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想到癌症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一个混乱、失控的细胞增殖过程，一群“流氓细胞”在体内肆意扩张，破坏正常的组织结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它可能忽略了一个更为深刻和令人不安的层面：癌细胞并非只是“无脑”的复制机器。它们中的一些，尤其是那些最致命的类型
想到癌症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一个混乱、失控的细胞增殖过程，一群“流氓细胞”在体内肆意扩张，破坏正常的组织结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它可能忽略了一个更为深刻和令人不安的层面：癌细胞并非只是“无脑”的复制机器。它们中的一些，尤其是那些最致命的类型，似乎演化出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智能”，能够学习、适应，甚至“破解”并利用人体内最复杂的通讯系统——神经系统。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但9月10日，《Nature》的研究报道“Neuronal activity-dependent mechanisms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hogenesis”，为我们揭示了这场发生在细胞层面的“谍战”。该研究系统地描绘了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一种极具侵袭性的肺癌亚型，如何巧妙地与神经系统建立“同盟”，从而促进自身在肺部和大脑中的生长与扩散。
这项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SCLC生物学行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却长期被忽视的癌症弱点。它告诉我们，肿瘤微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神经系统，这个曾经被认为是癌症发展过程中“旁观者”的角色，实际上是这场致命戏剧中的核心演员。
小细胞肺癌(SCLC)素以“快”和“恶”著称。它生长迅速，早期就容易发生远处转移，尤其是向大脑的转移，导致其预后极差。一个有趣的生物学特征是，SCLC本身就具有“神经内分泌”(neuroendocrine)属性，这意味着它的细胞在某种程度上兼具神经细胞和内分泌细胞的特征。它们能够产生和响应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这为它们与神经系统的“对话”埋下了伏笔。那么，这种对话在癌症的“发源地”，肺部，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研究人员将目光锁定在了一条重要的神经通路——迷走神经(vagus nerve)上。迷走神经是人体内最长、分布最广的脑神经，它像一张巨大的网络，连接着大脑和胸腹部的各个器官，包括肺部，并负责调节呼吸、心率和消化等多种无意识的生理活动。研究人员大胆假设：既然SCLC细胞懂得“神经语言”，那么肺部密布的迷走神经末梢，是否会成为滋养其生长的“温床”？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们设计了一个巧妙而直接的动物实验。他们使用了一种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小鼠模型(RPR2-luc小鼠)，这种小鼠会自发地形成SCLC，并且肿瘤细胞能发出生物荧光，便于研究人员通过成像技术实时追踪肿瘤的生长。在肿瘤尚未形成或处于极早期阶段时，研究人员对一部分小鼠实施了单侧颈部迷走神经切断术(vagotomy)，相当于给肺部的肿瘤生长区域进行了一次精准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惊人的结果出现了。通过每周的活体生物荧光成像，研究人员清晰地看到，对照组小鼠的肺部很快出现了闪亮的荧光信号，并且信号强度随着时间呈指数级增长，标志着肿瘤的快速生长。然而，在接受了迷走神经切断术的小鼠体内，肺部的荧光信号始终非常微弱，甚至完全检测不到。这意味着，在失去了迷走神经的输入后，SCLC的启动和早期发展被极大地抑制了。
实验进行到第10周时的数据对比，直观地展示了这种差异。在对照组(sham组)中，几乎所有小鼠都出现了肿瘤的指数级生长。而在迷走神经切断组(vagotomy组)中，肿瘤出现指数级生长的比例显著降低。这不仅仅是影像学上的差异，解剖和组织学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实验终点，对照组小鼠的肺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肿瘤结节，而迷走神经被切断的小鼠，其肺部几乎看不到肿瘤的踪迹。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种“断电”策略不仅控制了原发灶，还成功阻止了癌症的转移。SCLC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是肝脏。在对照组小鼠中，随着肺部肿瘤的生长，肝脏转移的发生率也逐步攀升。然而，在所有接受了迷走神经切断术的小鼠中，直到实验结束，它们的肝脏都保持干净，未发现任何转移灶。这一系列证据共同指向了一个强有力的结论：迷走神经的支配对于SCLC在肺部的“点火”和“助燃”至关重要。
最终，这种差异体现在了小鼠的生存期上。对照组小鼠的中位生存时间约为16周，而
然而，科学的探索总是充满了复杂性。研究人员进一步提问：这种“断电”疗法是否对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肿瘤也有效？他们在另一组肿瘤已经形成的小鼠身上进行了迷走神经切断术，结果发现，这一次，“断电”的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有效遏制肿瘤的生长。此外，在一种由MYC基因驱动的、更具侵袭性的SCLC模型中，早期切断迷走神经同样收效甚微。
这些结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神经系统在SCLC发展中的角色是动态变化的。在肿瘤的“萌芽”阶段，它可能扮演着“播种者”和“施肥者”的关键角色；而当肿瘤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并演化出更强的自主生长能力后，再想通过切断最初的“营养供给线”来饿死它，就为时已晚了。这一发现，为我们思考如何干预癌症的神经调控，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启示。
SCLC对大脑情有独钟，约60%的患者在诊断时或之后会出现脑转移。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大脑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一个癌细胞可以躲避化疗药物的“庇护所”。但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来自9名SCLC脑转移患者的临床样本。他们使用免疫组化技术，在肿瘤组织切片上标记出了神经纤维(neurofilament)和正在增殖的癌细胞(通过Ki67蛋白标记)。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一个清晰的模式浮现出来：在那些神经纤维分布密集的区域，癌细胞的增殖活性明显更高。定量分析证实了这一观察，当癌细胞距离神经轴突(axon)小于100微米时，其增殖指数(proliferation index)显著高于那些远离轴突的癌细胞。同时，神经纤维密集区的细胞核密度也更高，这暗示着一个更为活跃的生长环境。
这一发现虽然是相关性的，但它强烈地暗示了神经元与SCLC细胞之间存在着某种功能性的“互动”。为了证明这种互动是因果关系，研究人员转向了体外共培养(co-culture)实验。他们将从新生小鼠大脑皮层分离的神经元与SCLC细胞(包括小鼠源和人源的细胞系)放在同一个培养皿中共同培养。
结果非常显著。与单独培养的SCLC细胞相比，和活跃神经元共培养的SCLC细胞增殖速率大幅提升。这说明神经元的存在确实能“喂养”癌细胞。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是神经元本身的存在，还是神经元的“活动”在起作用？神经元的活动，本质上是电信号（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的产生和传递。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在共培养体系中加入了一种名为河豚毒素(tetrodotoxin, TTX)的药物。TTX是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能够特异性地阻断神经元细胞膜上的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从而抑制动作电位的产生，让神经元“沉默”下来，但并不杀死它们。实验结果堪称完美：一旦加入了TTX，尽管神经元依然存在，但它们对SCLC细胞的促增殖作用就完全消失了。SCLC细胞的增殖速率恢复到了单独培养时的基线水平。
这个巧妙的实验设计，有力地证明了驱动SCLC生长的不是神经元本身，而是它们的“神经活动”(neuronal activity)。癌细胞似乎能够“窃听”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通讯，并从中获益。
那么，当SCLC细胞“沐浴”在活跃的神经信号中时，它的内在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运用了强大的单细胞RNA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技术。这项技术可以让他们一次性读取成千上万个单个细胞的基因表达谱，从而精细地描绘出细胞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和状态变化。
他们分别收集了单独培养的SCLC细胞，以及与神经元共培养的SCLC细胞，并对它们进行了scRNA-seq分析。数据分析的结果令人惊叹。在基因表达的“地图”上
，与神经元共培养的SCLC细胞群明显偏离了单独培养的细胞群，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亚群。其中一个特定的细胞亚群(在研究中被标记为14号簇)，其基因表达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大量与“突触形成”(synapse formation)和“神经递质受体”(neurotransmitter receptors)相关的基因被显著上调了。
这意味着，在神经活动的刺激下，SCLC细胞不仅生长得更快，还在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细胞可塑性(cellular plasticity)。当研究人员再次使用TTX让神经元“沉默”后，这个富集了突触相关基因的S-CLC亚群就消失了。这再次确认，SCLC细胞的这种“神经化”转变，完全是由神经活动所驱动的。
最后，研究人员将目光转回人类患者。他们比较了来自SCLC脑转移患者的肿瘤样本和来自其他部位(如肺、淋巴结、肝脏等)的SCLC肿瘤样本的公开基因表达数据。分析发现，在所有类型的SCLC肿瘤中，脑转移瘤中的细胞最显著地富集了这种“突触相关基因”特征。这表明，在真实的人体环境中，大脑独特的、高度活跃的神经微环境，确实在筛选和塑造着能够适应并利用这种环境的SCLC细胞。
既然SCLC细胞在活跃神经元的诱导下，会主动表达大量与突触相关的基因，那么一个大胆的推论自然而然地浮现：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形成了物理上的连接，一种功能性的突触(synapse)？突触是神经元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关键结构。如果癌细胞真的能和神经元形成突触，那将意味着它们已经深度整合进了大脑的神经环路，能够直接接收来自神经元的“指令”。
为了在纳米尺度上寻找这种连接的证据，研究人员动用了透射电子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y)。他们在小鼠大脑中建立了SCLC脑转移模型，然后将肿瘤组织制成超薄切片进行观察。为了精确识别癌细胞，他们预先在SCLC细胞中标记了绿色荧光蛋白(GFP)，并通过免疫金颗粒技术使其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见。
在高倍镜下，一幅幅清晰的图像揭示了真相。研究人员多次观察到典型的突触结构：突触前膜(来自神经元)充满了囊泡(vesicle)，里面储存着神经递质；突触后膜(来自SCLC细胞，可通过金颗粒明确识别)下方有明显的致密结构(post-synaptic density)；两者之间是清晰的突触间隙(synaptic cleft)。这些图像提供了强有力的形态学证据，表明神经元与SCLC细胞之间确实形成了“货真价实”的突触连接，研究人员称之为“神经元-癌症突触”(neuron-to-cancer synapses)。
有了物理连接，是否就有功能通讯呢？为了“窃听”这条非法的通讯线路，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精密的电生理学(electrophysiology)记录。他们将带有SCLC脑转移瘤的小鼠大脑制成薄片，在体外维持其神经元的活性。利用一根极细的玻璃电极，他们可以“贴上”单个的SCLC细胞，并记录其细胞膜上的微弱电流变化。
他们首先发现，在一部分SCLC细胞中，可以记录到自发的、微小的兴奋性突触后电流(spontaneous excitatory post-synaptic currents, sEPSCs)。这种电流是神经元自发放电、释放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glutamate)并作用于SCLC细胞的结果。当加入谷氨酸受体(AMPA受体)的阻断剂后，这些自发电流就消失了，证实了它们是由谷氨酸介导的。
接下来，他们通过电极人为地刺激肿瘤附近的神经纤维，模拟一次集中的神经信号发放。结果，在高达55%的SCLC细胞中，都记录到了被诱发的突触电流。有趣的是，这些电流并非由谷氨酸介导，而是由另一种主要的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 GABA)介导的。当加入GABA受体的阻断剂(gabazine)后，这些诱发电流被完全阻断。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且反直觉的发现。在大脑中，谷氨酸通常扮演“油门”的角色，引起神经元兴奋；而GABA则扮演“刹车”的角色，引起神经元抑制。然而，在SCLC细胞上，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发现，GABA对SCLC细胞的作用不是抑制性的超极化(hyperpolarization)，而是兴奋性的去极化(depolarization)。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刹车变油门”的现象？这背后涉及到一个精巧的离子调控机制。GABA受体本质上是一个氯离子(Cl-)通道。GABA的作用是兴奋还是抑制，取决于氯离子在细胞内外的浓度差所决定的平衡电位。在成熟的神经元中，细胞内的氯离子浓度很低，所以GABA打开通道后，氯离子会内流，导致膜电位更负（超极化），起到抑制作用。但研究人员通过电生理学和基因表达分析发现，
这一发现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无论是来自“油门”神经元（谷氨酸能）的信号，还是来自“刹车”神经元（GABA能）的信号，对于SCLC细胞来说，最终结果都是相同的——膜电位去极化。它们将所有接收到的神经信号，无论原本的“语义”如何，都转化成了一种统一的、对自己有利的“生长”信号。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体外培养中，无论是谷氨酸能神经元还是GABA能神经元，都能促进SCLC的增殖。癌细胞通过改变自身的离子内环境，巧妙地“篡改”了神经信号的含义。
体外实验和离体脑片的电生理记录，已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神经活动 → 神经递质释放 → 神经元-癌症突触激活 → SCLC细胞膜去极化 → 促进增殖。然而，要在活的、正在自由活动的大脑中最终证实这一因果链条，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为此，研究人员引入了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技术。这项技术允许研究人员通过光来精确地控制特定类型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将一种光敏蛋白(channelrhodopsin, ChR2)的基因导入到小鼠大脑的特定神经元中。这种蛋白就像一个“光控开关”，当用特定波长的光(如蓝光)照射时，它会打开离子通道，导致神经元兴奋放电；关掉光，神经元就恢复平静。
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在表达ChR2的Thy1-ChR2小鼠的运动皮层(motor cortex)植入了SCLC细胞，并在肿瘤上方植入了一根微型光纤。经过一段时间的肿瘤生长后，他们开始通过光纤向肿瘤区域照射蓝光，人为地“开启”肿瘤周围皮层神经元的活动。另一组小M鼠则作为对照，接受同样的手术和光纤植入，但不进行光照。
24小时后，他们检测了肿瘤细胞的增殖情况。结果令人信服：在接受了光刺激的小鼠大脑中，SCLC肿瘤细胞的增殖率(Ki67阳性细胞比例)从对照组的约40%飙升至约60%。不仅如此，
这个实验强有力地证明，在活体大脑中，局部神经环路活动的增强，可以直接驱动SCLC肿瘤的生长和侵袭。
为了进一步验证之前发现的“GABA悖论”，研究人员设计了第二个更为精巧的光遗传学实验。这一次，他们利用病毒工具，将一种红光激活的光敏蛋白(ChRmine)特异性地表达在GABA能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中。这样，他们就可以用红光单独激活这些“刹车”神经元，而不影响“油门”神经元。
结果再次印证了此前的推测。当研究人员用红光激活肿瘤周围的GABA能神经元时，同样观察到了SCLC细胞增殖率的显著提升。这为“GABA在SCLC中扮演兴奋性角色”这一反常现象，提供了决定性的活体证据。
那么，故事到这里可以结束了吗？还有一个终极问题：SCLC细胞增殖的直接驱动力，究竟是神经递质本身，还是它们所引起的膜电位去极化？为了区分这两者，研究人员进行了最后一个堪称点睛之笔的实验。他们直接将光敏蛋白ChR2的基因导入到SCLC细胞自身中，而不是神经元。然后，他们将这些“自带光控开关”的SCLC细胞植入小鼠大脑。
现在，当他们用蓝光照射肿瘤时，绕过了所有的神经元和神经递质，直接引起了SCLC细胞自身的膜电位去极化。经过几天的光刺激后，他们比较了光照组和对照组的肿瘤大小。结果显示，仅仅是人为地、周期性地让SCLC细胞膜去极化，就足以使其肿瘤体积增长近一倍。
这个实验干净利落地证明了，
至此，我们描绘的图景一直是“神经元影响癌细胞”。但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一个病态的)中，信息流动很少是单向的。那么，SCLC细胞在“窃听”神经环路的同时，是否也会反过来影响周围的神经元，甚至“改造”整个神经微环境，使其变得对自己更有利呢？
临床上，脑转移瘤患者常常伴有癫痫发作，这本身就是大脑神经元异常、过度同步放电的表现，暗示着肿瘤可能正在诱导一种“网络超兴奋”(network hyperexcitability)的状态。
研究人员再次回到体外共培养体系。他们发现，与单独培养的神经元相比，和SCLC细胞共培养的神经元，其突触连接的数量显著增加了。这表明SCLC细胞的存在，能够促进周围神经元之间形成更密集的通讯网络。
接着，他们使用多电极阵列(multielectrode array, MEA)技术，实时监测神经元网络的电活动。MEA培养板的底部布满了微小的电极，可以记录大量神经元的放电情况。结果显示，与SCLC细胞共培养的神经元网络，其放电的频率、强度和同步性都远高于对照组。SCLC细胞就像一个“兴奋剂”，将周围的神经元网络“点燃”了。
在活体小鼠模型中，他们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通过在肿瘤区域和对侧健康脑区同时进行局部场电位(local field potential)记录，他们发现肿瘤侧的神经电活动强度显著高于健康侧。这说明SCLC肿瘤确实在活体大脑中营造了一个高度兴奋的微环境。
这种超兴奋状态，对癌细胞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正如前面所证明的，神经活动越强，SCLC细胞能获得的“生长燃料”就越多。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那么，SCLC细胞是通过什么机制来“操控”神经元的呢？研究人员再次求助于他们的scRNA-seq数据。在之前分析与神经元共培养的SCLC细胞时，除了发现那个富集了“突触基因”的14号细胞簇，他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独特的细胞亚群(5号簇)。这个亚群的细胞，上调了大量通常在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中表达的基因。
星形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一种重要支持细胞，它能参与突触的形成和功能调节，与突触前、后膜共同构成“三方突触”(tripartite synapse)。研究人员发现，SCLC细胞似乎在进行一种“身份模拟”(identity mimicry)。通过表达星形胶质细胞的特征基因，它们可能模拟了星形胶质细胞的功能，从而重塑了周围的神经元连接，并诱导了网络超兴奋。在电子显微镜下，他们也确实观察到一些SCLC细胞占据了类似星形胶质细胞的“近突触”位置(perisynaptic)，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身份模拟”的假说。
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神经-肿瘤相互作用的复杂画卷，不仅仅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全新的、充满希望的治疗路径。既然SCLC脑转移瘤的生长依赖于一个超兴奋的神经微环境，并且这种依赖性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那么，打破这个循环，让“过热”的神经网络“冷静”下来，是否就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的生长？
这个思路的核心，是将治疗的靶点从癌细胞本身，部分转移到它所依赖的微环境——神经系统上。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拥有大量可以调节神经系统兴奋性的药物，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抗癫痫药物(anti-seizure drugs)。
研究人员选择了一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它的作用机制之一是调节突触囊泡的释放，从而降低神经元的整体兴奋性。他们将SCLC细胞(包括人源和鼠源的)植入小鼠大脑，待肿瘤形成后，开始每天给小鼠腹腔注射左乙拉西坦，持续两周。对照组则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治疗结束后，他们评估了肿瘤的生长情况。结果令人鼓舞。无论是对于小鼠源的16T细胞，还是人源的H446细胞，接受左乙拉西坦治疗的小鼠，其脑内肿瘤细胞的增殖率都受到了显著抑制。更直观的是，治疗组的肿瘤平均面积也明显小于对照组。
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通过药物手段降低肿瘤周围神经元的兴奋性，
这项开创性的研究，照亮了癌症神经科学(Cancer Neuroscience)这一新兴领域。它系统地阐明了神经活动在SCLC从肺部起源到脑内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关键驱动作用，并提出了一个极具转化潜力的治疗新策略。它让我们重新审视癌症，不再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细胞生物学问题，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涉及全身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参与的复杂生态学问题。
未来，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回答。例如，除了谷氨酸和GABA，是否还有其他神经递质或神经肽参与了这场对话？在肺部，迷走神经是通过哪些具体的分子信号来促进SCLC启动的？我们能否开发出更具靶向性的药物，来精准地阻断神经元-癌症突触的功能，同时尽量减少对正常神经功能的影响？
无论如何，这扇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对神经-肿瘤对话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终将能够开发出更巧妙的策略，来“破解”癌细胞的“神经”诡计，为对抗这种致命疾病带来新的曙光。
参考文献
Savchuk S, Gentry KM, Wang W, Carleton E, Biagi-Junior CAO, Luthria K, Yalçın B, Ni L, Farnsworth HC, Davis RA, Drexler R, Melms JC, Liu Y, Acosta-Alvarez L, Hartmann GG, Pavarino EC, LaBelle J, Woo PJ, Toland AM, Qu F, Kim YS, Filbin MG, Krasnow MA, Ligon KL, Izar B, Sage J, Sabatini BL, Monje M, Venkatesh HS. Neuronal activity-dependent mechanisms of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hogenesis. Nature. 2025 Sep 10. doi: 10.1038/s41586-025-09492-z.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93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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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探索一点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