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民族国家看作是普通人日常实践的产物，以晚清部分读书人日记为史料，聚焦1894年6月到1895年4月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一年，尝试探索分散各地的读书人如何经由日常的实践，生成和确认国家的日常形式。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一年”里，读书人主要通过阅读上海新闻纸

文献信息

文献标题：“中国”的一年：新闻、阅读与民族-国家在日常的兴起（1894–1895）

文献作者：卞冬磊

文献来源：《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

发表时间：2020.04

摘要

本文将民族国家看作是普通人日常实践的产物，以晚清部分读书人日记为史料，聚焦1894年6月到1895年4月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一年，尝试探索分散各地的读书人如何经由日常的实践，生成和确认国家的日常形式。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一年”里，读书人主要通过阅读上海新闻纸追随战争进程，形成了全国性的关注；进而，在普遍的阅读实践上又生成新的交谈方式，“议论时事”成为重要的日常活动；更进一步，读书人还以“悲痛”“愤怒”和“羞耻”三种集体情感“情动”于国家。本文认为“中国的一年”中的阅读、交谈和情感实践，使得近代读书人第一次拥有了政治意义上的“同一个中国”。

关键词：

民族国家；读报；交谈；情动

引言：作为日常实践的国家

1895年的三、四月，是近代中国的“多事之春”。四月初六，新晋瀚林院进士蔡元培，在京师得知朝廷与日本签订“和约十事”，“痛哭流涕长太息”。同一天，居于浙江温州乡下的举人张棡，读到了三月中旬的《申报》，知悉议和“确音”，深感“国耻”，“阅竟为之一叹”。而在江西和湖南之间来回奔波的举人皮锡瑞，从三月廿六起就持续关注着这件事，并不断与友人谈“时事”，愤怒伤心之余，有“亡国之兆”的感叹。

《申报》在1895年3月多次就中日议和之事进行报道，其中3月16日刊载《天津访事人述议和事》，称：李鸿章拟于17日自天津赴日谈判，日方以防俄为由强占东三省领土拒不归还，李鸿章则主张仅赔款不割地。

事易时移，上述三位读书人，所在省份不同，人生际遇差别亦大，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先觉者，却也不再形单影只。事实上，翻看当时许多读书人的日记，类似这样的阅读、交谈和心情，殊为平常。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在1895年的春天，分散各地的读书人为什么可以同时关注战争与议和？实现这种同时性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进而，对国事和国耻的持续关切对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nationhood）有何意义？

学术界关于中国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国家（nation）的研究彼此纠缠，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潮。譬如，吕思勉即曾说：

“

民族主义，原因是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代后，受到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

这种认识论倾向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发现“原初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近年来，因Duara将中国界定为“自我意识的政治共同体”（self-conscious political community）和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而尤引人瞩目。

这自然挑战了另一种更常见的认识论，即民族主义是欧洲近代的产物，“前现代中国所认同的是文化和历史传统，对什么是nation毫无概念，因此这种文化主义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上的民族主义毫不相干”。许多研究者自觉采用这一范式书写近代中国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对“天下”、“国家”和“世界”等概念的分析，进一步强化了1895年作为开端和转折的意义。总之，“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

有一些解释可以稍稍缓解两者的矛盾。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民族认同的意识也许就和社会意识本身一样古老”，但在“远古时期或古典时期，似乎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民族主义”。具体到中国情境，则又如罗志田所说：“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早已凝固而无需强化，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的认同感恐怕更象是像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潜藏在心中，远未达到‘活跃而自觉’的程度，如果不出现大的内忧外患，大约也就会基本维持在潜存的层面”。

换言之，在历史中国的各个时期，民族意识普遍存在，但其被激发出来的条件不同。因此，宋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清代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特别是19世纪末，清代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本文认为，“民族主义”谱系的概念复杂多面，难以捕捉一个稳定不变的意义介入到普遍的历史。若要加深对这个议题的理解，更好的办法或是另辟蹊径：我们能否悬置对共同体性质的追问，并从宏大叙事、既定概念和自上而下的研究惯例中走出，进入特定历史时期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去探究民族-国家在日常的实存状态？只要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进路稍有了解，就可知晓此种路径的来源。

1995年，Billig跳出宏大叙事，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各种平淡无奇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形式，譬如天气预报的用语、报纸的标题、体育比赛的解说等。在此潮流的引领下，“出现了一种在族群和民族问题研究上脱离仅关注精英方案的‘宏大叙事’，转而系统地研究大众信仰、情绪和实践所起作用的趋势”，研究的重心变成“普通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在他们的日常活动及交流过程中创建出民族和民族认同”。近年来，学者们又进一步，改进了Banal Nationalism研究范式的文本取向，发展出一种以人的行动为主体的“日常的民族主义”（everyday nationalism），更加强调实践对民族国家的生产意义。

对此转向，Fox & Miller-Idriss曾提供了颇有启发的方法论，而认为国家存在于以下实践之中：“谈论国家”（talking the nation），在日常谈话中完成对国家的话语建构；“选择国家”（choosing the nation），对国家的认同潜藏于人们所做的选择；“表现国家”（performing the nation），用仪式化的符号形塑对国家的感觉；“消费国家”（consuming the nation），以日常消费习惯建构和表达国家间的差异。

回到中国历史场景，本文尝试循着上述路径，以晚清几位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为史料，以1894年六月到1895年四月这个十分特殊的“中国的一年”为时限，探索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如何经由读书人的日常阅读、交谈和情动（affect）而被创造。

本文的提问围绕着实践展开，即：在甲午战争与乙未议和期间，晚清读书人如何获取新闻？如何谈论时事？对国家产生了哪些情感？在上述问题一一解决后，本文还想探讨新闻纸这种新媒体之于“中国”的意义，以及它是否持续影响了读书人对国家的感知或仅是昙花一现而只有“一年的中国”之意义？

一 获取新闻：电报、新闻纸与口头网络

如所周知，1895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之开端。这个特别的历史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促使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发生转变？除了种种学理探索之外，梁启超作为经历者的追溯也值得关注：

“

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且其地太辽阔，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绝，异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视若异国焉，各不相知，各不相关……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直到台湾既割，二百兆之赔偿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

这段话除了说明1895年的割地赔款，造成了巨大创伤而导致中国人的集体觉醒之外，还透露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人们在社会事件中的联系。

按照梁启超的观点，由于国家地理空间过于广阔，交通不便，所以分散的人们，基本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因此，在19世纪的中国，即使有几次类似鸦片战争这样规模的失败、国难和耻辱，也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回应。由此，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到了1895年“异省之民”的隔绝状况就消失了？这促使我们思考晚清的社会传播问题。换言之，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社会传播将人们联系起来，分散的读书人就无法共同获得和回应确切的消息，即使议和造成的个体创伤再大，恐怕也难以累积和扩散。一种全国性创伤的扩散需要一种全国性媒介的广泛参与。

事实上，在甲午乙未年间，战争与议和事件所依靠的传播网络，较之半个世纪前，已经有大幅度地变化。当时，许多读书人的日记中都留下了获取时事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问题的线索。此处，我将以五位不同身份读书人的记录，来说明当时社会传播的状况及其影响。

第一位是处于权力中心、时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战争进程，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从消息源看，翁同龢主要通过电报和奏折获得朝鲜战事。1884年以后，清代的电报线已延伸到北京，并优先用于传递官方消息，“朝廷、地方官员、海外使臣之间借助电报的通讯急速增多，所有往来的官方电报都由总理衙门的一个办事处接收、翻译和处理，因此成为首都政治信息的枢纽”。借助电报及奏折，翁同龢获得各类消息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细节也更清晰。

翁同龢（1830年5月19日-1904年7月4日），晚清政治人物，官至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早在1894年五月廿二就知朝鲜叛乱事；八月十八“平壤失守”时，对事件的细节亦有了解：

“

辰初上至书房，发看昨日三电，戌刻一电则平壤告不能守，云敌在高山架炮俯击，人马糜烂也。

第二位是同在京师、刚入职翰林院的蔡元培。战争开始时，他还没有实际官职，因此不能第一时间看到电报。但是，不仅京城的政治气候可以感知，还可以依赖官场之外的消息源。事实上，在战争开始一段时间后，蔡元培主要是靠上海新闻纸获得消息。

1894年六月十三，他第一次读到新闻纸，“阅上海《新闻报》记朝鲜事”，就详细摘录事件的来龙去脉；九月十三以后，上海字林洋行出版、拥有不少电报新闻的《沪报》，成为蔡元培首选的阅读材料，由此他也跟上了战争的进程。

所谓引起全国性震动，事件的影响力自然要溢出政治中心。在京师之外，还有很多人同时在关注着战争，皮锡瑞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来自湖南长沙、饱读诗书的举人，因科举挫折，长期在江西南昌坐馆教书。在战争之前，他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世界主要由古典诗文构成。

但战争开始后，无论在江西或回湖南，他都能及时地知晓局势。一方面是周围有许多读书人，彼此交换信息，如1894年六月廿四，“邹殿书至，谈洋务，云英国或出排解，朝鲜想不至于大决裂”；另一方面，上海《申报》持续提供了战事的新闻，如七月十二，“见《申报》言海上战事。陆战多胜，海战互有胜败”。皮锡瑞的消息之所以比较灵通，与其所在江西和湖南两省位处长江流域有关，借助发达的水系，《申报》迅捷地扩散到上海以外的地区。

《皮锡瑞日记》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光绪八年中举，后绝意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皮氏身涉变法、新政，所闻所见，极广极多，其日记遂形成一笔珍贵史料。（图源：豆瓣读书）

第四位是浙江温州的举人张棡。相较于皮锡瑞，张棡的流动性、社会资源和人际交往要羸弱不少。温州虽地处浙江，但地理多山而交通不便，人员往来和信息流动较为迟滞。不过毕竟离上海较近，能够看得到《申报》。譬如，1895年二月二十三，张棡即记：“阅《申报》，旅顺及山东威海卫均被夺，中国兵轮均被轰沉，二员大员逃者逃，杀者杀，而人民遭其屠戮者更不可胜计。”四月初六，“接到郡城内弟周仲民函，并《申报》一束”。

张棡，字震轩，号真叟，瑞安汀川里人，家居杜隐园，晚年自号杜隐主人。《张棡日记》起自清光绪十四年（1888），止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内容包括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艺文、名胜、人物、轶闻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图源：豆瓣读书）

由此可见，他所阅读的新闻纸，是通过城里的友人代买并寄送的，不如皮锡瑞在江西和湖南读得便捷。

第五位是来自山西的秀才刘大鹏。由于山西缺乏水系，交通不便，所以这段时期刘大鹏的日记中没有出现新闻纸。不过，这也不意味他就处于梁启超所说的隔绝状态，因为在现代传播媒介之外，传统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历史悠久、建立于市场基础上的口头网络，即如孔飞力（Philip Kuhn）所描写的：

“

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于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经有了发展，关于别的地方存在着什麽机会、或有什麽危险的消息，是当时中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是须臾难离的。

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署梦醒子，又号潜园居士，山西太原县人，所著《想退斋日记》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图源：豆瓣读书）

这个口头网络的消息是刘大鹏感知远方事务的主要来源。如1984年十月十四，“有人从省来言，军务吃紧”；十二月二十三，“昨日在省，闻军务吃紧，倭寇入辽东界，官军屡打败战，劲军甚少，不知确否”。当然，相较前面四位，刘大鹏对战争进程的了解比较模糊，只是大概知晓事件的发展趋势。

以上五位不同地域和身份的读书人的经历表明，彼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层级的信息传播网络。在上层政治中，消息的扩散主要由电报这个新技术组织起来。在经历了初期对电报技术的犹豫之后，清政府自1880年代起改变态度，迅速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电报网络，“历史上第一次用电信的方式把辽阔的帝国联系起来”。在1894年时，全国已经有约20个省份通联电报，所以翁同龢可以及时地获得各路消息。

不过像翁同龢这样的人毕竟少数。大部分官场之外的读书人，更多是从新闻纸获取消息。甲午乙未之际，新闻纸的分布已逐渐“由点成线”，“上海、香港、广州、汉口、天津五大城市结合起来，在中国的华东、华南、华中、华北建立起五大报业基地，以此为基干，再将散布各地的报业线点联成一气”。尤其是上海的几份中文报纸已经具备向全国及时传播新闻的能力。以《申报》为例，一方面是扩大发行范围：

“

（光绪）六年，重要各都市，无不有本报，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昌、汉口、南昌、九江、香港、安庆、保定、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杭州、福州、苏州、扬州、宁波、烟台等处，外埠信局皆代售本报。二十三年，设本报批发处于各要镇。长江各埠赶早发出，能当日见报。

另一方面是常常借助电报刊登新闻，大大缩短了事件和阅读的时差。新闻纸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进步，使其迅速扩散，成为社会中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获取时事的首选。譬如，没有实际官职的蔡元培、在长江流域流动的皮锡瑞、住在温州乡下的张棡，他们组成的集体正是晚清读书人的主体，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

对刘大鹏来说，在战争发生时，他的阅读世界还没有出现新式印刷媒体，了解外部消息依靠的是不太稳定和不甚准确的口头网络。但必须指出，1894年的口头网络与1840年鸦片战争时相比，已有质的不同，因为社会中已经存在一个不断完善中的报纸网络，源源不断地为口头网络注入新的材料。

譬如，在1895年议和期间，刘大鹏就观察到：

“

倭寇扰乱一事，人皆在意。近闻讲和，即农夫野人莫不曰此万不可者也。余自旋乡，满耳都是此言。

可见普通百姓的反应与读书人群体是同步的。

由此，电报、新闻纸和口头网络，构成了当时社会传播的物质基础，这三个网络在横向结构上，分别连接了上层官员、普通读书人和社会大众等不同身份的人群。人们所倚仗的网络资源不同，造成信息获取的时间和丰富程度的差异。在纵向结构上，这三个网络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存在由上至下的渗透关系：电报被新闻纸予以积极利用，读新闻纸的人不断与他人交谈，又为口头网络源源不断地提供消息。

这种纵横的联系，促成了甲午乙未时期社会的一体化，其中，新闻纸扮演了核心角色，是形成全国性震动的主要原因。具体地说，全国性的震动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衡量。尽管有些日记只是部分地被整理，但分散各地的读书人依靠社会传播的三种媒介，仍逐步实现了对事件的同时性关注，尤以平壤战败与议和时为显著。

由于电报的出现，信息传输的速度大为增加。早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电报就使“以往费时需要四十多天传送的消息缩短为两三日可达之事”；到了1894年，朝鲜的战争信息当日可达北京。这自然惠及了新闻纸的报道以及读者的阅读：

“

电报对诸如《申报》那样的中文报纸的影响深远……缩短了从事件发生到新闻报道触及公众所需的时间，并能及时提供有关事件进展和公众反应的追踪报道，从而提升了新闻对大众的影响力。

由此，不同地域的人以一种接近同步性的阅读、谈论和情动就成为可能。新闻纸作为“新媒体”的力量就蕴藏在此，无论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或是塔尔德（Gabriel Tarde）所说的“激励民族活力并使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正是报纸每天波动的情况”，都建立于这种时间上的同时性。

二 谈论国家：

时空、文化-政治与自我/他者

虽然阅读是偏向个人化的活动，分散于独立的时空，但读报却具有激发公共交谈的能力。塔尔德说：

“

（报纸）改变了个人谈话，既使之丰富多样，又抹平其差异，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但和读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

恰如其言，在战争与议和期间，读书人的交往世界出现了普遍的变化：从谈诗说文转向议论时事。人们不再主要关心缺乏现实意义的古典文献，而将注意力聚焦于眼前的国家事务；他们不断交换听来或读来的最新消息或评论，对国家的感知以碎片化的形式日积月累。

交谈是无所不在的日常实践。尽管其重要性常被强调，但由于谈话的内容飘忽不定，理念也甚难操作，因而很少真正进入研究的视野。Skey尝试将“话语”理解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谈论、理解和实践世界的方式”，并将其运用于人们谈论国家的语境之中。

他指出，关于国家的话语实践往往包括五个维度：空间、时间、文化、政治以及自我／他者。本文将借用并综合这五个维度，以皮锡瑞持续而详尽的日记为材料，分析他及友人在战争与议和时期谈论国家的方式，以及这些话语实践之于读书人与国家关系的意义。

之所以围绕皮锡瑞展开叙事，首先是因为他在此期的日记非常完备，相关阅读、交往和感受均有记录，不仅可以知晓读了什么，还能进一步探究交谈内容和心灵世界；其次与他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有关，在本文所列的五位读书人中，皮锡瑞处于“中间状态”，既不在官僚体制之中，也不同于闭塞之地的刘大鹏，他的经验可能汇集了晚清读书人更多的共性。

空间-时间

Winichakul指出：

“

毋庸争议的是，领土是一个国家在整体管理中最实体性的特征。对于理论地理学家来说，它意味着国家的领土。对于国民来说，这是其‘自身’的组成部分，一个集体化的自己。

在19世纪末，读书人虽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但在实际的战争进程中，他们不可能不关心现代国家意义上的领土，因为正如上面引文所示，人们常常将自我扩大直至等同于所在的政治体，领土变成读书人自身的组成部分。

透过皮锡瑞的日记，我们看到他们贯穿始终的对领土的深切关心。1894年六、七月，尚是战争的初期，读书人的注意力主要停留在朝鲜战场。七月二十这一天，皮锡瑞多次与友人谈及朝鲜事：

“

见李叔和，云刘毅齐死，中兴将帅又弱一个。朝鲜奏捷，谬公亦言之，云近数日无闻也。下午至芰舲处，则传闻又异，云牙山以无救失守，死者甚众。

情况可谓一波三折。此后，“言时事”几乎每日出现。直到九月初四，终于通过《申报》知“平壤失守”，击破了对宗主国保护附属国的最后一点想象。

《申报》在1894年9月29日第2版刊载《营口访事人述平壤战事》，其报道称清军奋战八昼夜，但“十六日平壤失守时，我军骤退五六百里”。经此役，清军退守义州。

随后，他们的视线随战事转向了更重要的国内。早在七月初一，谈话的主题就涉及领土：

“

晚间至殿书处，谈海上战事。殿书云，只要数船封日本海口，不使出，为上策，否则，恐其侵我沿海各处。

其中，“我沿海”三字，通过与他者的区隔，充分体现了自我和国家的统一关系。时序进入九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国内战场危机四伏。十月十四这一日的交谈记录十分典型：

“

汪受明至，言京中消息甚不好，人心惶惶，廿七、八日又大败，凤凰城失守，旅顺口登岸。披地图共阅，牛庄距海洲不远，旅顺口为金州地，所谓金、复、海、盖四州是也。过此则为辽阳。辽阳北为奉天，凤凰城北无城，直至辽阳。如二处皆失守，则彼声援相接，辽、沈危矣！凤皇城西南隅大凌河为锦州、松山，再南为宁远，再南为山海关，南来则京师亦危，诚不料大局至此。

这段话涉及东部沿海的多个城市，其空间想象，是从沿海、京师再到“大局”的一个连续扩大的国家领土。在谈论之余，他们还拿起地图参详形势。这个地图不再是以往那种建立于道德秩序、将中国视为天下中心的地图，而是类似“作战和沿海航行所用的图表式指南构成”的“世俗化地图”。恰如段义孚（Yi-FuTuan）所说：

“

小比例尺地图鼓励人们想象他们自己的国家为自己自足的独特单元体。可见的疆界有助于主权国家之国家感的建立。

读书人关于国家领土和边界危机的想象，就蕴含在这个行动之中。随着战事的节节败退，皮锡瑞对领土的忧虑更为深切，类似“大局不可问”“大局决裂如此”的话常常出现。

对心灵造成更大冲击的是1895年春天开始流传的“割地”。三月廿六，皮锡瑞与友人“谈时事”：

“

云伊所闻除兵费三十千万外，辽阳以南皆归彼，澎湖、台湾亦在内，且有长江水师炮台听彼干预之语。若然，则大事已去，天下不可复问，二百余年金瓯无缺之天下，怀于阴人贼臣之手。

此段中，“金瓯无缺”是对曾经国家领土完整的描述；如今，土地失去，对“大局”的忧虑更扩展为对“天下”的忧思。

与空间紧密相连的是时间。对国家而言，“过去通过民族的术语（national terms）表达出来，现在蕴藏在日常和大众的仪式中，从而能够设想一个（相对）安全的未来”。

在战争与议和期间，皮锡瑞等人面对不如意的现在，常常以过去来比拟，并指向一个比较消极的未来。如1894年十月十二：

“

蓉墅言时事更详……英德二国有包打日本、取回朝鲜，索费二千万，无敢主议。议和议战，争閧于廷。此宋、明大弊，今复然矣。

国家的“未来”则指向悲观，尤其是“割地赔款”的消息散播后，类似“天下不可复问”的字眼就常常出现。1895年四月初四，皮锡瑞与友人谈话后，即有“时未立夏，如此南风大热，塙是旱象亡国之兆也”的感慨；四月十五再谈，又有“今中国安得如此多金？横征必乱，且如人尽去其脂膏，又安得久活？”的反问，言语之间透露出来的是不确定的未来感。

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是关于国家主体运作的话语。前者强调“以象征体系去定义和证明一系列为其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后者强调“政治组织在动员和维持国家运转方面的重要性”。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看，就是读书人怎样谈论国家权力和文化仪式的运作。

在甲午乙未这一年，皮锡瑞及其友人，由于对战争与议和不满，激发出大量对于国家政治和文化事务的批评。在帝制中国，由于政治和文化是两种高度融合的事物，因此这里将这两个维度综合起来分析。

皮锡瑞等人围绕“文化－政治”的话语实践，主要体现在对朝廷用人和战事决策的批评。如1894年十月十二：

“

闻尹臣亲家到城，往见。受明出颂年信，云京城人心惊慌，京官多送眷归……合肥不去，无可挽回。败兵、降将、汉奸，不办一人，何以激励？

十月廿四，又有类似批评：

“

同叔瑜至久安先生处……《申报》言恭王督办军务，各省兵皆归节制，何必以庆郡王、荣禄辈参之？翁、李二先生与刚毅入军机，不见出者，何也？

这些对具体人事的不满，积累起来就会上升到对国家的批判。如十一月十九：

“

程子大见访，谈时事，云读书无用，今讲西学，着有各种表文，暇时当往观。伊云中国惟人众居最，出产货物在十二等，足见中国之贫。然中国本不以贸易为重，其所以贫者，由理财、治兵无术也。

此外，还有不少对战争以外事务的批评。

恰如Fox & Miller-Idriss所言，在日常生活中有两种关于国家的话语：一是“谈论国家”（talking about the nation），另一是“带着国家谈论”（talking with the nation）。在前者中，国家及其事务是人们谈论的对象；在后者中，国家成为阐释其他事件的框架。

对皮锡瑞而言，是否对这场战争有利就成为看待事件的框架。譬如，1894年十月十二：“京师祝寿至颐和园，铺张如旧，无敢说者。倘有变故，可为寒心”，批评的是朝廷在战争期间仍大肆庆祝。十一月廿一，《申报》刊载太后惩罚妃子的新闻，皮锡瑞亦十分不满：

“

此事甚不妙。现已兵临城下，两宫有隙，亦当容忍，如此举动，愈为敌人窥破矣。以诗书礼乐之邦而内乱，何以能国？

可见，许多非政治性的日常事务，也被读书人置入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新框架中予以衡量。

自我/他者

区分自我和他者，是现代国家认同的重要机制。大贯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指出：

“

自我/他者的相遇可能是通过贸易或人与物的流动而发生的，这种相遇有可能是紧张和敌对的，如在战争、征服和殖民主义情形下，多数情况会导致在受害方中产生政治民族主义。

对近代中国而言，政治民族主义的诱发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尤其是1895年以后的日本，它是沈松侨所界定的“重要的他者”，“指地理与位置上与国族毗邻，互动频繁，却对国族持敌对态势，从而严重威胁（或被认为是威胁）到国族之生存的其他国族或族群团体”。

虽然读书人一时不愿意承认日本的强大，但越是这样，战败与议和的结果就越让人震惊，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中日框架下重新看待世界。“中国/日本”这个框架随战争进程而逐渐显露。无论是阅读或是在谈话中，日本这个他者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成为与中国并置的对象。譬如，皮锡瑞1895年二月廿一的日记：

“

阅《申报》，云十八子已觐天颜，询谋签同，皆主和议，倭酋已允和，惟须先见国书，割地以畀，以愚见惴人，倭寇实无大志，其取旅顺、威海，意在踞险要以胁和，不犯京师与盛京，恐祸大无以为和议地耳。我中国似未知情，故为所胁。然出关之兵二十万，未闻一战，大抵躲在空处，亟望和议之成。将士如此，欲不为所胁，亦何可得耶？

《申报》于1895年3月17日头版刊载《相节登程》，记载“出使日本议和大臣李傅相，带同美员福斯透君及随员多名，于十九日下午五下钟时，由大沽登轮，往日本议和。”

虽然仍在使用“倭寇”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言语中仍有不屑之意，但这种近乎每日的提及实质上确认了这个他者的重要性；“我中国”的说法，不但突显了他者，也显示出一种彼此区隔的意识。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作为他者的日本步步逼近，作为自我的中国却节节败退，两相对照，是引起读书人焦虑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1895年的中国，读书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不仅要面对日本这个新的重要的他者，国家周围还散布着不少西方列国，试图介入战争以获取不同层面的利益，这客观上加快了他们从“天下”观念中走出来的步伐。

皮锡瑞和友人的谈话中，时常有西方国家的身影。以1895年四月廿四的交谈为例：

“

往廉访处，云和约未见上谕，昨有电报云倭已将奉天各处退还，倭以台湾让英，而德法不允，又闻俄日已开仗，各国均谓兵费太重，或可核减……携芰舲兄弟至李宅请仙，询时事，云：‘豆分瓜剖动人疑，事亦寻常并不奇。奇绝华夷同万国，本来面目失多时。’

上面这段话，涉及德国、法国、俄国与日本，读书人心目中的那个天下已然变化；而最后这首文采不佳的诗，使用了“豆分瓜剖”“华夷”和“万国”等新旧交织的话语，显示了过渡时期普通读书人对国家与世界的认知状态。尽管还残留着许多旧式语言，但是天下观曾经所规范的秩序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取而代之是一种与西方国家同处世界、担心被别国瓜分的忧虑，这正是晚清的普通读书人重新想象国家的基本框架。

三 情动国家：悲痛、愤怒与羞耻

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其成员往往“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情感”。战争与议和期间，除了持续阅读和讨论时事之外，人们还接连生成了对国家的多样化情感。总体而言，在这一年里，读书人的心情是普遍压抑的。讨论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在甲午乙未年间遭受的痛苦、愤怒和耻辱，是绕不过去的议题。

情感并不仅仅属于个人心理的范畴，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事物。面对复杂多变的情感，社会学的早期研究指出了四种基本的情感类型：恐惧、愤怒、悲痛和高兴。随着研究的深入，Thomas Scheff进一步界定出人类基本的情感类型，包括“悲痛、害怕、愤怒、自豪、羞耻”等。本节将借用Scheff的界定，以皮锡瑞日记为主要史料，发掘当时的读书人在这一年中生成的主要情感类型，这里面的每一种情感类型都指向着共同的对象，从而将远近不同的读书人联系起来。

悲痛

人有悲欢离合，“悲痛”（grief）可能是人类最常面对的情感类型。在日常经验中，这个词视情境不同而有许多替代性的表达，如痛苦、悲伤和难过等。Scheff言简意赅地指出，悲痛是一种关于“失去的情感”（the emotion of loss）。

对战争时期的读书人来说，悲痛的并不是个人层面的事物，而是将自身外化为国家时所产生的情感。随着战场一个一个的失守，悲痛也一次一次被激发。它不是一种暴发式的情感，而是持续发生并逐渐累积。

尽管明治维新已实施多年，但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这个不起眼的邻居。起初，读书人对战争形势并没有整体的判断，心情也是好坏参半。如下面的这两个片段即可说明：

“

六月廿八，东洋已开仗，互有胜负，中国兵饷船为水雷所轰，损二千余人，可伤也。

过了几天，就有变化：

“

七月初二，云开仗打死日本一大帅，稍可快心。

从皮锡瑞的日记看，战争早期写下的文字总体上比较冷静；在战事之外，还记录很多谈论诗文的活动。

不过，随着一些重要战役的失守，跟痛苦相关的表达就显著增加了。转折出现在九月初四的“平壤失守”，自此皮锡瑞和友人的情绪就激动起来，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竟然不堪一击。到了十月，战场转移到中国境内，有关“痛”的表述越来越多，如：

“

十月十六，闻有山海关失守之耗，尤可骇！

十月十七，晤彜仲及刘振愚，论时事，扼腕久之。

十月廿四，作《兵车行》，痛言时事。

由此，“痛言时事”几乎是每日的情绪。痛苦需要分享，这种悲痛感促使读书人不断表达。到第二年春天，战争大局已定时，有关悲痛的话语显得更为深沉，如：

“

二月初三，阅《申报》……观报所列《战和末策》，于山东大员退守关外，督师逗留之弊痛切言之，尤堪痛哭矣。

二月初五，《论丧师失地之由》一篇，可为痛哭。

二月廿六，……伤哉！伤哉！

《申报》在1895年2月11日第1版《站和末策》中写到清廷面临“不能战、不能守、不能和”的三难困境：“呜呼！事至今日，几有不能战、不能守、并不能和之势。”

《申报》在1895年2月18日第1版《追论丧师失地之由》中，批评清军指挥无能、士气涣散，导致旅顺、威海卫等要塞失守。以丁汝昌、黄仕林等将领为例，揭露军队腐败、临阵脱逃等问题，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上下情不通、因循守旧，提出全面改革主张。

从“可伤”到“痛言”再到“痛哭”，正印证了Scheff所言，悲痛的情感最后常常连带着“失去和哭泣”。由皮锡瑞这段情感外露的日记可知，在战争与议和期间，读书人的悲痛感逐渐加深，其根源是一种逐渐积累的挫败感。这种感觉原本不是个人的，而是国家的，但是当读书人将自我投射到国家身上时，“失败－痛苦”就成为一种集体的情感。

Jing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就抓住了人们对自我和国家的不满，生产出一种可以称作是“失败的文化”，用于塑造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

愤怒

较之痛苦，愤怒被认为是有“破坏性”的情感。它是一种外化的、有对象感、更需要表达的情绪。在战争期间，读书人不由自主地反思造成他们“失败－痛苦”的根源来自哪里？谁应该对失败负责？一旦找到了共同的目标，痛苦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愤怒。

1895年的中国，还很少有人对皇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普通读书人更倾向于把失败归结为具体的人事。因此，那些参与战争与议和的人，就成为愤怒的对象。其中，李鸿章是被评述最多的人之一。如：

“

九月廿一，平壤之溃，由北洋不发子药，将军饷二百万送与日本。老奸鬻国，寸磔不足蔽辜。

十月廿四，李党如此可恶，不知何心？

十二月初五，闻朝鲜本不愿与夷人通商，合肥迫之。食此人之肉，不足蔽其辜也。

除此外，官僚系统也是释放愤怒的对象。如：

“

（十月十五），君华至，言奉天已失守，……昭陵在彼，视同鸥脱，近日泄沓之辈不足责。

二月初八，就有类似的文字：

“当愤怒以口头表达，而不是表现为大喊大叫或侵略时，它可以是建设性的。它向自我和他人解释了一个人是如何感到沮丧的，以及为什么”。读书人在交谈中对人事和官僚系统的失望，使彼此理解了这种情感的来源。

此外，这种“失望－愤怒”，由于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因此还带有了正义性。Tangney、Stuewig及Mashek的研究表明：

“

正义的愤怒是为了回应一类特殊的事件，即犯罪者行为违反了普遍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正义的愤怒会刺激旁观者对不公正的事情采取行动。

对没有实际官职的读书人而言，他们的行动除了集体“上书”之外，就是在日常交谈中持续地表达意见，以形成社会舆论。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使命感，以及同一个的批评对象，这种情感实践使得他们寻求到一种共同感。

羞耻

羞耻（shame）是一种“受到强烈侮辱的危机感”（a crisis feeling of intense disgrace）。对中国读书人而言，羞耻感集中暴发于议和达成之时。《马关条约》令人瞠目的割地赔款，让人无法接受，因此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屈辱感，以及连带的愤怒。伯林指出：

“

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是某种形式的集体耻辱……成为骄傲的邻居们轻视或屈辱俯就的对象，这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最具伤害的体验。

这句话尤为适用1895年的中国，议和带来的情感伤害是十分真切的。众所周知，议和是全国性的情绪共振的最高点，不仅在北京考科举的举人们行动起来，许多京城之外的读书人也十分激动，羞耻以及已经积累多时的悲痛和愤怒交织在一起，集中暴发出来。

在听闻议和条款后，皮锡瑞写到：

“

阅初八、九《申报》云和议难成，初十云昨已用御实。言者似以割地为耻，有加百兆不割地之说。予谓割地如去人一手或一足，人虽残废，暂可不死，和银二三百兆，如将人之精血吸尽，比死无疑。今年一万万何从出？含糊应允，而临时无此项巨款，又起兵端，且更为外国耻笑矣。

无论其具体观点如何，这里面都表达了为外国人耻笑的心绪。在当时，这种心态十分普遍。比如，蔡元培的表述：

“

合约十事，其大者，割台湾……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矣。

其羞耻感的来源是当下国家的现实连历史上的韩、魏和宋朝都不如。

而张棡的表述更为直白，其羞耻明显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

据三月间《申报》云：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出使日本议和……近已得议和却因，谓朝鲜及旅顺、威海卫等所失之地，均永归日人管辖，南省澎湖、台湾亦归日人管辖，并赔日人兵费三百兆两，分作七年交清！噫！国本空虚极矣，为大臣者不能背城借一战为国雪耻，而始终以一和字为上策，如此割地求战，遂小国尚且耻之，况堂堂中华乎！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证，来说明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普遍羞耻感。

仔细分辨，这种情感又分为两种，一是“为他人而羞耻”。在不少言辞中，读书人都表达了对李鸿章等官员的不满，如1895年二月廿四，皮锡瑞嘲讽李鸿章父子一起去日本议和，“合肥往倭乞和，李经芳参赞。父子同使，古来未有”，隐含着其不知羞耻而为其耻的意思；而张棡的话，“为大臣者不能背城借一战为国雪耻”，也是充满为官员羞耻的心情。

Lickel、Schmader及Spanovic指出，为他人羞耻“涉及到一种想象的自我暴露感”，“由于个人从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中获得了认同感，当他们目睹与他人分享他们的群体身份的人从事被视为有缺陷的社会身份行为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羞愧”。所以，当官员代表国家去日本乞和时，读书人认为他们有辱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不过，更深层的耻辱是“为自我而羞耻”。这种羞耻感的实质在于将个体的自我投射到集体的国家。中国读书人向来抱有“入世”，而不是与国家疏离的精神，因此，国家的耻辱就是自我的耻辱。而且，羞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情感，如Scheff所言：

“

羞耻感具有显著加强和延伸的潜力，因为它可以在交往的人们之间传递。我将这种社会和心理的循环看作多重的螺旋：在每一个相互作用者内部和作用的人之间。具有传染性的羞耻之多重的螺旋，会让这种状态持续加强。

因此，羞耻也随着人际的互动交流而不断蔓延，成为每一个关心国家的人的共有的情感。

由上可知，悲痛、愤怒和羞耻彼此交织，构成了1894到1895年之间读书人的情感世界。

“情感是一种动机力量，因为它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由于对这些情感有着共同的理解，读书人常常彼此交流，因此它们就不再局限于私人领域和内心世界，而成为Berezin所说的“共同体的情感”（community of feelings）：“一个情绪的舞台，公民扮演和经历集体民族情感的有界限的空间”。

在这个舞台中，读书人的种种情感实践生成了关于国家的共同感。就个体的情绪看，尽管“恐惧、愤怒和悲伤等都是负面的情感，常常造成人与人的疏离”，但是作为一种公共的情感，它们“是把人们联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承诺”。在“中国的一年”里，这些情感使读书人“休戚与共”。

四 结语：同一个中国

由上文可知，甲午乙未这一年间，分散各地的读书人因社会传播的新情形，第一次对国家产生了同步、持续且具体的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尤以蔡元培、皮锡瑞和张棡为显著。此一变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读书人曾将‘前人世界’的学问视作唯一的信仰。到1894年，新闻纸才将人们的思虑普遍转入‘共同世界’”，从而“形塑了一种‘追求现在、关心国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几位当中，又以皮锡瑞的记录最为详尽，这使他日常的阅读、交谈和情感具有分析上的集中度和完整性。

其他几位读书人留下的痕迹，或有些零散，但有限的材料也能显示，他们对国家的忧思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譬如，张棡也不时与友人“谈时事”，1895年五月十三即记有：

“

余因应君、陈君新自京师回，与纵谈时事。闻今日和约虽成，台湾民心不服……

翁同龢作为战争的核心决策者，其日记多实录电报和奏折，偶尔才流露情感，但平壤战败后，他不止一次“感怀时事，悲从中来”；旅顺失守时“愤虑填膺”；割让台湾时则“真可愧死”，可见也不能免于悲伤、愤怒或羞愧。

如果要在他们之中寻找差异的话，那么，能否不间断地接触到新闻纸是影响其行为的一个关键性变量。

五人中，翁同龢主要依靠电报和奏折，处于信息接收的“上游”，受民间刊行的新闻纸影响不大。但是对蔡元培、皮锡瑞和张棡这样处在官僚体制的非核心地带或之外的人来说，新闻纸不仅是主要的消息来源，也是激发讨论和刺激情感的媒介。这几人可以看作是京师和沿海地区读书人的代表，他们或住在政治中心，或活动于沿海与通商口岸，或依水而居，均是上海新闻纸容易到达的地方。

而处于内陆乡村的刘大鹏，消息来源主要依靠口头，对国家的认知就谈不上清晰，确切的讨论更难展开。事实上，他的变化要稍晚一些。1902年以后，当《晋报》在山西出版时，刘大鹏的阅读世界才出现新闻纸，其国家认知相应发生实质变化：“与过往的‘道听途说’相比，报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建立于具体事务基础上的‘国家’图像”。刘大鹏的个案说明了近代“中国”的认知和实践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发展的不平衡，尽管他也笼罩在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个传播网络之中。

孔飞力说：

“

民族国家是一个更具有可变性的概念，它不仅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伸展到普通中国人中去，到了19世纪后期，更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恐惧的影响下被激发出来。

诚如其言，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是在面临的外部压力中被动呈现的。在1894到1895年间，读书人主要是在日本的阴影下，产生了对于国家的普遍感觉。稍微再延伸下历史的视界，即可知晓日本作为帝国主义，深入参与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恰如柯博文（ParksCoble）指出：

“

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无情压力不停煽动着中国民族主义的火焰，它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

我们业已知晓很多关于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叙事，并理解1895年作为起点的意义。然而，对孔飞力所说的民族国家如何以稳定的而不是“不确定的方式”，伸展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探索地太少。以往研究总体偏向从思想史路径，寻找民族主义的蛛丝马迹，譬如Cohen在王韬身上发现了“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不得不说，这种民族主义只有个体的意义，仍然是一种不确定的方式。

本文与思想史路径不同，通过探究读书人的阅读、交谈和情动，探讨民族国家是如何生成于日常生活的，这实践了Brubaker关于国家的认识论：

“

国家是一种实践的范畴、体制化形式和各类事件的构成。它是一系列实践而不是叙述。要理解民族主义，必须理解对国家的使用，一种塑造感知、刺激思想和经历、组织话语和政治行动的方式。

民族国家要变成日常生活的确定形式，必须具备某种物质性的条件。从传播的视角看，在1894到1895年之间发生的种种关于国家的交谈、思考和情动，是建立于“读报”这个实践之上的。

在19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其实发生过许多理应令人震惊的事件，但却从来没有在民众之中形成类似甲午乙未年的那种集体的共振。譬如，常常被作为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真正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小，战争时期与蔡元培境遇相似的曾国藩，就从未关注过它的进程；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即使是“火烧圆明园”这样的屈辱事件，也未能引起多少警醒，这证明了本文所涉及之社会传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在1895年的中国，已经形成“电报－新闻纸－口头”这个三位一体的传播网络。如前所述，在此网络中，发行已较为广泛的上海新闻纸扮演着核心角色，它们通过派出记者、采用电报新闻、翻译外报等方式，持续地报道战争与议和的进程。

在这一年间，清政府还从未意识到新闻纸这种“现代文化形式”的力量，因而关于战争失败的新闻和议论从未受到干涉。就阅读而言，其实早在中法战争之后，《申报》就已在不少洋务官员和读书人之中流行；到甲午时，其影响随发行网络扩大而进一步增强，组织起蔡元培、皮锡瑞、张棡这类广泛散布于京师、沿海和沿江地区的读书人，新闻所到之处就是民族国家意义的生成之地。

不仅如此，读报还促进了民族国家在日常的“再生产”，激起了读书人的交谈和情动。国家就这样被分散于不同地理空间的读书人，同时且持续性地生产出来。正是在个意义上，1894到1895年的中国读书人，借由新闻纸的连接而拥有了政治意义上的“同一个中国”。

这个处于变化之中、有着现时特性的共同体，显著地区别于他们很早就认同的那个以道德、文化和科举维系的文化中国。1936年5月18日，上海左翼文人在《申报》征文，邀请社会大众以5月21日的素材记录生活，来稿甚多，后由著名作家茅盾编成《中国的一日》。然而，在沈松侨看来，《中国的一日》虽然充满“国族叙事的印痕”，但其意义却不过是“一日的中国”，因为现实生活可能将很快进入“无可避免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乃至偶然邂逅的路旁小花、天际云彩”。

与1936年的社会情境不同，本文描述的1894到1895之“中国的一年”，只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扩散，以及读书人群体坚韧的入世精神，日常生活中对国家的种种实践持续不怠。尽管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失去和悲情，但是“伴随着对失去之物的放弃，存在着将情感投身到新事物中的重新定位，按弗洛伊德的话，新事物可以是抽象的，就象是新的国家、新的政体或者新的政治关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 丹黄甲乙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