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56年柏林《国家日报》的评论，道出了19世纪中叶欧洲市民对唯心主义的失望与对唯物主义的追捧。彼时人们厌倦了唯心主义“缺乏理想目的”的空泛，转而惊叹于唯物主义指导下物质力量的爆发：工业扩张、交通革新、货币流通激增，短短数年便重塑了社会生活。这种对“可见成果”
1、1856年柏林《国家日报》的评论，道出了19世纪中叶欧洲市民对唯心主义的失望与对唯物主义的追捧。彼时人们厌倦了唯心主义“缺乏理想目的”的空泛，转而惊叹于唯物主义指导下物质力量的爆发：工业扩张、交通革新、货币流通激增，短短数年便重塑了社会生活。这种对“可见成果”的推崇，本质上是对唯心主义抽象思辨的反叛——当智力与体力劳动聚焦于物质生产，其创造的能量让“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思索和观照”，成为唯物主义最直观的注脚。
2、1850-1856年北大西洋两岸的经济狂飙，为唯物主义思潮提供了现实土壤。工业制造业产值翻倍，煤矿开采量激增，铁路网络从西欧延伸至北美，电报与轮船让跨洋通信缩短至数日。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的金银矿发现，使全球货币流通量10年间增长近50%，股份制企业与股市的兴起更催生了“全球化”雏形。经济的具象成就，让人们愈发相信“物质决定一切”，唯心主义的“理想”在铁路铁轨与工厂烟囱前显得苍白无力。
3、1857-185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未动摇唯物主义的根基。尽管工厂倒闭、股市暴跌，铁路建设与海外贸易的扩张仍在持续——英国对印度的铁路投资反而增加了20%，美国中西部的农业机械化进程未停。这印证了唯物主义的核心逻辑：物质生产的内在规律（如资本主义周期）虽有波动，但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不会中断。危机反而让人们更关注“物质条件”的决定性，而非唯心主义的“精神救赎”。
4、1855年德国医生路德维希·毕希纳的《力与物质》，将唯物主义从哲学殿堂推向大众。他以医学与物理学为依据，宣称“力是物质的属性，不存在脱离物质的精神”，直接否定唯心主义的“灵魂独立论”。该书一年内再版6次，虽遭教会谴责为“异端”，却在工人与市民中广泛传播。毕希纳的贡献在于：用科学实证打破唯心主义的神秘性，让唯物主义成为可理解、可传播的“常识”。
5、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851-1854年出版的《实证政治体系》，构建了对唯心主义的系统性批判。他提出人类认知三阶段论：神学阶段（用神解释世界）、形而上学阶段（用抽象概念思辨）终将被实证阶段（用科学规律认知）取代。这一理论直指唯心主义的“抽象空洞”，主张以可观测的事实为依据——其本质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为人们摆脱唯心主义桎梏提供了方法论。
6、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给唯心主义致命一击。他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证明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非“神的设计”。这彻底颠覆了唯心主义对“世界目的性”的信仰——人类并非“上帝的杰作”，而是物质世界长期演化的产物。该书出版后引发轩然大波，教会视其为“异端”，但科学家与进步人士却将其奉为唯物主义在生物学领域的“圣经”。
7、1860年赫伯特·斯宾塞开始出版《合成哲学系统》，将达尔文进化论扩展到社会领域。他认为社会发展如同生物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物质过程，而非唯心主义所宣称的“精神推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虽有局限，却强化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力：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其规律都根植于物质本身。斯宾塞的理论让唯物主义从自然科学延伸至社会学，进一步挤压了唯心主义的空间。
8、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他指出，物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政治、思想（上层建筑），而非相反。这一理论直击唯心主义的要害：唯心主义将历史视为“英雄意志”或“精神演进”的结果，而马克思则证明，历史的动力是物质生产中的矛盾运动。这为理解社会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唯物主义视角。
9、马克思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形态分析，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演进序列。他强调，每种社会形态的兴衰，取决于其能否容纳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便会爆发。这一观点否定了唯心主义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证明历史发展是物质条件决定的必然过程。其对资产阶级“最后对抗形式”的判断，更暗示了唯物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指引。
10、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期待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这场革命的主力虽喊着“自由、平等”的唯心主义口号，却因物质条件不成熟（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而流产。这一结果恰恰印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并非“思想觉醒”的产物，而是物质条件成熟的结果。唯心主义的“革命理想”在现实物质差距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11、185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恩格斯曾乐观预言：“这一次（革命）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他的期待源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将催生革命。然而，资本主义通过海外扩张、技术革新度过危机，反而强化了自身。这一插曲揭示了唯物主义的复杂面：物质规律的作用并非即时显现，唯心主义的“改良”主张反而在危机中被资产阶级利用。
12、1853年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提出“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主张以物质利益与权力平衡为行动准则。这一思想被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接纳，他们摒弃唯心主义的“道德理想”，转而关注税收、军事、殖民等实际问题。例如，英国自由党推动的议会改革，不再空谈“平等”，而是基于工业资本家的物质诉求；普鲁士保守派的扩军，直接服务于领土扩张的物质利益。唯物主义的“现实导向”，竟成了非革命派的工具。
13、尽管唯物主义思潮汹涌，教会仍保持着强大社会影响力。1850-1860年代，欧洲天主教徒参与教会活动的比例仍超60%，新教国家的教会学校占比达40%。教会通过慈善、教育等物质手段巩固地位，其宣扬的“精神救赎”对底层民众仍有吸引力。这说明唯心主义并未被彻底击败——当唯物主义聚焦“物质进步”时，人们对精神慰藉的需求，为唯心主义留下了生存空间。
14、19世纪中叶的“精神转折”，并非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彻底取代。唯物主义在经济、科学领域的胜利，与唯心主义在道德、信仰领域的存续，构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工厂主用唯物主义计算利润，却在教堂寻求灵魂安宁；科学家以实证方法研究自然，却可能相信“宇宙目的”。这种张力证明，人类对“物质”与“精神”的探索从未终结，19世纪中叶的转折，只是这场永恒对话的新篇章。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