴风雨要来了。暴风雨快来的时候燕子忙。推迟暴风雨有可能，但是要阻止它却是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被领去晋见的巨人。他用他特有的斜视的眼光迎接了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他用两只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在摄影记者面前热情地向他表示欢迎﹣﹣这件事本身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至少对当时在场的中国人来说是如此。
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但是他一再重复这个说法来避免就尼克松提出的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的细节。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的回忆录对这次会见有生动而准确的记述。毛泽东谈话中，开玩笑地提到我的女朋友以及我怎样利用她们作掩护安排一些秘密旅行。还开玩笑地谈到台北和北京领导人对骂时给对方戴的帽子，毛泽东还作了一个非同一般的表示：他更喜欢态度可以预测的保守派领导人，而不喜欢那些情绪摇摆不定的自由派人士。他对尼克松说：“你们选举时，我是投你的票的。”这使尼克松吃了一惊。他接着说：“有人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这些右派上台，我倒比较高兴。”
毛泽东利用大家在取笑着谈论尼克松的政治前途的机会，提到了他自己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他说，有一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和你们接触。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为了怕我没听出这是指林彪，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解释说，这架飞机后来在外蒙古坠毁了。尼克松雄辩地介绍了他从反共立场到今天来北京这一段漫长的路程（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话），所根据的论点是，我们两国外交政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国谁也不威胁对方。毛泽东趁这个机会对于美国的盟国作了一个重要的保证，似乎他只是在尼克松说话时才想起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后来，我慢慢捉摸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就象紫禁城内的庭院，一个比一个深地套着，除了比例略有变化以外没有什么区别，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如，毛泽东在表示他决定要扩大和我们的贸易和交流时，用的就是省略语。他的方法是向我们解释中国在前两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对美方的主动行动作出反应。他说，中国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在解决了大问题以后才能处理贸易和民间往来这类小问题。“后来我看到还是你们的做法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了。”这不仅是回顾历史和作出委婉的道歉，这意味着在最高级会谈中双方的贸易和交流问题将取得进展。
所有的中方官员似乎都毫不困难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原来不懂的一些话，被他们引用来指明方向。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反复地追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一些主题，而那次谈话总共只延续了六十五分钟，其中翻译还花去了一半时间。
在那些戏谑、玩笑和轻松的俏皮话之间，我们必须小心留神，因为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为的是使尼克松此行如果失败的话，也不致于有失面子。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涉及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政治意义的话，只是那一次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就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
谈到国共双方在20年代的合作时，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和他（蒋介石）的交情要比你们和他的交情历史长得多。”
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思想。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