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出生地马来亚，除了名称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只是用温和的措辞将殖民地美化为"马来保护地"。英国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保护可怜的马来人。柔佛是马来亚的一个"非联邦"州，由英国人以顾问身份来给予"有益指导"，而非以总督的身份来统治。撇开这些花言巧
我的出生地马来亚，除了名称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只是用温和的措辞将殖民地美化为"马来保护地"。英国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保护可怜的马来人。柔佛是马来亚的一个"非联邦"州，由英国人以顾问身份来给予"有益指导"，而非以总督的身份来统治。撇开这些花言巧言，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就是百分之百的英国殖民地。槟城就是百分之百的英国殖民地。
1923至1928年间，我估计家乡新山的人口应该有3至4万人。这个镇约有2.5到3英里（4-5公里）半径大，如果斗胆走出这个范围，你可能会遇到野生老虎、豹子或黑豹。新山的人口当中大概60％是马来人，35％是中国人，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则是印度人、欧亚人和其他人种。英国人一般都是公务员、教师、军官、种植园主和管理人员。
英国人善于分而治之。而马来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则只会着眼于自己的社区，从来没有想过团结来。如果他们能团结一致，英国人将会很难管治。但必须承认，在我孩童时期，甚少当地人懂得装备好自己，来迎接一个结合现代工程、商贸，经济和充斥狡猾政治的外来新世代。
父亲认为所有土地和资源理应属于马来人，不过他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亦有值得推崇之处。他们为当地带来法律、秩序，以及在市内兴建基础设施，如电力、输水管和公用水龙头。父亲喜欢英国人为柔佛州带来了一个廉洁、诚信和井然有序的政府。
而新山更幸运，因为我们拥有一位非常严格但慈爱的苏丹·易卜拉欣（ Sultan Ibrahim )，亦即是今天在位苏丹的曾祖父。苏丹·易卜拉欣有个军事助手，名叫艾哈迈德少校（ Major Ahmad ),他的子女经常来我们家玩，有时又会邀请我们到他家的平房里玩。
英国管治者中不乏一些正派和优秀的人士。但总体而言，英国人是种族主义者，常摆出一副傲慢和高人一等的嘴脸，自以为优等民族，表情和肢体语言透露着对当地人的轻视，甚至乎极端的蔑视。大多数英国人十分厌恶此等管治工作，认为就像驯养树上可怜的猴子，还得训练他们如何在地上走路一样。如果英国人在走廊上与你擦肩而过，大多数会对你视而不见的。
由于白人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成份又比殖民主义多些，从我出生开始，马来亚和新加坡就已经没有人权，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有公义的社会。但英国人却为自己开设只接待白人的社交和运动俱乐部；而柔佛公务员俱乐部（ Civil Service Club of Johor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白人俱乐部（多么名不副实！)。
白人一般都住在专属区域内，都是建在那些风景极佳的小山丘上。他们家中设施先进，配备了现代管道系统。而新山的其他地方则经常爆发伤寒，公共卫生条件极差。
我们的英文老师大都来自英格兰，他们都很优雅和正派。在上课时，我们全然感觉不到有什么种族主义。但是放学后，他们便钻进自己打造的销金窝里吃喝玩乐，与本地人完全隔绝。他们打完网球口渴，本地人就给他们送饮料，还为他们洗净汗透的衣服。没有一个英国人能够反抗这种体制。曾经有一两个年轻英国人，在刚来时会质疑这种做法，但是过了一年之后，你再难在他们脸上看到当初的神态。我对自己说，他们已经掉进了殖民主义的大染缸，纷纷染上了相同的颜色。
英文学校里的大多数印度老师都非常优秀和亲切。而中国老师大体上是可以的，但也偶有一两个被我称之为殖民主义走狗的。
回顾我的一生，影响至深的要算是日本公然向中国和中国人民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当时已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土地。后来更凭空捏造事端，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臭名昭彰的卢沟桥事变，集中全部军力公然向中国宣战。这一天被所有的中国人称之为"七七事变"。那年，我还未满14岁。
日本的侵略激发了新加坡和马来亚海外华人心中的怒火。在殖民统治下，这里的华人都缺乏归属感，他们的心仍然紧系着祖国。由于没有国家的观念，这里的华人就是华人，马来人就是马来人，印度人就是印度人。
当时，新加坡的华人社区领袖是陈嘉庚。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年约63岁。他号召华人社区，组织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他取得了英治下马来亚和新加坡当局的认可。目标是帮助战乱下在中国的受害者﹣﹣那些遭受日本侵略或轰炸而沦为孤儿、寡妇和致伤残的人。
总会成立数月后，陈嘉庚就从中国请来了一个大型合唱团，叫做"武汉合唱团"。合唱团于1938年下半年来到新加坡，演出后一炮而红，人们蜂拥赶来观看他们表演。武汉合唱团就这样一待就是一年多。
团员超过100人，当中包括舞台道具主管、乐队和七八十位歌手。团员基本上是高中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都是一群十分爱国的青年男女。日本侵略后，他们离开沿海城市，迁至内陆地区，并汇聚于武汉，生活条件很差。
武汉合唱团擅长合唱，团中有优秀的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男女混声非常和谐。他们会在学校礼堂、教堂，以及一切能即兴演出的地方表演。他们有时也作日场演出，以便学校的孩子也能来观看。我看过多次演出，并与乐队队长夏之秋成为了好朋友，他是一位词曲作家。
合唱团演奏的歌曲内容扣人心弦。很多曲子都能激发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愤慨。其中一首叫《同胞们》特别触动人心，内容讲述日本人如披着羊皮的狼，如何偷偷训练军队来征服整个东南亚。
每场演出观众都会一再要求加演，因此一般都长达两三个小时。由于群情激昂，那些热血爱国的合唱团成员常常不愿谢幕离台。乐队指挥会劝说："你们都累了。"但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并说道："不累，我们还要唱下去。"
武汉合唱团激励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的华侨。新加坡与马来亚无疑成为海外华侨的抗日中心。也正因如此，1941年12月日军侵略东南亚时，将目标对准了马来亚华人。日军在马来亚屠杀了大约5万华人，在新加坡也屠杀了约两三万人。
来看武汉合唱团演出的华侨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我印象中大概筹集了1,000万马币，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大钱了。南侨总会在马来半岛的所有镇和大村都设有分会，由于母亲在总会非常活跃，因此被推选为新山分会妇女部的主席。
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伟人，他后来被毛泽东誉为最伟大的海外华侨。时至今日，陈先生在中国仍然备受尊敬，他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但母亲一直说，最爱国的人应该是那些引车卖浆之人，我认同母亲的说法。因为他们将自己一天辛劳赚来的血汗钱全数捐给南侨总会。
这些劳动阶层，很多都入不敷支，食不果腹。小商贩会在演出时在台下大叫："我会炒贵刁，我会把接下来两周所赚的钱全部捐给南侨总会！"人力车夫则捐出一周的收入。
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严厉压制反日情绪，而那些勇于表达愤怒、发表文章的大多是左派人士。他们受到华民护卫司所严密监视。
华民护卫司根本是名不副实。所谓的护卫司实际上就是一个在身体和精神上监控华人的机构。他们与警方和特别部门关系密切，主要负责监视华人社区的左派活动，但对右派的活动则从不过问。
因此，为了抗日运动的存亡，左派分子都尽量保持低调，类似越南胡志明在法国人统治下的做法。尽管正派的英国人认为日本的行径令人发指，理应受到谴责，但是英国及其海外殖民政府对日本却一直采取合作态度。
日本侵华后，越来越多人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表示反感，他们压制百姓，不抗日却反过来与日本人合作。母亲最蔑视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同僚。在她看来，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英雄，只有共产党愿意站起来抗击日军的侵略。
母亲对中国深怀浓厚感情，她非常理解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孩童时代就曾经跟随外祖父到山东和其他省市去收租，游遍中国。
由于年幼时，我的两个哥哥比较排挤我，因此我与母亲较为亲近，并且耳濡目染了她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我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后来听过武汉合唱团的演出，并且结识了他们，这段经历更激化了我爱国反日的情绪。
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和可怕的屠杀消息不断传来，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的心中充满着愤怒和激情。我们坚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即使是日军这个最丑陋的恶魔，也终有被打败的一天。很多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纷纷前往中国参加抗日。而当中有很多人牺牲了。他们有些在临行前都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那些年轻人只带了极少量的随身衣物，一如当年他们的父母从中国南来时一样。
泰国人开战之初便和日军讲和了。我们听闻在泰国居住的日本人突然人数激增，他们都穿得像欧洲人，穿着紧身裤、鞋子和载上软木头盔。
可怕的消息接踵而来，日本人突然对马来亚北部边界区域产生兴趣。他们在那里拍照，支起画架绘画。新山同样如此。柔佛海峡中间有一条长堤贯穿而过，如果你面对新加坡岛，长堤左边就是实里达（ Seletar )。日本人就在那里支起画架，将实里达描画下来。这些日本人都是间谍。
他们不像1920年代来到新山的那些日本人。那时，有一位非常和善的日本人，在我们家的隔壁开了一家专业摄影器材店。他的名字叫渡边（ Watanabe )。在许多个晚上，我们听到渡边的妻子弹奏着日本三弦琴，唱着动听的歌。后来，我们得知她唱的都是经典的日文歌曲。
离我家六七家店铺之距，有一位日本牙医。在另外一条街上，有一家日本人开的理发店。而在直律街的大街上，我父亲的店铺和华人学校之间有两三家店，日本妓女都在那里拉客。店中亮着小灯笼，透过米纸拉门便能看到她们的影子。有时，那些女人还会走出来，端坐在门帘前。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这些店铺纷纷消失了。
即使在学校，我们也能嗅到火药味。我记得有位英国的历史老师，毕业于牛津大学，40多岁。1939年，他在高考班的课堂上对大家说，战争的乌云已笼罩着太平洋上空，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中国，他们有可能会觊觎东亚的其他地方。有情报说，日本人已将大和号的主要骨干打造好，这是人类迄今建造最强大的战舰。但他叫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大和号一旦开启发炮便会马上翻船。英国情报处所提供的情报是错误的，他们报称这批战舰建造品质很差，而且上重下轻。
日本人的兽性和不人道行径促使我有意参军，或做任何能够抗击日本侵略的事情。1939年毕业那年，我刚满16岁，内心被这种情绪完全占据了，渴望能前往中国参加抗日，即使第一天就战死沙场，也义无反顾。当你年轻的时候，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反正那时我在家过得并不开心。
在修女女校完成了一年级（ Standard One ）后，便入读政府办的英文学校武吉扎哈拉（ Bukit Zaharah )。从1932到1934年，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学后，便自动升上英文书院。我的英语修读至高中程度（ O - level )，并于1939年在新山英文书院毕业。
若你在英文书院取得优良的高考成绩，你甚至可以入读英国最好的大学，如牛津和剑桥。而新加坡两所最优质的高等教育学府分别是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教授文理科的莱佛士学院。在英文书院时，就算我和鹤龄经常与那些有殖民主义倾向的老师针锋相对，我的成绩也一直名列前十名。
对于英文书院，我并没有什么愉快的回忆。在那里，学生只能坐着听讲。在老师看来，提问就是不服从的表现。现在回头想想，那些老师可能没有接受过正统训练，只在尽力掩饰自己的不足。但在我来说，这种不准提问，不求甚解的教育方式让我感到十分气愤。
武汉合唱团于1938年来到新加坡，进一步激发了我的愤懑、殖民教育者对我的羞辱，以及柔佛欧亚人的那些刻薄行径，使我越来越讨厌所有与英语相关的事和物。
因此，我决定入读新山一所华文学校学习中文。这17个月的校园生活，是我学习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第一次感受到快乐。在那里没有殖民主义气息，也没有卑躬屈膝的感觉。
老师们薪水微薄，学校的硬体设施更是少得可怜，卫生条件亦十分之差。这些华文学校没有政府资助，主要靠华人社区出资创办。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期，华商都濒临破产、自身难保，他们又能给学校提供什么呢？
老师上课时都是穿着几乎没有洗熨过的棉布衣服。与我曾就读的殖民学校比较，简直截然不同，那里的校长穿着精纺羊毛套装、打着领带。而华文学校的副校长却十分贫穷，身穿一件泛黄的白色斜纹外套，但他却是一个十分亲切和善的人。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懂得辨别形式和实质。我深深意识到，人的真正价值与金钱几乎是毫不相干的。
从1940年1月开始，我在华文学校学习。说起来有些丢脸，我当时16岁，已经完成了高中英文教育。但在那里，我只能从小学3年级开始读起。每张桌子配上两张连接的椅子，能坐两个学生，而我的同桌同学大概只有9岁。
1940年上半年，我不断埋头苦读，再苦读。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用功过。那时老师会对全班说：回家背书，明天上课就要当众背诵。在我刚入学时，我的普通话和中文阅读能力只属初学阶段。我日常在家与母亲以福州方言交谈，跟佣人说粤语。在与武汉合唱团的交往中，我学了一些普通话。但来到学校，由于程度较深，我感到异常吃力。而学校里的一些老师又十分严厉，我曾见过他们体罚学生。
入读华文学校才数月，我已能掌握小学程度的中文，这时我疯狂爱上中国电影。到1941年5月毕业时，我已经在学校里名列前茅。我的校长祖籍福州，他在一次的致辞中，还特别提到了我。那时，马来亚的上空已开始战云密布。而父亲亦罕有地关注起我们。有一天，他对母亲说："跟你的蠢儿子说，别想到中国去！如果他去了，可能就死在那里。何不安排他入读莱佛士学?"于是母亲便来尝试说服我。我在英文书院的一些高中同学已经上了莱佛士学院，他们没有像我那样转读华文学校。因此，当母亲跟我谈时，我认为她的话很有道理。
1941年5月，我入读了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这是我生命中一段非常愉快的小插曲，这段经历对我有很大影响吗？也许吧！有6个月时间，我全情投入经济学和英文诗歌中。在莱佛士学院这段短暂的日子里，我结识了很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领袖。.我遇到了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的敦·阿卜杜勒·拉扎克( Tun Abdul Razak )，结识了日后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 Lee KuanYew )。光耀比我高一年级，那时大家都叫他"哈利·李"( Harry Lee )。光耀是一个很上进的人，至今我都没遇过比他更发奋上进的人。他希望自己能见多识广，拥有使人信服的观点，并且能占主导地位。在莱佛士学院的时候，光耀就广受信赖，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
在莱佛士学院时，我倾向选修法律或政治，反而对从商并不感兴趣。由于日本对东亚发动侵略，以及我对殖民主义的深恶痛绝，我认为政治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所以，我选择先修法律，以此作为进入政界的途径。
不过，一场战争却改变了一切。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