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说来自他很崇拜的两个大思想家的音译名的结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当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力非常大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
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说来自他很崇拜的两个大思想家的音译名的结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当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力非常大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
但是这个讲法只说对了一半，“巴金”的真正来由，是因为他要纪念在法国念书时的一个好同学，叫做巴恩波。巴恩波最后自杀了，那时他还正在翻译一本书，正好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书，巴金为了纪念这个老朋友，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
不过巴金本人倒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尽管他从来没有明说过。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互助论》的作者克鲁泡特金，巴金还翻译过他的另一本名著《面包与自由》。
1.
他们不喜欢被宰制，
他们要的是自由，是解放
在那个年代，无政府主义好像在激进学生、文化知识界里面，特别流行？
没错。在共产主义的整个理论学说与组织机构在国内还没有完全建立、传播开来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就是当时新文化运动里面，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激进思潮，也被叫做“安那其主义”，来自英文名字Anarchism的音译，而这个单词的由头则是希腊文。古希腊文里，这个词指的是“没有政府”。
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政府是件好事，或者是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其实你可以说这是人类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广泛、模糊的情感倾向，好像代表着某种社会理想。
有人就认为，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所讲的“大同世界”，或者道家老子、庄子所描述的那种乌托邦般的情景——比如庄子说到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大意为：那些偷了一个腰带带钩的人要受惩罚处死，而盗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做了诸侯），这些想法背后，都蕴含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古希腊年代就有一些哲学家，片片断断地提出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从诡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芝诺，一直到整个现代时期，都有许多作家曾经试着要提出某种明确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你可能听过一本很有名的书《湖滨散记》（又译《瓦尔登湖》），作者大卫·梭罗就曾经讲过：“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什么都不管。
19世纪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普鲁东，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然后把它变成一套系统学说的人。但是我们要小心，无政府主义到了现代又分成左右两派——
有一些是比较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世界上再也没有政府了，再也没有人来收税了，而人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其实都可以交给市场来完成，一个政府它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的功能，哪怕关于需不需要有国防、军队这些事情，也都完全可以交给市场、交给私人企业来代替。
然而，最主流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左翼的无政府主义者。
像刚才说的普鲁东与他后来的理论发展人巴枯宁，他们就认为，市场这个东西也还是不对的，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里面的“市场”，那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资本主义跟政府一样会压迫人。
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幻想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被宰制，他们要的是自由，是解放，他们认为被一个政府所宰制，和被一个企业主、一个老板所宰制，都不是一件好事情，都应该要抛弃。
2.
一个问题：
一条街道的秩序与卫生，到底该谁管？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怎么可能运作得起来？
比如说街道上有些脏乱，有些单车随便停放，有一帮人大半夜在路边这么拍东西，偶尔发出一些声响，吵到附近的居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中国人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可能就是说，“这事怎么也没人管一管？”
当我们说没人去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看到这一片，为什么政府不该好好管一管他。
想想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会怎么样面对这种处境呢？他会告诉你：“不需要管。”
没有人管，这个街上又脏又乱，又有人吵吵闹闹，那该怎么办？
他给你的答案是，假如这个地方的街坊，这附近的区民，他们有很好的互助精神，他们彼此合作，比如说成立一个合作社般的区委会，他们会自己维护好自己街道的安全、秩序、卫生，他们应该来负责这些事，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这片社区的，他们自己可以好好地组织起来，不需要一个从上而下的凌驾来管理他们。
但他们有意愿要去这么做吗？让他们轮流，是不是家家户户每天有人定时出来打扫，那不是很烦吗？没关系，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普鲁东以来的这一路左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还会告诉你：人类最根本的精神之一，就是“互助”。
如果我们人人都带着互相帮助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做一些麻烦其他人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丢垃圾，就不会使别人活得那么痛苦、干得那么累了。
你肯定还会再追问，这种想法会不会太不切实际了？人真有那么善良吗？人真的能够那么自觉地去帮助其他人，去把自己的社区街坊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社区所有的一切吗？这种事情有没有基础呢？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互助论》，1902年在英国出版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3.
我们都误读了达尔文主义？
这本书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互助"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互相帮助，是出于一种更深刻的、整个人类族群共有的、休戚与共的某种感情，而且这个感情还是有生物基础的。
这本1902年的书跟我们讨论了当时在全世界都流行一时的达尔文主义。
我们知道的达尔文主义、演化论，那就是“物竞天择”，接下来在中国流行的还有后面四个字：“弱肉强食”。这是一个所有生物都在竞争的世界，按照这套理论来讲，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不会有什么互助精神。然而克鲁泡特金说，我们大家都误读了达尔文。
他说，达尔文所讲的演化与进化是对的，每一个族群、每一种物种，要谋求自己的生存、要适应环境，这也都是对的，然而我们忽略了达尔文其实也提过一种现象——动物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利他表现行为，许多动物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状态，会彼此帮助，互相照顾，以有益于整个种群的方式生存下去。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蚂蚁、蜜蜂这类动物了。可是除此之外，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大量我们不太清楚的东西。
比如他引述一个自然学家看到的，在俄罗斯东部草原上面有一种白头鹰，它们会一群十来二十只在天空上飞翔，总共覆盖25平方英里的范围——谁要是看到底下有猎物，有腐肉可以吃，它就会发出高声的鸣叫，招呼覆盖在这25平方英里上空所有同群的老鹰，一起下去叼食，而且它们还讲礼数规矩，首先要让年长的老鹰先吃。
所以你看，连老鹰都懂得这种互助、合群的精神，而且长幼有序。那么更何况是人呢？人也是动物，所以他又推论下去：
人曾经经历过一个时代，即“蒙昧人”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始人史前时代。那个年代肯定没有什么国家、政府，他们的活法，就是一个一个血亲为基础构成的氏族，集体劳动，一起打猎，一起采集野果。
类似的现象，甚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很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记述过，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区域人们是这样生活的。这些人的状态是不是互助精神的体现、是不是毫不利己的精神体现呢？
然后他又说到，像南非的布什曼人——这个名字今天已经被认为是个贬称了，布什曼人喜欢被称做桑族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书中讲过一个例子，曾经有欧洲人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这些野蛮人，他们之中有一个同伴在河水里被淹了，把他救上来之后带到路边，那时候是大冬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身上的毛皮扒下来，覆盖在他身上，尽量紧靠着他，给他取暖，而每一个人其实自己都在冷得发抖。克鲁泡特金说，这岂不让人感动？
后来再到了所谓的野蛮时代，也就是有文字历史记述之后的那个时代，像罗马帝国这些国家会认为，整个欧洲大陆上许多没有被他征服的人都是野蛮人，比如非常有名的凯尔特人（今天爱尔兰人的祖先），或者高卢人（今天法国人的祖先），那些人是什么样的野蛮呢？
原来他们没有政府，没有罗马帝国这样庞大的公共力量去新建一个万神殿、斗兽场，可是他们会组织成一个又一个小公社，在这个公社里，虽然已经有了家庭的概念，每一家都有一些“个留土地”，但是仍然有公有土地，他们仍然会在公有土地上集体劳作，产出结果归整个社群所有，几乎有点像是我们中国以前井田制里的那块公田。
再到了中世纪，整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城市，市民们会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比起一个王国，那是一种相对民主许多的体制。在这种体制里面，司法官员是自己委任出来的，甚至需要发动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临时才选任一个司令官，而任何国王或者领主派来的人如果要管制，他们就算被迫让步，也必须让国王或者领主服从他们本地的习惯法则。
举个简单的例子，威尼斯是由很多岛构成的，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个岛都有自己的法院、自己的司法制度、自己的行政官僚，而这些官僚也不是什么官僚，是由人民自己轮流担任的。
人类这种自发的互助合作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历史存在过的，只不过没有像克鲁泡特金这样集中起来当成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可能是战争，或者种种问题。
为什么那些事情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呢？克鲁泡特金说，那是因为现代的历史把它们埋没了。
4.
当现代国家机器崛起，
伴随而来的便是人情冷漠
我们现代人所知道的历史，也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喜欢讲的历史，是高举个人价值的历史，总是强调一些英雄偶像般的人物如何冲破传统的束缚。
他们会觉得在过去那样一种共同体内生活，你受到了很多压力、你要从里面挣脱出来的，然后又强调这些英雄敢于冒险发难，创建一番不朽的事业，比如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现在的历史观是由这些大人物构成的，所以忘记了克鲁泡特金最关注的这些底层老百姓、低下阶层的人，原来所具有的一种合作精神。他认为甚至到了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后，这种合作精神仍然存在，比如说一些街坊的互助精神。
我记得小时候在香港，在那种廉租房、公共房屋里面，大家不需要托儿所，谁要出门工作，家里的小孩就扔给隔壁邻居，家里面也不需要存那么多柴米盐油，有需要，你跑到隔壁拿就是了，没人会跟你要回钱，大家门也不关，天天开着门，因此也不需要什么保安警卫。这跟克鲁泡特金描述的那种富人家庭——邻居不知道隔壁姓什么、平常不往来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克鲁泡特金到底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如此写道：
国家吞没了一切社会职能，这就必然促使为所欲为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得到发展。
对国家所负义务越多，公民间相互的义务显然将越来越少，在中世纪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行会和兄弟会，两个弟兄有轮流照顾一个生病的弟兄的义务。而现在呢？只要把附近的平民医院的地址告诉自己的邻居就够了。
在野蛮人的社会里，当两个人由于争吵而斗殴的时候，第三者如果参加而没有劝阻致使他发展成命案，这样的行为意味着他本人也将被当做一个凶手看待。但是按照现在一切由国家保护的理论来说，旁观者是用不着去干涉的，干涉或不干涉那是警察的事情。
在蒙昧人的土地上，在霍顿托人中，如果在吃东西之前不大叫三声问问有没有人需要来分享，就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而现在，一个可敬的公民只要缴纳记评税就够了，他可以坐视饥饿的人挨饿。
结果，主张人人可以，而且必须在不顾他人的需要中，获取自己幸福的这种理论，无论在法律、科学和宗教中，都全面占了上风。
克鲁泡特金想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代人不是常常都有觉得人情很冷漠的情况吗？觉得每个人都自私自利，每个人要追求的就是把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觉得这个观点不只符合达尔文演化论在生物学上观点的延伸，同时也很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底下主流经济学的说法。
但是克鲁泡特金认为，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后才得到大力推扬的。
《一千零一夜》节目里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很近代化的产物，现代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公社合作、城市自由合作，乃至自由联盟的状态，不断被摧毁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机器把老百姓完全收服了。
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人有很多种社会身份，你可能是一个大家族里的成员，一个宗族成员，社区邻里的一份子，一些特殊行业的行会成员，某个宗教团体的成员，某个互助团体的成员，某个爱好协会的成员……
在这些团体里面，第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是自发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家都是彼此照顾、彼此关爱的。然而，现代国家的兴起却把刚才种种团体所能给你的东西都取代了。
现代国家代替了原来自己保安自己的需要，邻里互助的福利需要，以及所有以前老百姓自发能够搞定的东西，甚至连你的经济活动、你的存活问题，本身都可以透过国家以及国家所维护的市场机制来加以满足。
在这个情况下，人类天生具有的一种社会性或者互助性，就消失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
也就是说，个人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产物，是只有在现代国家兴起之后，才同时萌生的。
这样的情况底下，就会出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街上那么乱，随便停着一些车，地上很脏，我们马上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帮忙打扫，不是街坊主动出来干，而是先问：“怎么这事政府不管一管？”
克鲁泡特金认为，这样的一个社会，是违反了人类本性、甚至是违反了人类生物本能的社会，那当然是件很不好的事情。
5.
无政府主义者：
那些束缚我们的意识形态，
是为了培养奴仆般的顺从心态
今天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套已经过时的讲法，甚至连整个无政府主义，都不再被人当成是一种严肃的政治学说。
世界上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著名的左派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还有一些仍然标榜自己是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例如西班牙的全国总工会，每年注册缴费的会员有6万人，上次西班牙大选，它还能够赢得100万票。
然而作为曾经在全世界范围流行一时的思潮，无政府主义到底已经彻底地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了，为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当年“五四”那个情况来讲。
那时候，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最受欢迎的社会思潮之一，当时他们出版的刊物可以说是各类型刊物里数量最多、发行量最大的，许许多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都被传播到中国来，所以在那个年代很多青年学生会受到这股思潮的感染，是毫不奇怪的。
“五四”运动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些观点，我们上集跟大家讲易卜生的《娜拉》（或译《玩偶之家》），里面牵涉到的女性要解放的想法，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最喜欢提倡的。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男女都是平等的，女人为什么要受到压迫呢？然后他们会认为，所有过去束缚我们的意识形态，无非都是要我们培养一种奴仆般的顺从心态及文化来服从这个国家。
新文化运动里许多最重要的主张，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的建议，都跟无政府主义者相关，那么无政府主义后来为什么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很多人认为，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其实在早年，双方是有很多交集之处的。
回到克鲁泡特金当时所在的那个欧洲，他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加入过第一国际，第一国际里其中一个核心人物就是马克思。那个时候其实马克思主义者跟无政府主义者走得相当接近，比如克鲁泡特金的前辈巴枯宁，那时这一帮人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叫做广义的社会主义者、广义的激进思潮。
当初在中国也呈现出类似的状态，这些思潮都是由巴黎和东京两边的留学生带回来的，比如一开始提到的巴金。这批人在中国散布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他们要改革旧文化的想法、歌颂平民的倾向，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更加容易被人接受。
“到人民中去”这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李大钊一提出来的时候，最先响应他的是大批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精神的青年学生，因为这句话太对他们胃口了，而李大钊这句话的思想来源之一，也恰好是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陈独秀跟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最有力传播的早期核心刊物之一，里面其实也刊登了很多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章。
它的发行所就在北京米市胡同这里，这个地方就跟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一样，都被遗忘了，这些曾经有过的遗址现在都拆掉盖成了大楼，所以这一段经验、历史，也都被我们忘得七七八八了。
6.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最终消逝在历史中
到底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主要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要讲回欧洲那个时候，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他们和马克思分道扬镳的理由了。
首先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好的，国家机器是不好的，我们的确需要一场革命，可是该怎么革命？
就像刚才《互助论》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是一个由下而上，靠人民自发起来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逐渐往上的革命，最终的目标是取消一切的政府。
但是马克思主义却是要先关注政治革命，你光讲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用，没有办法取得政权，没有办法掌握国家机器，从根本上改造它的话，你说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因此后来马克思主义会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同样作为社会主义早期的支派之一的无政府主义被叫做“空想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差异在于，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讨厌国家，但他们不讨厌组织，他们认为组织是人民自发、小团体就够了，可是马克思主义却希望强调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组织。巴枯宁当时就曾批判马克思说，你搞的这个玩意，将来它所建立的政权会比你现在所要反对的东西还要有问题、还要糟糕。
所以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人数相当多，非常流行，可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或者它反对任何强有力的组织，终于它要烟消云散，而大家觉得最实际的改变社会的方法，不再是那些零敲碎打的实业，不再是那种农村里面的实验公社或者城市里面的工业行会，而是要透过一个组织来宣传阶级斗争、取得政权，这才是正经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苗头已经留下来了，比如说，要走到人民中去；相信人民是可以组成一个公社，在这个公社里面大家可以抱着有爱的、毫不利己的心情，去组织起来、去集体生产，然后集体分配所需。
只是这些想法到后来，你已经很难分得清楚它的源流到底在哪里了。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此告一段落，伴随着今天被遗忘的种种，逐渐走向了幕后。
来源：看理想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