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泽谕吉说过一句话，挺戳人的——“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这话放咱们这儿，就得说说“官本位”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两天冒出来的，打从老祖宗那时候就有影子，像粘在衣服上的陈年油渍，洗了好几遍，还是能看着点痕迹。

福泽谕吉说过一句话，挺戳人的——“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这话放咱们这儿，就得说说“官本位”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两天冒出来的，打从老祖宗那时候就有影子，像粘在衣服上的陈年油渍，洗了好几遍，还是能看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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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那时候搞科举，本来是想给普通人找条往上走的路，还算有点朝气。到了明清，就变味儿了。八股文把人框得死死的，跟给鸟笼上了锁似的，想飞都飞不起来。朱元璋直接下了规矩，不是科举出来的，别想当官。江南贡院那小格子间，看着就憋屈，跟立着的小棺材似的，多少读书人在里头熬白头，就为了能中个举，换身“老爷”的行头。

那会儿的人，眼里就盯着那朱红的“进士及第”榜单。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身边人还笑他，说这洋玩意儿能当饭吃？宋应星写《天工开物》，还得在序言里自嘲，说这书跟当官没啥关系，好像不这么说，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范进中举那事儿更逗，中举前岳父骂他“现世宝”，中举后立马改口叫“贤婿老爷”，脸变得比翻书还快，不就是因为当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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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在，这“官本位”的影子也没完全消失，还换了些新模样。

有些地方的办公楼，装修得比家里还讲究。中部有个县级市，行政大楼凌晨五点就亮灯，三楼那间科级主任办公室，红木书柜顶到天花板，卫生间铺的还是进口大理石，连洗手液都得是外国牌子。当地司机都知道，官大一级，办公室就能宽十平米，茶杯都得贵三成。这哪是办公，倒像是在摆谱。

还有些“形象工程”，看着就离谱。有地方为了应付环保检查，大冬天半夜拉着卡车，往光秃秃的矿渣山上泼绿漆，想装成草原的样子。那绿漆看着刺眼睛，谁不知道底下全是石头？扶贫的时候更有荒唐的，干部拿着“满意度表”，盯着贫困户说“按了指印才能领米”，这哪是问满意度，分明是走流程。

最耽误事儿的是，这念头还会捆住创新的手脚。深圳有个做科技的老板，2018年的时候，团队在5G滤波器上有了突破，可就因为缺个“高新资质”，贷款都贷不到。他跑了七个部门，盖了39个章，等手续办下来，日本的产品都已经进了华为的仓库。好好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学术圈也受影响。有高校实验室主任说，申请科研基金的时候，先得琢磨评审专家是啥来头。要是评委是个院士兼校长，那课题方向就得往人家研究的领域靠，哪怕自己团队根本不擅长。钱花出去不少，真正能拿出手的成果却没多少。

更让人揪心的是，这想法还在影响年轻人。有些选调生写的“生存指南”里，全是怎么伺候领导——吃饭的时候盯着领导酒杯，谁的空了赶紧满上；汇报工作得准备三个版本，给局长的要简略，给处长的要详细，给科长的得带原始数据。把心思都花在这上面，哪还有精力干正经事？

再看看别的国家，人家对“成功”的看法就不一样。德国宝马博物馆里，工程师马克斯·弗里兹的照片跟创始人挂在一起，就因为他把摩托车引擎的震动降低了37%。日本的“职人”更厉害，丰田的工人能花三十年琢磨一条生产线，就为了提高一点效率；松下的研究员试两万种材料，就为了让电池更耐用。他们眼里没有“只有当官才出息”的念头，就想把手里的活儿干到最好。

咱们要想改了这毛病，也得从根上使劲。

广东东莞搞“证照分离”改革，2023年新注册的企业多了23%，科技型企业占比也从18%涨到29%。这说明只要权力少管点、多服务点，大家干事的热情就上来了。

教育上也得改。芬兰的老师为啥厉害？因为评价他们不看写了多少论文，就看学生有没有进步。咱们有些高校也在试“去行政化”，让教授说了算学术上的事，虽然难，但总算开了头。

最关键的是，得让大家觉得，不管干啥，只要干得好就有面子。杭州西湖边的炒茶师傅，就凭着手上的功夫，把龙井炒得香喷喷的，乡里人提起来都骄傲，不比说哪个大官差。德国的孩子十五岁就分流，一半去学手艺，毕业就能当技师，没人觉得蓝领比白领低人一等。

其实啊，社会就像个大花园，玫瑰好看，茉莉也香，兰花有兰花的雅致，没必要非得比个高低。要是父母不总把“考公才是正经路”挂在嘴边，年轻人敢说“我就想当个好木匠、好程序员”，大家看快递员、程序员、老师的时候，多给点真心的尊重，那咱们的日子肯定能更有奔头。

毕竟，能让日子变好的，从来不是当官的人数，而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事儿干好。

来源：乡音话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