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东亚各国青年的身高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19岁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172.06厘米，不仅低于中国同龄人的175.7厘米，还落后于韩国的175.5厘米。

在东亚各国青年的身高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19岁男性的平均身高只有172.06厘米，不仅低于中国同龄人的175.7厘米，还落后于韩国的175.5厘米。

更特殊的是，日本社会对女性身高的包容度极低，170厘米以上女性被贴上怪物标签，175厘米则被调侃为东京塔，这种身高焦虑背后，却折射出日本社会的畸形审美。

2025年2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学校保健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日本17岁男性平均身高自1994年达到170.9厘米后，便长期稳定在170.5厘米左右，偶有小幅下跌，2024年最新数据170.8厘米与前一年持平。

这组数据看似只是数字波动，但若放在东亚语境下对比，便显露出特殊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龄男性身高已领先，而常被调侃食堂多拿午餐肉会遭网暴的韩国，其19岁男性身高同样超过日本，这种差距并非偶然。

日本女性的身高困境更为直观，根据《柳叶刀》相关研究，日本19岁女性平均身高仅158.5厘米，高个子女性本就稀缺，还需承受额外的社会压力。

新垣结衣身高169厘米，却被部分日本网民质疑实际超170厘米，刻意迎合大众对女性身高的期待，甚至被冠上美丽怪兽的称号。

为平息争议，她不得不在综艺节目中脱鞋测量，以证明自己确实未达170厘米，这种身高自证的场景，在其他东亚国家并不常见。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日本女团Liella！中的唐可可设定身高为170厘米，结果却曾被镜头拍出190厘米的视觉效果，看起来和团体内的其他成员差别极大。

这些细节背后，是日本社会对女性身高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的认知中，155至160厘米被公认为“可爱”的黄金区间。

佐仓绫音、石原里美等女星正属此范围，160至165厘米的女生则处于尴尬地带，而高过170厘米便会被视为怪兽，至于高于180厘米的女生，则是妥妥的东京塔和天空树。

而日本的超模富永爱的经历，更饱受高个子女性在成长中的困扰。

她出生于神奈川县，高中一年级便跻身国际时装T台，却在15岁身高达到175厘米时遭遇校园排挤。

据其自传描述，中学时期的她走进教室，常感觉自己置身敌对阵营，同学的冷嘲热讽成了日常。

因误信抽烟能阻止身高增长，她14岁便开始大量抽烟，甚至在被嘲笑到极致时产生过自杀念头。

这种因身高引发的心理创伤，折射出日本社会对身高异类的包容度之低。

那么为何日本会形成追捧矮个子女性的风气呢？

其实这都与日本的社会观念有关，不少日本民众在访谈中提及，恋爱中更倾向选择矮个子女性，认为娇小的身材能激发男性的保护欲。

而且当矮个子女性哭泣或情绪低落时，会比高个子女性更显脆弱，容易让男性产生想要保护的冲动，即便发生争执，男性也会因对方外表柔弱而更宽容。

这种观念并非凭空出现，其实早就根植于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很久之前，日本武士集团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希望以“静御前”的形象给自己心爱的女性树立榜样。

这位平安时代末期的女性，是源义经的爱妾，15岁相遇被收为妾室，源义经遭追杀时随其逃亡，后被源赖朝俘虏，入狱前被迫杀死孩子，最终21岁郁郁而终。

武士集团将她塑为大和抚子的典范，忠诚顺从、为男性与家族牺牲，永远停留在风华正茂的柔弱形象。

这种女性需依附男性的文化符号，逐渐演变为对女性身高的隐性要求，若女性身高过高，便会打破小鸟依人的预期，甚至让部分身高自卑的男性感到压力。

而除了社会观念的固化，日本的身高问题还与其娱乐圈的风向紧密相关。

如今日本银幕上的女星多集中在150至160厘米区间，这一现象的源头，可追溯到一位曾被美国陆军刑事调查司令部派往日本的翻译官，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强尼·喜多川。

1950年时，日本艺人美空云雀和川田晴久前往美国举行巡演，并开始进入娱乐圈，1964年，准备进军演艺界的强尼·喜多川创立杰尼斯事务所，彻底改变了日本偶像的风格走向。

在此之前，日本荧幕上的男性形象以高仓健、三船敏郎、加山雄三等硬汉为主。

比如《追捕》中，检察官杜秋冬人洗清冤屈奔跑、斗熊、逃鲨鱼，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心中的“硬汉标杆”。

《罗生门》《七武士》里的三船敏郎，更以阳刚气质书写电影史；就连特摄片《假面骑士》《奥特曼》的男演员，也多是浓眉大眼、英气十足，无半分阴柔感。

但强尼·喜多川却另辟蹊径，每年挑选200名左右8至15岁的少年加入事务所，打造小清新偶像团体，其风格偏向阴柔美。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杰尼斯事务所的艺人选拔与推广，深度绑定强尼·喜多川的个人偏好。

据《周刊文春》1999年专题报道及2023年BBC纪录片揭露，喜多川长期对事务所内未成年男孩实施性侵，甚至被曝强制男孩服用雌性药物。

据练习生冈本回忆，自己2012年加入杰尼斯后，15岁就遭到了喜多川的侵犯，四年间遭性侵15至20次，且他估算，事务所内与喜多川有过类似经历的少年至少100至200人，这些人后来多活跃于日本演艺界，进一步固化了阴柔美的男性审美。

所以这种审美倾向也直接影响了女演员的选择，为凸显男偶像的高大感，剧组常优先挑选矮个子女演员，若女演员身高过高，宣传海报的视觉效果会受影响。

久而久之，高个子女演员在日本演艺界遭遇隐形歧视，而观众也在长期耳濡目染中，形成矮个子女性更美观的认知。

在某期日本街头采访中，五位受访女性里有三位希望自己身高更矮，理想区间均为150至160厘米，足见这种审美对大众的渗透。

除了社会与文化因素，科学研究也揭示了日本身高增长乏力的客观原因。

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社会医学研究部部长森崎菜穂的团队，对1969年至2014年出生儿童的出生状况与成人身高展开研究。

结果发现1980年后出生的日本人平均身高明显下降，核心诱因竟是新生儿出生体重2.5千克以下的数量增加，多项研究证实，低体重新生儿成年后身高普遍偏矮，而这一现象直接暴露了日本孕期营养观念的偏差。

1980年前后，一篇限制孕妇体重可预防妊娠中毒症的论文在日本广泛传播。

1999年日本妇产科学会进一步提出标准：孕妇BMI身体质量指数在18至24区间时，孕期体重仅需增加7至10千克，这一标准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在“限制体重有益母婴”的风潮与医生指导下，孕妇营养摄入不足，直接导致低体重新生儿增多。森吉泰寿团队测算，2014年出生的日本人，成年后男性比1980年出生者平均矮1.5厘米，女性矮0.6厘米，若未来低体重新生儿数量减少，身高或有回升可能。

而孕期营养的背后，还有日本粮食供应结构的短板。

2024年8月，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2023-2024财年日本按热量计算的粮食自给率为38%，与上一财年持平，却远低于2030年45%的目标。

十多年来，日本粮食自给率始终在低位徘徊，这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作为岛国，日本耕地面积有限，虽通过政策保护实现了大米自给率近100%，但其他粮食依赖进口，小麦自给率仅15%，大豆6%，鱼类、贝类等海产品也仅50%左右。

肉类供应同样不足，若采用韩国进口量+生产量-出口量再除以总人口的计算方式，2022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69.5千克，韩国62.3千克，均高于日本的51.5千克，即便日本家庭肉类消费占比逐年提升，仍未缩小差距。

这种营养供给的不均衡，从基础上制约了身高发育，也让补充营养成为日本民众的普遍需求。

当然，来自西方东方主义与殖民主义思想的渗透，也对日本的观念带来了不小的改变。

二战后，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的合影被大量印刷在报纸上，两人的身高差被刻意放大，无形中传递出战胜国高大、战败国矮小的暗示。

包括在欧美主导的文艺作品中，日本人的形象常被固化为矮小的花魁、忍者、武士，要么是极度传统的原始风貌，要么是赛博朋克式的霓虹夜景。

这种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让矮小成为一种隐性的身份标签。

其实，平均身高从来不止是营养与基因的结果，更折射出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内核。

日本的身高困局，表面是营养供给与孕期观念的问题，深层是社会对个体的物化，女性被要求符合娇小可爱的标准，男性审美被单一的阴柔绑架，甚至连身高数据都成了社会观念的镜像。

要打破这种困局，不仅需要优化粮食供应、修正孕期营养观念，更需要摒弃对身高的刻板印象，让健康而非数值成为评判标准。

毕竟，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不取决于民众的平均身高。

来源：梦清州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