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些日子，一位老朋友来信说，咱们插队的村子在互联网上能找到了，还附了几张照片。
知青追思：每当想起陕北高原上的那个大憨哥，她心里就难受
前些日子，一位老朋友来信说，咱们插队的村子在互联网上能找到了，还附了几张照片。
我点开照片，只见黄土高原上，几排新建的砖房整齐地排列着，村口还立了个牌子，写着＂旅游专线＂几个大字。
那个曾经贫瘠荒凉的小山村，如今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这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事。
想起了村子里的那个大憨哥，想起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想起了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
每当想起他，我心里就一阵难受。
李大海，这个憨厚朴实的名字，就像他的人一样，没有任何花哨。
村里人都叫他＂大憨哥＂。
他比我们大几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壮劳力。
记得我们刚到村里那会儿，他就是来接我们的民工之一。
那是1968年的深秋，我和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一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换了一天的拖拉机，最后走了半天的山路，才到达这个陕北的小山村。
下了拖拉机，我们还要走十几里山路。
我那时候才十七岁，从小在上海长大，哪里走过这样的山路。
没走多久，我的腿就开始发抖，汗水湿透了后背。
＂上海来的小同志，累了吧？＂一个浑厚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我帮你背行李。＂
我转头一看，是个高大的年轻庄稼汉，二十出头的样子，黝黑的脸膛，手上的老茧厚得发亮，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
他不由分说，一把抓过我肩上的包袱，又从另一个知青手里接过一个箱子，轻轻松松地挑在肩上，大步向前走去。
那就是李大海，我们后来口中的＂大憨哥＂。
到了村里，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农户家中。
我和另一个女知青小林被分到了一户姓张的人家。
张家的条件在村里算是中等，一间土坯房，简陋却干净。
老两口都过了五十，儿子在县城当了民办教师，很少回来。
第一个冬天是最难熬的。
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土坯房根本挡不住风雪的侵袭。
夜里睡觉，盖了厚厚的被子，还是冷得发抖。
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不适应。
从小在城市长大，突然来到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山村，周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书报杂志，仿佛与外界完全隔绝。
那段时间，我经常偷偷地哭。
小林比我坚强些，总是安慰我：＂咱们不是来镀金的，是来改造思想的，要坚持啊。＂
大憨哥似乎看出了我的难处。
每次见到我，他都会主动打招呼，有时还会带些自家种的红薯或者玉米给我们。
他说话不多，但每次都能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上海小同志，别怕。刚来不习惯，慢慢就好了。＂他总是这样鼓励我。
渐渐地，我开始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学会了挑水、做饭、喂猪、种地，甚至连羊肠小道也能健步如飞。
村里人看我能吃苦，也渐渐接纳了我这个＂上海知青＂。
大憨哥的家在村子的最北边，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
他父亲早年因病去世，母亲身体一直不好，还有个年幼的妹妹。
全家的担子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但是，他从来不向别人诉苦，总是咬着牙坚持。
有一次，我和小林去山上割草，不小心迷了路。
天色渐晚，我们急得直哭。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呼喊声：＂上海知青！上海知青！＂
是大憨哥！他发现我们没回村，猜到我们可能迷路了，一个人上山来找我们。
＂我就知道你们会往这边走，这片山我熟，小时候经常来这放羊。＂他笑着说，眼睛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暖。
回村的路上，他走在前面给我们开路，一边走一边介绍路边的植物：＂这个是柴胡，可以治感冒；这个是黄芪，补气的；这个野菊花，晒干了泡水喝，去火气……＂
他对这片土地的了解，让我们这些城里人感到惊讶。
慢慢地，我学会了辨认各种野草野花，学会了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方向，学会了用最简单的工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这一切，都是大憨哥教给我的。
第二年春天，村里组织大家开荒种地。
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女子小组，负责一块山坡地的开垦。
那片地处在半山腰，土质坚硬，还布满了石块，开垦起来异常艰难。
我们干了一整天，才刚刚开垦了一小块。
手上磨出了血泡，腰酸背痛，但看着眼前的任务，大家都有些泄气。
＂上海知青，别灰心。＂大憨哥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们身后，＂这样的地我开过不少，有技巧的。＂
他接过我手中的锄头，示范给我们看：＂先找石头少的地方下手，用锄头尖儿先松动土壤，再整块翻过来，这样省力又快。＂
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很快掌握了窍门，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
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干完自己的活后，来帮我们。
有时候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擦擦汗回家。
村里人都笑话他：＂大憨子，你咋这么热心帮上海知青？是不是看上哪个了？＂
他憨厚地笑笑，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人家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来咱们这受苦了，帮帮忙是应该的。＂
那年夏天，陕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
井水干涸，庄稼枯萎，就连最坚韧的高粱也耷拉着脑袋。
村里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十几里山路到山谷的泉眼挑水。
大憨哥每天早出晚归，一担一担地挑水浇自家的庄稼，然后又去帮助那些老弱病残的家庭。
他的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却从不叫苦。
有一次，我去他家送些自己做的粉丝（那是小林的妈妈从上海寄来的粉丝做法），看到他正在院子里修水桶。
他的母亲坐在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咳嗽。
＂大海娘，您的咳嗽怎么还没好？＂我关切地问。
＂老毛病了，习惯了。＂大海娘摆摆手，眼神却充满忧虑，＂就是担心大海，这孩子太实诚，整天不知道歇着，我怕他累坏了身子。＂
大憨哥抬头笑了笑：＂娘，您别担心，我身体好着呢。再说现在有知青同志们帮忙，村里的活计比以前轻多了。＂
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全是裂口，有些地方还渗着血。
我忍不住说：＂大憨哥，你也得注意休息啊，手都裂成这样了。＂
他不在意地笑笑：＂没事，农村人的手就是这样，粗糙点好干活。＂
就在那个干旱的夏天，村里决定在山脚下打一口深井，解决全村人的饮水问题。
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很多劳力。
大憨哥自告奋勇，担任了主要挖掘工。
井越挖越深，越往下挖越危险。
我们这些知青也参与其中，负责上面的绞盘操作和土方清运。
大憨哥和另外几个壮劳力轮流下井挖掘。
那天，轮到大憨哥下井。
他像往常一样，系好安全绳，拿着工具慢慢地被放了下去。
井已经挖到了二十多米深，下面又闷又热，缺氧严重。
他在下面干了不到半小时，突然传来一阵敲击声——这是遇到危险的信号！
我们赶紧摇动绞盘，把他拉上来。
当他被拉到井口时，我们都惊呆了：他的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几乎失去了知觉。
原来井下的氧气不足，他差点窒息。
但是，当他稍微恢复过来后，第一句话竟然是：＂井底有水印了！再挖两米肯定有水！＂
这句话让全村人都振奋起来。
几天后，深井终于打通了，清澈的井水涌了出来。
全村人欢呼雀跃，这意味着不用再走远路挑水了。
大憨哥站在井边，脸上满是疲惫却又充满了喜悦。
他对我说：＂上海知青，你看，只要肯干，再难的事也能办成。＂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坚韧，什么是面对困难永不言弃的精神。
时光飞逝，转眼就是第三个年头。
我已经完全适应了农村的生活，甚至开始喜欢上这片黄土地，喜欢上那些朴实无华的乡亲们。
那年冬天，村里办起了夜校，教大家认字。
我和小林被推举为老师。
大憨哥也来了，他说想学认字，将来好给外出的妹妹写信。
他学习非常认真，虽然笨拙却很用功。
每天晚上，他都是最早到夜校的一个，经常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描摹那些汉字。
他的手粗糙得握不住细细的铅笔，就用布条缠在铅笔上，这样才能写字。
＂上海知青，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学好字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
＂当然能！＂我坚定地说，＂只要你肯学，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我就放心了。我想等我妹妹长大了，她要是能考上大学，我得给她写信鼓励她。＂
他的妹妹小芳那年才十三岁，是村里少有的爱读书的孩子。
大憨哥省吃俭用，为她买课本、买文具，希望她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在夜校里，大憨哥进步很快。
两个月后，他已经能写简单的字了，还能读一些简单的文章。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煤油灯下认真地写着什么。
凑近一看，是一封写给妹妹的信，歪歪扭扭的字里充满了对妹妹的牵挂和期望。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汉子，竟然有着这样深沉的家庭责任感和对知识的渴望。
春节前，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可能有机会返城。
这个消息让我既兴奋又忐忑。
兴奋的是可以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忐忑的是要离开这片已经熟悉的土地和这些朴实的乡亲。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憨哥。
他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那是好事啊！上海可比咱们这好多了，有电影院，有图书馆，还有自来水。你回去了，可别忘了咱们这些乡下人啊！＂
他的语气很轻松，但我看到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舍。
临行前一晚，村里给我们几个可能返城的知青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
村民们带来了自家的萝卜、土豆、玉米面，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大家唱歌、跳舞，气氛热烈而又温馨。
大憨哥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怎么说话。
直到欢送会结束，他才走到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上海知青，这是我送你的。＂他有些局促地说。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小泥人，是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栩栩如生。
＂这是......＂我惊讶地看着他。
＂我自己捏的，不太好看，但是想送给你个纪念。＂他挠挠头，＂这是你刚来时的样子，背着大书包，走路一颠一颠的，像只小兔子。＂
我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谁能想到，这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竟有这样细腻的心思和灵巧的双手。
＂谢谢你，大憨哥。＂我小心翼翼地把泥人收好，＂我一定会珍藏它的。＂
他点点头，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上海知青，你回去后，别忘了写信啊。＂
我郑重地点头：＂一定会的。＂
临走前，我去了趟大憨哥家，想和他妈妈告个别。
大海娘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闺女，这些年辛苦了。你回上海后，有空给咱们写信，大海那孩子现在认字了，能给你回信了。＂
我忍不住抱了抱这位朴实的老人：＂大海娘，您照顾好自己。我一定会写信的。＂
正说着，大憨哥背着一筐柴禾回来了。
看到我，他放下柴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我记的农活日记，你带回上海看看，别忘了咱们一起种地的日子。＂
我接过日记本，翻开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这三年来的点点滴滴：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
这些文字虽然简单，却记录了我们共同的记忆和汗水。
＂大憨哥，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我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撑不过第一个冬天。＂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别这么说，你们上海知青给咱村带来了新气象。以前村里没人教大家认字，现在大家都能看报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
我们相对而立，一时无言。
那一刻，我们都明白，这段特殊的情谊，将会在我们各自的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第二天一早，村里派了一辆拖拉机送我们到县城。
几乎全村的人都来送行。
大憨哥站在人群中，高大的身影特别显眼。
他没有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脸上挂着那种熟悉的憨厚笑容。
拖拉机启动了，我不停地向村民们挥手。
当车子转弯时，我看到大憨哥仍然站在原地，向我挥着手，直到拖拉机驶出了村口，他的身影才渐渐模糊在晨雾中。
回到上海后，我确实给村里写了不少信，大憨哥也偶尔回信，字迹歪歪扭扭却很认真。
他在信中告诉我，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他妹妹考上了县中学，他自己也被选为了村里的生产队长。
他还在信中提到，村里的土地越来越肥沃了，粮食产量也提高了不少。
他说：＂要是你还在，肯定会笑话我，一个大老粗当了队长，天天跟账本打交道。＂
看到这些，我心里既欣慰又有些酸楚。
欣慰的是他的生活有了起色，酸楚的是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有一年冬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是从陕北寄来的。
打开一看，是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和一封信。
信是大憨哥写的，说这围巾是他妈妈织的，怕我在上海冷。
围巾很粗糙，但很暖和，一看就是用心织的。
信的最后，大憨哥说：＂上海知青，这几年村里变化可大了。通了电，能听广播了；修了水泥路，能骑自行车进县城了；还通了长途电话，就是打一次太贵了。要是你有空，回来看看吧。＂
我把这封信读了又读，心里酸涩不已。
我知道，那个曾经贫瘠落后的小山村正在慢慢变得富裕起来，而我却再也不是其中的一分子了。
几年后，我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工作、结婚、生子，忙碌的城市生活让我渐渐减少了与村里的联系。
最后一封来自大憨哥的信是在1980年，他在信中说村里通电了，还修了水泥路，可以直接坐车到县城了。
他还说他娶了媳妇，是隔壁村的姑娘，人很勤快。
最让他高兴的是，他妹妹考上了师范学校，将来会成为一名教师。
他在信中写道：＂我这辈子没啥文化，能把妹妹供出来，就算是没白活了。＂
读到这里，我既为他高兴，又为他的妹妹感到骄傲。
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女孩能考上师范学校，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后来，我再也没收到过他的信。
我曾试图写信询问，但都石沉大海。
有一年，我还特意打电话到村委会，但电话那头的人说不认识李大海这个人。
也许是村里人口流动太大，也许是我们之间的联系真的断了。
直到去年，我从另一个曾在同一村插队的知青那里得知，大憨哥在1990年代初因病去世了。
那时他才不到五十岁。
这个消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那个高大憨厚、总是默默帮助他人的年轻人，那个让我学会了坚强和勇敢的大憨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当我从知青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几乎不敢相信。
我问道：＂他怎么会...这么早就...＂
知青朋友叹了口气：＂据说是积劳成疾。那些年，他当生产队长，带领村里人修水库、修公路，什么苦活累活都冲在前面。后来身体垮了，没挺过去。＂
听到这里，我泪如雨下。
这不正是大憨哥的性格吗？
永远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永远把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
知青朋友还告诉我，大憨哥的妹妹现在已经是县里重点中学的校长了，他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日子过得很好。
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看到他的妹妹和儿子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现在，他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只是他自己却再也看不到了。
这些年，我一直保存着大憨哥送我的那个小泥人和他的农活日记。
每当看到这些物品，我就会想起那段艰苦而又珍贵的岁月，想起那个质朴无华却又坚强勇敢的大憨哥。
去年，我决定再回一趟那个村子，看看那片曾经生活过的土地，看看大憨哥的家人。
坐了一天的火车和汽车，我终于到达了那个阔别多年的小山村。
村子变了，变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宽阔的柏油路，整齐的砖房，家家通电通水，甚至还有了网络。
我按照记忆中的位置，找到了大憨哥家的旧址。
现在那里已经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门前还种着几棵果树。
我犹豫着要不要敲门，正在这时，一位中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
＂您是...＂她疑惑地看着我。
＂我是...以前在这村里插队的知青，我来看看李大海的家人。＂我有些紧张地说。
＂李大海？＂她想了想，＂哦，您说的是老李队长吧？他们家早搬走了，他妹妹在县城工作，他爱人和儿子也跟着去了。＂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是他的老朋友吧？＂中年妇女和蔼地问，＂村里老人都说，当年的老李队长是个好人，带领大家修水库、修公路，让村里人的日子越过越好。现在村里的老人还经常提起他呢。＂
听到这些话，我眼眶湿润了。
大憨哥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精神却一直留在这片土地上，留在村民们的心中。
离开村子前，我去了村口的小山坡。
那里曾经是我和大憨哥常去的地方。
站在山坡上，远眺整个村庄，现在的景象和四十多年前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大憨哥，你看到了吗？＂我轻声说，＂村子变得这么好了，你的心愿都实现了。＂
风吹过山坡，吹动山草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是大憨哥在回应我。
回到上海后，我把大憨哥的小泥人和农活日记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每当有朋友来访，问起这些物品的来历，我就会讲起那段知青岁月，讲起那个叫李大海的大憨哥。
如今，当我再次看到那个村子的照片，看到那些现代化的砖房和宽阔的柏油路，我不禁想：如果大憨哥还在，看到家乡的变化，他会有多么高兴啊！
我珍藏了四十多年的那个小泥人，如今依然完好地摆在我家的书架上。
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那段艰苦而又充实的知青岁月，想起那个总是默默付出的大憨哥。
有时候我会想，在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那些像大憨哥一样的普通人，才是真正值得铭记的英雄。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辉煌的成就，但正是他们的淳朴、善良和坚韧，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最温暖的底色。
不久前，我的孙女看到了那个小泥人，好奇地问我是什么。
我便讲起了大憨哥的故事，讲起了那段知青岁月。
孙女听得入迷，最后问我：＂奶奶，你当时为什么会去那么苦的地方啊？＂
我笑了笑，说：＂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让我学会了许多：学会了坚强，学会了面对困难，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我没有告诉她，正是像大憨哥这样的普通农民，教会了我们这些知青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如何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
每当我看到今天农村的变化，看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就会想起大憨哥。
他虽然没能活到今天，看到这些变化，但他的付出和奉献，却是这些变化的基石之一。
如今，当我听到有人谈论知青岁月，谈论那段历史，我总是想说：别忘了那些普通的农民，是他们接纳了我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困境中生存，如何保持善良和希望。
前不久，我整理旧物时，在一个几十年没打开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封未曾寄出的信。
那是我1982年写给大憨哥的，因为某种原因，这封信一直留在了我这里。
信中，我向他讲述了我在上海的新生活，讲述了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变化，还表达了希望再回村里看看的愿望。
看着这封泛黄的信，我突然意识到，我欠大憨哥的，不仅仅是这封未寄出的信，还有那份应该传承下去的精神和记忆。
于是，我决定将大憨哥的故事写下来，连同那个小泥人一起，作为家族的记忆传给下一代。
让他们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这样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农民，他们以自己朴实无华的方式，温暖了一代知青的心灵，也温暖了整个时代。
每当想起陕北高原上的那个大憨哥，我心里就难受。
这种难受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朋友，更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正在渐渐远去。
那么，当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老去，谁来记得那段既苦涩又甘甜的岁月？谁来记得那些朴实无华却又伟大的普通人？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