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主席对雍正皇帝的评价，跳出了传统史观中“得位正否”的道德争议，转而聚焦于雍正的政治才能与历史贡献，展现出独特的历史视角。他关于雍正的观点散见于谈话、读书批注及诗词中，生动折射出唯物史观。
毛主席对雍正皇帝的评价，跳出了传统史观中“得位正否”的道德争议，转而聚焦于雍正的政治才能与历史贡献，展现出独特的历史视角。他关于雍正的观点散见于谈话、读书批注及诗词中，生动折射出唯物史观。
1.肯定之处。他充分肯定雍正的治国能力与历史功绩，这是他所持的基本立场。他认为，雍正是“有本事、能文能武”的实干家。他曾借用商纣王来类比雍正，说“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以此借古喻今，强调雍正开拓疆域、强化中央集权的贡献。他认为雍正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推行改土归流等措施，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
他认为雍正“整饬吏治”乃是改革先锋。他特别肯定雍正反腐治吏的铁腕手段，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他欣赏雍正通过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打击贪腐，甚至以“抄家皇帝”的雷霆手段追缴亏空，称其政策“得罪官绅而利泽百姓”。在老人家看来，这种“宁严毋宽”的作风是巩固政权、刷新吏治的必要之举。
2.批评之处。他肯定雍正的惠民政策，又批判其阶级局限。他对雍正的摊丁入亩改革极为推崇，说“这是把枷锁从穷人身上卸下”。同时他也指出，雍正重农抑商，认为“市肆多一工人，田亩少一耕者”，阻碍工商业发展；还对外闭关锁国，限制华侨归国，使中国错失发展机遇。
他批评雍正大兴文字狱，当政期间发生了吕留良案等，导致“知识分子动辄得咎，闭眼不敢看现实”。同时，他也理解雍正的政治逻辑，当时的确需要通过思想高压来巩固统治，尤其是在面对继位初期的舆论质疑时。这种评价体现了老人家对历史人物“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分析。
3.超脱之处。他对雍正继位争议采取了超越性的视角，他轻正统而重实效。对种种版本和传言，他的态度是淡化权谋争议，而聚焦政治成果，从不纠缠于合法性争论。他认为权力更迭中的权谋是封建政治的常态，直言：“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努尔哈赤都有屠兄弟、杀儿子、逼父亲的行为，雍正并不是例外。” 他的关注点，始终在于雍正继位后的治国成效。
他注意到雍正创设秘密建储制对皇权稳定的意义，这一制度将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避免了皇子倾轧。毛主席认为此举彰显了雍正的政治智慧，说这解决了国本问题，杜绝了围绕第二个政治中心的争斗，为清朝后续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他认为，雍正的负面形象源于触怒精英阶层而非得罪民众。清欠运动让官员战战兢兢，抄家政策更被诟病为“刻薄寡恩”。文字狱使士人沦为“谣言传播者”。因此，官僚与文人联手抹黑，将宫廷权斗渲染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伦理悲剧。毛主席一针见血道：“老百姓管他谁当皇帝？雍正的恶名非起于民怨，而是官怒！” 这一观点与其阶级分析法一脉相承。
他以“能君”定义雍正，弱化龙椅下的血腥，放大改革中的民本微光。一句“得罪官绅而利泽百姓”，既为雍正翻案，亦为自身改革注入历史底气。的确，历史的天平从不因龙椅下的鲜血而倾斜，却总为百姓碗中的粟米而波动。
4.调侃之处。1964年夏末他在一次谈话中，忽然把话题拉到了《红楼梦》和清朝的家务事上。他语气里带着讽刺地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可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败。他家正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像揭开一道旧伤疤：康熙儿子多，其中一个就是雍正。他搞特务机关，压迫对手，把两个兄弟，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这几句话，像一把冷箭，射穿了雍正那张“勤政严明”的脸。
毛主席没有否认雍正的治国手腕，甚至在一些场合也承认他“很有政治头脑”，但他更看重的是统治背后的阶级立场和手段。他看清了雍正那一套“治国就是治吏”的逻辑，本质上是维护皇权、打压异己的精致工具。他引用《资治通鉴》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时，特意点出雍正“很赞赏”这句话，并冷峻地补上一句：“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在毛主席眼里，雍正不是一个简单的“明君”或“暴君”，而是一个精于权术、擅长用制度治人、用文化压人的封建统治者。他肯定雍正的行政能力，却从不掩饰对其政治手段的鄙视。他说雍正“搞特务机关”，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对其统治风格的高度概括——一个靠密折、眼线、文字狱维系的王朝，一个把兄弟贬为猪狗的“家天下”。所以，毛主席谈雍正，不像史家那样“一分为二”，而是带着鲜明的阶级立场和人民视角。他看到的不是“康乾盛世”的光环，而是光环下那些被压迫者的血泪。他让历史不再是帝王的传记，而是人民命运的回声。
5.雍正继位的种种传说。关于雍正继位，清史留下的不是一条笔直的光明大道，而是一团三百年来愈理愈乱的麻绳。目前学界与坊间主要流传着四种剧情版本，每一版都像一出跌宕起伏的权谋大戏，各自拥有忠实的观众与剧评人。
一是“遗诏合法”版。认为康熙早有安排，雍正继位顺理成章。这是清廷官方盖戳的“正片”。剧情大致如下：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的11月13日，老皇帝康熙在畅春园咽气前，当众口宣“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并命隆科多草拟满、汉合璧遗诏，7天后向全国公布。
关于这一版本，支持派举出的“彩蛋”有两处：其一，当年冬至大祀，康熙特意命雍正代祭天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被视为提前预告片；其二，康熙晚年极疼爱雍正之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隔代指定“好圣孙”，借父传子。
然而，这版“正片”被质疑剪辑痕迹过重。比如，现存遗诏并非康熙亲笔，而是死后三天由雍正方面“补刀”誊写；满文诏书竟漏掉“皇四子胤禛”字样，只剩“深肖大统”之类含糊台词，仿佛后期配音时忘了加主语。
二是“矫诏改字”版。说是“十”变“于”，演出的是一笔偷龙转凤的好戏。这是最富市井色彩的“民间剪辑”。传言康熙原写“传位十四子”，雍正与隆科多连夜把“十”字加一横一勾，变成“于”，成了“传位于四子”。
关于这一版本，支持派拍案叫绝，大呼一笔之差导致江山易手！但反方也甩出了技术流证据，因为清代诏书用繁体“於”而不是“于”，字形与“十”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满文、蒙文同属官方文本，满文“十四”与“四”字母结构完全不同，无法像汉字那样“加笔”作弊。因此，不少史家把这版直接打上“谣言”的水印。
三是“弑父夺位”版。说是雍正端碗人参汤，送父皇归西。这是野史最惊悚的“暗黑剧场”。传言康熙弥留之际，雍正端上一碗热腾腾的人参汤，老父饮后暴崩。镜头语言充满莎士比亚式张力。然而“医学顾问”迅速出场打脸，因为康熙晚年公开说过“北人不宜服参”，且宫廷用药需经多重试毒，想靠一碗汤弑父，难度堪比“空手套白狼”。于是这版更多被当成宫墙外的猎奇爽文。
四是“无诏自立”版。说是康熙死后，权力真空下的“先上车后补票”。这是近年部分学者提出的“政治惊悚片”。话说康熙猝崩，根本来不及留下任何书面遗诏。雍正与手握京师兵权的步军统领隆科多达成“关键时刻你挺我，事后共享从龙功”的口头对赌。同时，远在西陲的十四爷胤禵鞭长莫及，北京城头一夜变色。等大局已定，再由翰林院补写遗诏，炮制《大义觉迷录》洗地。
这一版本能解释为何遗诏文本出现“三天后才公布”的空白期；也能解释隆科多、年羹尧短期内火箭式蹿升，却又分别在雍正三、六年被卸磨杀驴；还能解释康熙贴身太监赵昌在权力交接后迅速被处死，仿佛“删掉唯一目击证人”。然而，这一版本因缺乏“实锤”档案，仍停留在高概率推理层面。
三百年来，四种版本各自拥有“铁粉”与“黑粉”，却没有任何一方能拿出“0帧起底”的实锤。
其实，在封建皇权黑箱里，真相本就被设计成“你猜得到，却拿不着”。雍正到底是合法接盘、技术改诏、暴力弑父，还是趁乱自立？也许真正的遗诏早已随着畅春园的夜风，化作满、汉、蒙三体文字都追不回的尘埃。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出永远演不到大结局的“清宫无限流”悬案。
来源：岂尽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