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18岁，是一名来自内地、到香港大学（以下简称“港大”）读书的新生。对其自杀原因，中国香港警方仍在调查。但媒体调查显示，开学不到1周，这个大学女孩就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假冒官员”的骗局。

图源：《巨额来电》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是黄同学在遗书中留下的最后话语。随后，她从一栋居民楼跳下。

她18岁，是一名来自内地、到香港大学（以下简称“港大”）读书的新生。对其自杀原因，中国香港警方仍在调查。但媒体调查显示，开学不到1周，这个大学女孩就被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假冒官员”的骗局。

骗子会专门研究新生的焦虑与弱点，冒充官员身份编造签证问题、学历造假，甚至“涉嫌洗钱”等话术，让他们在陌生环境中迅速陷入恐慌。一旦相信所谓“官员”的指控，又不敢向外界求助，受害者往往会在孤立无援中一步步走进陷阱。

9月10日凌晨，坠楼的女孩被巡逻警员发现时已重伤昏迷，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警方在坠楼现场找到她的遗书、学生证和一只手表，初步确认死者姓黄，今年18岁，来自内地，持港澳通行证赴港大读书。

这起悲剧并非孤立事件。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警方去年共接获327宗内地学生在港遭遇电话诈骗案件，总损失超过2.3亿港元（约2.1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位受害者被骗超过70万港元（约64万元人民币）。其中，8成受害者是来香港一年内的学生，部分受害者甚至在开学前就陷入骗局。大多数案件的手法都是不法分子假冒官员，以恐吓、调查为名骗取钱财，而家长往往完全不知情。

图源：《巨额来电》

刘肖凡是香港城市大学（简称“城大”）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也是中国联通-香港城市大学智能反诈联合实验室的主任。

他长期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I）和网络科学来打击电信与网络诈骗。2025年夏天，他带领团队在内地一家社交媒体上发起反诈宣传试点，邀请香港地区生活类博主在日常内容中加入防骗提示，以触达在港新生和年轻群体。项目连续运行两三个月，累计收获约50万次曝光。

但悲剧仍在发生。得知这个女孩去世的消息，刘肖凡感到很无力：“为什么还是没能避免？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事没有做到位？”

他说，反诈比做诈骗难太多。“诈骗分子只要成功一单就稳赚，但只要有一个学生没覆盖到，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好像全都白费了一样。”

图源：《巨额来电》

以下是《看天下》和刘肖凡的对话：

《看天下》：这次事件发生后，在一些评论区能看到责备受害者的声音，你能理解吗？

刘肖凡：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收集各类电诈案件的数据时，看到最多的一条评论就是：“这么简单的骗局怎么也会上当？”

但问题在于，很多人没有把自己代入当时的处境。等到结果揭晓，大家回头看，自然觉得很简单。可真正身处其中，被一步步牵着走时，人很容易掉以轻心。

其实，没有被骗并不是因为更聪明，而只是因为暂时没遇到击中自己弱点的骗局。我们这个领域有一句话：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答案摆在你眼前时，一切都显得简单）。

《看天下》：为什么新生开学季，诈骗案例会这么多？

刘肖凡：电诈确实存在高峰期，大致集中在9月到11月，10月最为突出。学生刚开学时最容易接到诈骗电话。等到他们逐渐熟悉环境，警惕性增强，骗子再打电话的成功率就明显下降。诈骗团伙人力有限，他们也懂得把资源集中在最有效的时间节点。

《看天下》：诈骗团伙通常会用什么办法欺骗受害者，尤其是从内地到中国香港读书的学生？

刘肖凡：最常见的无非几类：不是说你涉嫌洗钱，就是说签证有问题，或者学历造假。

骗子之所以使用这些话术，是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些赴港读书的学生的痛点。有些受害者确实通过中介润色过学历材料，甚至存在假学历的情况，于是特别容易被骗子的话术击中。

诈骗团伙在设计话术前，会先研究目标群体的弱点。他们会翻阅警局和法院过往的案例，看看这类人群中都出现过哪些情况。比如有学生确实帮家里洗钱，或者学历造假。一旦发现一个案例，骗子就会假设同类群体里还会有10个，然后电话一轮一轮拨出去。哪怕10个人里只有2个相信，他们也已经赚到了

图源：《孤注一掷》

《看天下》：除了学生，还有谁容易被针对性诈骗？

刘肖凡：实际上，这些话术都是基于人群画像来设计的。骗子不只是针对学生，如果针对家庭主妇、中年男性等群体，套路又会不一样。

教授也会遭遇诈骗，最常见的就是所谓“桃色照片”诈骗短信。骗子会把一些不雅照换上我们的身份证头像，因为他们抓住了教授好“面子”的弱点。这种事儿一旦传出去，“人设”就全毁了，所以特别击中人心。还有骗子冒充期刊工作人员说，“您的文章被选中发表”，诱导你点开带有病毒的链接。

《看天下》：冒充权威机关工作人员，一般套路是什么？

刘肖凡：核心是以权威机构名义制造恐慌。

第一步是制造恐惧。受害者先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香港入境事务处或通讯事务管理局人员，称受害者身份证在内地被冒用，涉及刑事或金融案件。

然后骗子会进一步施压。在受害者眼里，电话被“转接”给假冒的公安人员，对方用一堆专业术语，声称受害者涉嫌洗钱，需要核实身份，并要求受害者提供身份证号、住址等个人信息。有时他们还会发来伪造的“官方文件”，甚至附带所谓的“教育资料”，降低受害者戒心。

接下来，骗子会持续联系受害者，要求他们下载Zoom或WhatsApp（两款香港地区民众的常用软件）做“线上笔录”，强制要求受害者每3小时汇报位置，上传自拍或房间照片。他们不断强调案件严重性，称身份证涉及多宗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巨大，不配合就会有法律后果。最后骗子会提出金钱要求，要求受害者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作为保证金，并承诺事后退还。

图源：《巨额来电》

《看天下》：诈骗团伙的话术都有什么特点？

刘肖凡：城大研究过诈骗话术，发现水平很高，老师甚至常打趣说，如果让这些骗子来教“Persuasion（说服术）”，可能比我们讲得还要好。

毕竟 Persuasion（说服）和Deception（欺骗）本质上都是让别人去做他本没有打算做的某件事，不同之处在于目的。骗子是“实战派”，他们积累了无数真实案例，手段层出不穷，早就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体系。相比之下，老师反而只有理论支撑，缺乏实践经验。

骗子们甚至会把话术清楚地分成几个阶段：第一步该说什么，第二步如何推进，第三步怎样收尾，怎样才能把成功率最大化。我们至今还在研究，为什么他们的套路能如此有效。

刘肖凡所在实验室的论文

《看天下》：新生的手机号，为何在刚开学的时候就转手到诈骗团伙手中？

刘肖凡：信息泄露的源头实在太多，就我推测，泄露的一个原因可能发生在刚办手机号时，很多学生会在香港便利店或通过私人中介办理。一些地方卖号给学生时，可能顺手把号码记下来。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批“来港新生号码”，转手卖给诈骗分子，一个号码能卖几十块钱。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途径。比如学生办理某些业务时会留下手机号，那些服务商也可能把数据转手卖掉。总之，信息外泄的渠道五花八门，很难完全防范。

《看天下》：为什么大学生、研究生这类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仍会被骗？

刘肖凡：这个我只能以家长身份来讲，不能算权威的结论。很多孩子其实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到了香港，会经历各种不适应。有些人选择把自己关起来，不与别人交流，这正是骗子求之不得的状态。

诈骗分子惯用的心理操控手段，就是让受害者只听他们的，不要和他人沟通。有些孩子性格内向，或者被文化冲击压垮。所谓文化冲击，就是进入一个全新环境时，面对语言、习惯和社会规则的差异，产生不适应甚至退缩的状况，这时就会特别容易中招。

图源：《独自生活的人们》

我前几天见到有个新生住进宿舍3天，都没开过空调，因为不会开，也不好意思敲邻居的门去问，陌生世界让人畏惧，因此他把自己锁在小小的世界里。（编者按：9月的香港依旧闷热潮湿，宿舍里3天不开空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骗子恰恰最希望的就是这种孤立状态。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把受害者逼到“只能听我的、不能告诉别人”的境地。一旦让学生失去自信和依靠，对骗子而言就像遍地是钱。很多新生在这个阶段进入人生新环境，信息来源庞杂，真假难辨，错误信息就会占据他们的大脑。

《看天下》：独居者是否更容易被骗？

刘肖凡：会的。如果一个学生住在宿舍或合租环境中，身边有人随口提醒一句，或许受害者立刻就能被点醒。因为骗子最常用的心理操控就是反复强调“保密”，要求受害者不能对外透露。在独居状态下，这一点尤其容易实现。受害者往往会陷入“当局者迷”，难以及时跳脱出来。

图源：《独自生活的人们》

《看天下》：你一直在研究通过AI技术进行反诈工作，通常你会用到哪些科技手段？诈骗团伙是否也在进化？

刘肖凡：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离不开AI大语言模型。第一，是做公开信息分析。像社交媒体、聊天软件上有关诈骗的新闻、讨论、投诉，大多是文本数据，我们会先抓取下来，再交给大模型做主题分析和模式识别。

第二，是公众触达。编写反诈文案、设计宣传物料时，大模型能帮上很大忙，生成速度快，内容也更贴近目标人群。

第三，就是我们正在做bot机器人。这些bot可以是打电话的语音机器人，也可以是发短信、发社交平台私信的文字机器人，背后的对话逻辑和语气都是由大模型驱动的。它们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潜在的高风险人群，提前“插话”，把受害者从骗子手里拉回来。

但骗子也没闲着，他们同样在用AI大模型。他们用AI写话术，甚至做得出以假乱真的voice bot（语音机器人）。这就像一场军备竞赛，看的是谁的技术迭代更快、覆盖更广。

图源：《孤注一掷》

《看天下》：反诈的难点和痛处是什么？

刘肖凡：宣传确实很难做。比如我们实验室在内地一家社交媒体做过投放，帖子的浏览量远远超过在港内地学生的人数，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触达了目标人群。本来想覆盖20多岁的学生，结果帖子却推送给了40多岁的人，完全错位。

更重要的是，投入和产出并不是线性关系。投10%的精力可能覆盖20%的人群，投50%精力可能覆盖50%。但要覆盖80%，可能就要付出200%的努力。也就是说，越往后越难，成本越来越高。

想象一下，1万个学生里，总会有那么一个特别难触达的人。要联系到他，可能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但问题，我们能放弃吗？万一正是他被骗了呢？

来源：涂涂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