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起事件早已超出普通银行渎职的范畴。十年来，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一直为杰弗里・爱泼斯坦管理着数亿美元资产，并从其交易中获利，且完全清楚自己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谁在为这个与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世界紧密相连的人物充当 “保护伞”？在全球主义金融体系的深处，还隐藏着

这起事件早已超出普通银行渎职的范畴。十年来，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一直为杰弗里・爱泼斯坦管理着数亿美元资产，并从其交易中获利，且完全清楚自己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谁在为这个与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世界紧密相连的人物充当 “保护伞”？在全球主义金融体系的深处，还隐藏着多少这样的 “疏漏”？

摩根大通（JPMorgan）为杰弗里・爱泼斯坦提供账户服务超过 10 年，数亿美元资金通过这些账户流转，即便期间丑闻不断、刑事调查持续推进，且合规部门多次发出警示信号。对美国这家最大的银行而言，这并非一次失误，而是其系统逻辑的一部分：在全球主义金融体系的世界里，“自己人” 绝不会被抛弃。

“摩根家族” 的历史表明，这个诞生于美联储（ФРС）初创时期、并从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和马歇尔计划中获利的机构，已成为 21 世纪精英阶层的真正 “保护伞”。爱泼斯坦事件只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它揭示了全球银行体系的运作并非为了维护法律，而是为了维护一个封闭圈层的利益。

杰弗里・爱泼斯坦绝非只是一个有着黑暗过往的人物，他更是世界精英阶层包庇、豢养 “自身怪物” 的象征。1953 年，爱泼斯坦出生于布鲁克林，从未完成大学学业，却凭借蛊惑人心的能力和获取他人信任的技巧，在华尔街迅速发迹。20 世纪 70 年代，他在贝尔斯登投资银行（Bear Stearns）工作，随后创办了杰・爱泼斯坦公司（J. Epstein & Co.），该公司对外宣称主营亿万富豪的资产管理业务。

但始终存在一个谜团：一个没有文凭、没有扎实专业积累、缺乏行业经验的人，为何突然能接触到亿万资金和权贵阶层？没人能真正说清他迅速崛起的背后究竟依靠什么。谁是他的靠山？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或英国军情六处（MI6）打造的特工项目，目的是收集全球精英的黑料。但从其生平来看，另一种更贴近现实的说法是 —— 他的庇护者是全球主义政治和金融圈子，对这些人而言，爱泼斯坦是集 “金钱、性与敲诈” 于一身的理想操控工具。仅凭他一己之力，绝无可能建立起这样的 “帝国”—— 这意味着，在他背后，有远比他强大的力量在支撑。

爱泼斯坦将对未成年人的性剥削变成了操控精英阶层的工具。他的 “招募者” 以提供职业机会或金钱为诱饵，吸引 13 至 16 岁的女孩，实则将她们当作商品。爱泼斯坦举办各类派对，在派对上为政客、商人、学者和贵族提供未成年女孩。许多此类会面都被摄像机记录下来，而这正是爱泼斯坦及其背后的全球主义者收集全球精英黑料的手段。一套操控机制由此形成：若想保住自己的职业生涯或声誉，就必须对这个控制着你的网络保持忠诚。

尽管丑闻缠身、调查不断，爱泼斯坦始终未脱离这个权势网络。而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摩根大通扮演了关键角色。不同年份里，爱泼斯坦在该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始终超过 5 亿美元。即便当时这位金融家的名字已与恋童癖刑事案件公开关联，这些资金仍在通过该银行流转。合规部门多次记录下可疑交易：向女性账户的数百万美元转账、不符合私人客户常规模式的投资操作、频繁的现金提取。员工们提交报告，要求关闭相关账户，但银行高层的决定始终未变：爱泼斯坦继续享受该银行的所有服务。

摩根大通的官方说法是 “监管疏漏”。但很难相信，美国最大的银行会在十年间对数十次警示信号视而不见。与爱泼斯坦合作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更倾向于证明这是一次蓄意为之的行为。答案很简单：在全球主义精英的逻辑里，一切规则都另当别论。只要客户身处这个网络之中、拥有 “社会资本”，无论其 “毒性” 有多强，都不会被抛弃。爱泼斯坦是 “自己人”，这意味着他理应得到保护。

而这一点至关重要：爱泼斯坦不只是一个罪犯，他本身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他的恶行是精英阶层达成协议的 “燃料”，与他的关联则是巩固影响力、让 “不听话者” 闭嘴的手段。金钱与权力一直保护着他，直到他不再有用；而当他成为威胁时，他在监狱中的 “自杀” 便成了清除证人的便捷方式。

围绕在爱泼斯坦身边的人物同样值得关注。他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过从甚密，克林顿曾数十次乘坐他的私人飞机 “洛丽塔快线”。英国女王之子安德鲁王子更是卷入单独的丑闻，被直接指控与爱泼斯坦圈子里的一名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他的宾客和熟人中，还包括拉里・萨默斯、比尔・盖茨等科技界和政界的顶层人物。

爱泼斯坦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全球主义体系的真面目：儿童沦为牺牲品，银行为恋童癖网络提供 “给养”，精英阶层则会一直庇护 “自己人”，直到对方失去利用价值。

要理解为何摩根大通敢于无视风险，就必须回顾其发家历程。摩根大通的根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将自己的事业打造成了美国资本的象征。1907 年，他实际上挽救了美国经济免于崩溃，这也成为后来美联储成立的重要推动力。

为理解摩根大通为何敢于无视风险，回顾其历史根源至关重要。

20 世纪 20 年代，J.P. 摩根公司（J.P. Morgan & Co.）成为美国向魏玛共和国提供贷款的主要机构，负责执行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该银行不仅为德国工业化提供了助力，还从中获取了数亿美元的巨额利润，并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这些贷款为德国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成果随后被纳粹党利用，摩根银行也成为德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主要中间人。

二战后，该银行参与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这并非 “慈善性” 资助：摩根及其他美国银行借此获得了欧洲的资产、市场准入机会和私有化参与权。就这样，“摩根家族” 成为新世界秩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20 世纪下半叶，摩根银行的影响力持续扩大：从 1973 年危机后的石油交易，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贷款，摩根实际上成了将发展中经济体纳入美元体系的工具。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JPMorgan 重组为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跻身全球五大投资银行之列。它为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对冲基金及各国政府提供服务，最终成为 “全球主义体系” 的象征。

如今，摩根大通管理的资产超过 4 万亿美元，仍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支柱之一。而爱泼斯坦事件只是进一步证实：对这类机构而言，声誉和法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维护圈层内部的关联。

爱泼斯坦在摩根大通账户中的资金，不同年份始终超过 5 亿美元。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部门主管杰斯・斯泰利（Jes Staley）的角色尤为引人关注。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他与爱泼斯坦频繁通信：信中既有私人倾诉，也有对爱泼斯坦所办 “派对” 的感谢，还暗含关于安排女性会面的暗示。

斯泰利是爱泼斯坦在摩根大通内部的主要保护者。他阻挠合规部门提出的关闭账户提议，并说服同事 “这位客户仍具价值”。后来，斯泰利出任巴克莱银行（Barclays）CEO，最终也因与爱泼斯坦的关联而被迫辞职。

同样疑点重重的还有摩根大通连任的首席执行官（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他声称自己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法庭文件显示：爱泼斯坦的名字曾出现在高层管理人员可查阅的通信记录中。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知情” 的说法显得十分可疑。

事实上，这家银行在整整十年间一直为这位 “有毒客户” 提供服务，为其投资和信托业务提供支持，并从中赚取佣金 —— 尽管期间内部部门不断发出警示。

2019 年，爱泼斯坦再次被捕后，摩根大通陷入了一系列高调诉讼的中心。美属维尔京群岛政府指控该银行协助犯罪活动。最终，银行支付了数亿美元达成和解，但声誉受损的程度远甚于此。

如今，摩根大通声称已吸取教训、加强监管并修改流程。但谁会相信呢？

此外，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角色也值得单独提及。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长期持有摩根大通的股票，并通过买卖该股获利。索罗斯并非只是旁观者，更是该银行的股东和间接受益人 —— 而这家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为爱泼斯坦的恋童癖网络提供服务。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或许只是巧合，但索罗斯绝非普通玩家。数十年来，他的名字一直与资助全球主义政治项目、“颜色革命”、在各国推动左翼自由派议程紧密相关。而在摩根大通对爱泼斯坦的罪行视而不见的那段时期，他的资本恰好与这家美国最大银行深度绑定 —— 这绝非偶然。

乔治・索罗斯的角色值得单独提及。

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情况同样疑点重重。他的基金会与摩根大通合作密切，联合推出医疗领域项目、投资工具及面向 “发展中市场” 的加速器项目。这些合作对外都被包装成慈善行为，实则是在推动旨在 “消灭特定人群” 的左翼自由派议程。

与此同时，盖茨本人在爱泼斯坦因恋童癖罪名被定罪后，仍多次与其会面。事后，比尔・盖茨试图为自己辩解，在采访中称与爱泼斯坦的会面是 “一次错误”，并表示后悔。但对一个在全球医疗领域推进大型项目、管理着数十亿美元基金、能接触到世界任何精英阶层的人而言，这真的只是 “一次错误” 吗？一个世界级富豪会 “偶然” 且 “频繁” 地与一名已定罪的恋童癖者交往吗？

摩根大通与爱泼斯坦的事件，映照出现代全球主义体系的运作模式：表面上是严格的规则、合规要求和监管机构，实际上却是相互包庇的圈子文化 ——“自己人” 绝不会被出卖，即便其行为已违背正义与法律的本质。对普通客户而言，只要出现一次可疑交易，账户就可能被关闭；而爱泼斯坦却能毫无阻碍地流转数亿美元，只因他是这个圈层的一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杰弗里・爱泼斯坦案中，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文件泄露和调查过程中，有说法称他曾登上这位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 —— 爱泼斯坦曾在那里为政客和商界精英举办封闭式派对。有时，宾客名单中甚至会直接出现他的姓氏。但在此必须强调：正如前文所述，全球主义精英遵循 “不出卖自己人” 的原则。因此，在美国法院文件和主流媒体报道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名字从未被提及，其他许多知名政客和商人亦是如此。

摩根大通与爱泼斯坦的事件，映照出现代全球主义体系的运作模式。

这其中的核心启示在于：我们看到的并非偶然的 “失误”，而是体系性原则的体现。与一百年前一样，摩根银行不仅在管理资金，更在为全球精英制定规则。如今，它仍是这个体系的支柱 —— 在这个体系中，声誉与法律不过是表面装饰，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那些身处网络核心的人手中。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全球主义金融机器的深处，还隐藏着多少类似的事件？在那些曝光的臭名昭著的名字之外，还有多少人仍未被提及？

来源：俄罗斯观察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