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文史散文：钓鱼台随想（屈正修）

摘要：钓鱼台，在麻城市阎河镇东北，一块十米多宽的巨石，立在两河夹流之中，历经风雨锈蚀。它的脚下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逝者如斯；远处是林木葱郁的山崖，年年花开花落，一处很自然的景致，谈不上壮美和雄奇。但在四百多年前也就是公元1587年前后，钓鱼台的名声却腾播得很远，是全

麻城文史散文：钓鱼台随想

(一)

钓鱼台，在麻城市阎河镇东北，一块十米多宽的巨石，立在两河夹流之中，历经风雨锈蚀。它的脚下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逝者如斯；远处是林木葱郁的山崖，年年花开花落，一处很自然的景致，谈不上壮美和雄奇。但在四百多年前也就是公元1587年前后，钓鱼台的名声却腾播得很远，是全国读书人神往之地，因为它与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有关。

早年我读鲁迅，先生说：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十景，实在没有景致的，也可想出“高山晓月”“古寺晚钟”之类的名目。于是一个荒村,一座破庙,一口老井也都变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就变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气沛然，不必再有什么长进。先生把这种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称作一种病菌，甚至与亡国之菌相比拟。我想说得平和些，麻城的县治历史达1400多年，是美国历史的几倍，其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十分深厚这样的十景八景在境内自然腑首即拾，但真正能够做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统一的我认为只有南部的杏花村和本文所要叙说的钓鱼台了。

杜牧和苏东坡这两位文坛巨匠留下胜迹的杏花村我没有去过。听说那里早已是荒芜，寻不到历史的半点的踪迹。钓鱼台我专程去拜谒过，我去钓鱼台不是为了钓鱼，我没有姜太公那种目的，没有严子陵那种闲情，更没有当代钓鱼人那种作派。我去钓鱼台是去凭吊十六世纪末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同行的还有文史专家范先生和当地退休的教师张先生，游玩钓鱼台不消很长时间，但我们却在钓鱼台静坐很久。

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钓鱼台被一抹夕阳笼照，河水溅击的浪花映辉颗颗闪光的金珠在时空间抛起又落下，远村的炊烟与天际接壤，没有繁华与喧嚣只有舒适和娴静，这种静寂与辽远使所有和暗谈与沉闷都随阎河水荡浩东去。也就是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大文学家和大思想家李贽为什么在这里久久盘桓，不忍离去。

李贽寓居著述所在地麻城阎河龙湖

(二)

公元1584年秋天，在通往阎河的官道上行走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他虽步履艰难，但精神矍铄，同行的还有一位书僮及背负沉重书籍一头老驴。这位老人就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过重要思想篇幅的李贽。其时他已五十四岁了，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辞职，应朋友耿定向之邀来麻城游学。

李贽是福建泉州人，泉州也是就是今天那个盛产假药闻名一时的晋江，但是这个晋江人李贽做人做学问来没半点虚假，却倡导和推崇“绝假纯真”的文风。李贽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入仕。这个年龄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也许是在官场混久了，李贽却愈来愈不满封建思想对人们严密的襟固，心灵开始觉醒，希望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在专制中追求自由。因此与封建伪道士同僚们的不睦也就成为必然。天性偏执的他开始了游学生涯，年近花甲仍在异乡飘泊，他是在追求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这种追求依仗着中国文化人传统人格的支撑。

阎河位于大山与平原的结合地带，阎河水从大山深处起伏之后在这里走向平缓和实在。这里曾诞生过历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唐咸亨年间洪州都督阎伯屿，是他发现了狂放不羁的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并引出了一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传为绝唱的故事。

阎河是大别山腹地重要集镇，阎河水可行舟楫直通浩淼的长江，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并且这里气候宜人。晚年的李贽于是决定在此停下来梳理他的思想，阎河水感昭着他将自己汇入汪洋恣肆的蓝色大海。

从1584年到1602年，李贽虽两度逐出麻城，并且最后在李京都的监狱里割喉自尽，他在麻城大约生活了十二、三年之久，这期间是他的思想发展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他的重要箸作《初潭》《史纲》《藏书》《焚书》《因果录》等都是在钓鱼台旁的芝佛书院里写成的。关于李贽的思想体系，我是不能道其万一的了，姑且留给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吧!但他们倡导的“绝假纯真”的学风和开放的思想的确给当时正统的朱程理学致命的一击，开创了一代新文化的先河。仅就这个意义上说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他的光荣，也是麻城的荣耀，寂寞的钓鱼台也因此而充满了诱惑力，许多年以前和许多年以后仍有络驿不绝的游人来此参观、凭吊。

李贽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钓鱼台的自然形成了美。李贽不仅是钓鱼台自然美的发现者，也是钓鱼台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而李贽写于钓鱼台的那些杰作，不但预示着钓鱼台进入了新的美学品味，也宣告李贽进入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人生段。

李贽作品

（三）

天渐渐黑了下来，三个忽明忽暗的烟头在钓鱼台上闪烁着。晚来的秋风使人感到阵阵凉意。四百年前，芝佛书院里，“从者数千万人”的盛况不复存在了，李贽在钓鱼台上孤独地徘徊的脚印也为岁月风雨填平。芝佛书院因为首倡男女兼授的校风和李贽在讲学中“无有怀而不吐”的真诚终不为当政者相容，他的一些朋友也因为他的“有悖常情”而与这反目。他向学生讲授的学问和思想被朝延某些人宣为“异端之尤”进而又升格为“乱道”“惑世”。他的著作被禁、罪名深重，焚其院、其院、被捕入狱。1602年，贫病交加的李贽以他独特的方式向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最后的抗争。一个不合时宣的声音消失了，一大截明丽的中华文明被掩埋了。

这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这死。他晚年所遭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他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超越于他所处的时代，因此为他所处的时代所不相容。明朝并不是因为李贽这个“异端”而毁灭的，在他死去的四十年后大明江山最终为满清的铁蹄所踏碎，但是一个守旧封闭的统治必将走向灭亡却是历史的必然规律。李贽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在钓鱼台上我感到了随秋风而来的另一股透骨的凉气。李贽以自身的生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史久远的磨砺，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种开放性的思想、思维必将走向没落，为另一种更加进步的思想所替代。但是怎样才能使这种积累和磨砺不停地流转？怎样才能使一代又一代教育家、思想家滋养来的文明花朵永不凋谢?怎样才能使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不致落入李贽同样命运的怪圈呢？就是在今天李贽为什么时而受到推崇，时而受到抵毁呢？在人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李贽所处的时代长进了多少呢？我想这是每一个来钓鱼台凭吊的文化人最终要面对同时感到困惑的问题。

秋夜的天空繁星灿烂，钓鱼台上寂静无声。（文/屈正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