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清代以后，书坛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古代金石碑版等文字资料越来越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取法。与创作领域内隶书复兴及追求古朴斑驳效果的风气相呼应，在许多书学著作和言论中，碑刻书法的艺术特点及其价值也成为常见的话题。
书法史学习到清代，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碑学理论的学习。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清代碑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因为篇幅较长，我们仍分上、下两篇，这是上篇。
前文曾经归纳过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本文实际上是全面细致的回顾。
碑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进入清代以后，书坛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古代金石碑版等文字资料越来越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取法。与创作领域内隶书复兴及追求古朴斑驳效果的风气相呼应，在许多书学著作和言论中，碑刻书法的艺术特点及其价值也成为常见的话题。
这种情况与宋、元以来的帖学书法理论有明显的不同。在宋代以来的帖学书论中，虽然也常常谈到碑刻书法，但大都以唐代名家楷书碑版为主要对象，对篆、隶碑刻则较少涉及，即使有也只是泛泛而谈。
从明末开始，擅写隶书的书法家逐渐增多，到清初，不仅像王铎、傅山这样以行草著称的书家都有隶书作品传世，而且出现了王时敏、郑簠、朱彝尊、万经等一批专门以隶书名世的书法家。在清初学术界金石考据之学复兴的影响下，书法家中访拓、收藏碑版石刻的风气也十分浓厚，郑簠、朱彝尊、傅山等人都因自己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和身体力行而成为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
除了创作实践以外，上述诸人还把自己访碑、考碑的心得及对碑刻书法特点的认识反映在各自的论书文字中。如傅山在其《霜红龛集》中就屡屡谈及汉隶碑刻的艺术特点，并拈出诸如“硬拙““篆隶一法”等审美要求。在傅山的书学思想中，楷书应从纂、隶、八分而来的主张始终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则，其著名的“四宁四毋”之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对碑刻书法风格的体悟和总结。
万经则著有《分隶偶存》二卷，对隶书的起源变迁、隶书与八分及楷书的名实异同、汉唐隶书的不同风格、隶书书写技法、汉魏碑版考证及历代擅写隶书的书家等内容都进行了梳爬整理和论述阐发，旁征博引，条理分明，是清代前期重要的隶书研究专著（《分隶偶存》建议全文阅读，篇幅也不大）。
苏文作：郑簠画像
郑簠和朱彝尊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书学著作，但凭借他们在书法实践上和学术研究上的影响，其艺术追求取向在当时则开启和统领了一时风气。特别是郑簠，以取法汉碑隶书而驰誉江南，从习弟子众多。在他的影响之下，当时写隶书者多追求碑版的坚实厚重意趣，甚至有人专以模仿石刻风化后的斑驳残泐效果为能事，并形成了一股风气。这种现象曾招致正统帖派书家的批评，谓“今之昧于分书者，多学碑上字，作剥蚀状，可笑也”。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重视碑刻特别是汉、魏隶书碑刻的倾向，在清代前期是书学界一个明显的变化。除了专门对隶书下过功夫的书家外，许多持帖学主张的论书者也都在著述中强调隶书碑刻的重要和楷书应从隶书、八分而来的观点。尽管在这一时期的书论中还没有出现以碑刻为主要依据来考察篆、隶、楷书体整个演变过程的书法史观，对碑刻书法艺术特点及价值的总结阐发也未系统，但是在金石考据学和访拓收藏碑刻风气的带动下，一部分书法家和论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古代碑刻书法的极大兴趣及研究考察，已明显突破了明代帖学书论的取舍范围和审美原则，因而具有新鲜的活力。其中反映出来的新奇追求和标准，与后来的碑学书论主张十分接近，可以说是清代碑学理论的准备和滥觞。
乾嘉时期，专门的书论仍以帖学观点为主要潮流，然而在一些金石学者和侧重取法碑刻的书家的书论著述中，金石碑刻所占的比例和重要性已相当明显。在这方面，著名学者和书家翁方纲最具有典型意义。
翁氏书法创作和论书主旨都属帖学一路，但作为金石学者，他对古代金石碑刻的研究投注了极大精力。他的《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粤东金石略》等书虽是金石学著作，但由于他在考证金石碑版时经常从书法风格入手，以点画用笔特征为论据，因而对书法界颇有启发和影响。
至于翁氏对缪篆、隶书与八分、汉隶与唐隶等问题的考证，更是以古代碑刻为依据，将书法与金石学结合在一起来考察书史发展，其取材和见识都已超出了帖学范畴。与翁方纲一样，桂馥、黄易、孙星衍等也都将书法与金石学结合起来，或从书法兴趣出发去搜访研究金石资料，或利用新的金石材料来认识书法艺术的源流变迁。这些人的共同努力和实践，极大地推动了金石学对书法艺术的介入，并为后来碑学书法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嘉道之际，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利用当时新发现的大批汉魏南北朝碑刻资料，对唐代以前书法风格的发展演变脉络重新进行梳理和阐述。
阮元像
他认为：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分为南、北两派，北派擅长隶、楷，宜于碑刻；南派擅长行、草，宜于启牍。若追根溯源，则两派皆出于锺繇、卫瓘，故仍以北派为正宗古法。而南、北两派并行于世，至唐初犹然；只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独重王羲之，遂使北派被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派所掩；到宋代《淳化阁帖》等刻帖盛行以后，碑版石刻受到冷落，北派于是更加衰微。有鉴于此，阮元号召学书者“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希望能够通过“拟议金石”而使“名家复起’，重新弘扬“汉、魏古法”。
阮元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其所著两论引征材料翔实可靠，论述条理清晰，颇具说服力。首先，他在两论中列举了一大批当时新近出土、前人未能论及的魏晋南北朝碑刻，从而以新的材料依据，从新的观察角度对唐代以前的书法发展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解释。
更为重要的是，阮元彻底否定了宋代以后风靡天下的刻帖在认识书法史以及作为临习范本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倡导学习汉魏北朝石刻，并以此作为扭转帖学流弊、重振汉魏古法的惟一途径。
作为乾嘉朴学的后劲，阮元把清代朴学在金石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引进到书学研究中，由此为清代的书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将北碑概念引人书法史和书学理论研究，则标志着碑学理论的正式确立。其时，帖学书论和书风都已呈现出盛极而衰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碑学理论的出现便具有了应运而生的现实意义。此外，再加上阮元本人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遂使得其崇碑观点一问世，便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赞同和响应。
钱泳在读到《南北书派论》以后称其“真为确论”，且谓“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在其所著《履园丛话》中，他还强调“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书是两条路”，“唐初诸大家皆出六朝”，在谈到六朝人书时，二王以外，对北朝崔、卢之书及《刁遵》《高湛》《郑道昭》《唘法寺》《龙藏寺》等北朝碑刻亦极力推许，这些观点明显是来源于阮元的主张。梁章钜对阮元两论的观点也深表赞同，他不仅称阮氏“于书家源流正变所辨极精”，为“前人所未发”，而且进一步详辨碑、帖名实，谓金石文字、摩崖、碑碣之属“皆不可以帖名”，而“宋以后《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非碑”，甚至将清朝诸多名书家亦划分为南、北两派。其受阮元影响之深，于此可见。
如果说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从书法史观上动摇了宋代以来帖学的正统地位，标举出北碑这一长期被忽视的体系的话，那么随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则使碑学观点在理论原则、技巧要求及取法步骤等方面进一步具体和系统化，并使其广泛传播，形成气候。
包世臣像
包世臣学书从帖学入手，早年一直徘徊于《兰亭序》《淳化阁帖》等范本之中。但他对于执笔、运锋等技巧问题十分注意，不仅对古法悉心体会推求，同时还广泛与友朋切磋研讨。特别是在他向邓石如请教以后，兴趣转向唐代名家碑版，更由此上溯北魏六朝，以北碑与自己摸索笔法所得相互印证，于碑学书法理论多有创见和阐发，对清代碑学运动的推广起到巨大的鼓吹作用。
包世臣在书法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是对碑派书法创作的技巧要求和审美原则进行了具体详细的列举和论证，并将其与大量的北碑作品结合起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从书法史和矫正帖学书风流弊的角度出发，号召对北碑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应给予全面的重视和借鉴取法。包世臣则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提出了“指劲、铺毫、用逆、用曲、中实、气满”等一系列碑派书法的技巧要求和审美原则。包世臣不仅在著作中大量列举北碑名品，而且进一步总结出北碑书法的技巧特点和风格来源，如谓：
北朝隶书，虽导源分篆，然皆极意波发，力求跌宕。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
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具备。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他还将北碑中一些名品的书艺高下和风格类型进行了评定和划分：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南朝遗迹惟《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途同归……
《刁惠公志》最茂密……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李仲旋》《敬显儁》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隋《龙藏寺》庶几绍法，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齐《隽脩罗碑》，措画结体极意经营，虽以险峻取胜，而波法仍归蕴藉。
在回答学生请教学书途径时，包世臣主张“先宜择唐人字势凝重锋芒出人有迹象者”习之，“然后进求北碑习之”，以坚其骨势。而在用笔上强调“峻落反收”“行处皆留、留处皆行”等要诀，对于结字、章法则提出“大小九宫”之说，并自称“以所见北魏、南梁之碑数十百种，悉心参悟“而得来。除此之外，包氏又在所著《国朝书品》中把邓石如的隶、篆、楷书分别单独列为神品及妙品上，使邓氏的地位远远高于同时其他书家。至此，包世臣在书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明确的尊崇北碑倾向，从而成为清代第一位具有完整体系的碑学书法理论家。
经过阮元的号召和包世臣的推动，从道光时期开始，碑学理论迅速在书坛蔓延扩展并占据主导地位。一批书家在取法汉、魏、北朝碑版石刻的实践过程中，不仅在创作风格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对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创作技法的研究探索也更加广泛和深入。
阮元虽是碑学理论的奠基人，然而他本人的书法风格仍属帖学一路。包世臣对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贡献突出，在实践中也对北碑用功甚深，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帖学规范的束缚，愈到晚年反而愈经常用草书书写王羲之草书帖或孙过庭《书谱》一类内容。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碑学理论属于一种新奇观点，尚未深入人心，包氏则想用写碑的技法来达到帖学的审美效果，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笔法亦属书学正统，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相比之下，稍后崛起的以何绍基代表的新一代碑派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表现得更为大胆和彻底。
我们下篇接着说这些碑学理论的实践者。
来源：谈艺录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