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未成年人模式”就能解决手机上瘾的难题吗？

摘要：我无法预测如此放开的结果（但愿不是后果），但更想遵循一个常识性原则——尊重她的主体性。我佩服她学习之快，下载即使用。我常通过讨论了解她的媒介观，并与她辩论媒介的功能与运转机制。

作者说

我是一名9岁女孩的妈妈，我的孩子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她用手机拍照、写下自己的心情、与朋友视频聊天，也会偶尔玩游戏。

我邀请她一起玩《纪念碑谷》，并感叹其界面之美。或许很多教育者认为，允许低龄孩子拥有手机是冒险的。

我无法预测如此放开的结果（但愿不是后果），但更想遵循一个常识性原则——尊重她的主体性。我佩服她学习之快，下载即使用。我常通过讨论了解她的媒介观，并与她辩论媒介的功能与运转机制。

在她使用手机的一年里，屏幕时间中位数约为8分钟。

以下文字来自《媒介为何令人着迷：媒介素养十二讲》序言，让我们听听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徐笛对当下未成年人沉迷游戏、短视频的看法，以及如何在算法操控的媒介世界培养良好的媒介素养，实践自我的主体性。

《媒介为何令人着迷：媒介素养十二讲》

徐笛等著

刘畅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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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是新时代的“精神鸦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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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开始，在武汉、重庆、广州等近20个大中城市里，一群家长身穿印满红色标语的大红T恤，手持红色小旗，在闹市区高喊：“网络游戏，谋财害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些家长都是“反对网络游戏家长联盟”的成员。在经历了摔手机、断网、与孩子激烈冲突等无效斗争后，家长们选择这种方式，意图推动监管政策的出台。

实际上，监管一直在“加码”。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用户注册实名制，22时至次日8时禁止未成年人玩游戏。未满18岁的玩家在法定节假日玩游戏的时长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不得超过1.5小时。

时隔两年后，《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再次下发，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游戏禁令”的通知要求游戏公司仅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为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游戏服务，即未成年人每周至多能玩3小时游戏。但“最严”似乎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满意。

调查显示，2022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93亿，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1.3%，玩手机游戏的比例为62.8%，经常看短视频的比例为54.1%。看视频正慢慢超越打游戏，成为当下中国青少年最主要的网络使用行为。

一时间，手机成为众矢之的，“手机是新时代的‘精神鸦片’”开始频繁见诸报端，甚至有评论称，人们躺着玩手机与百年前躺着抽鸦片的姿态惊人地相似。解决的办法不约而同指向“禁止”，世界各国似乎都开出了类似的“药方”。

美国的调查显示，97% 的青少年在上课期间使用手机，72%的美国高中教师和33%的初中教师认为，手机干扰课堂教学。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等州通过了新法律，禁止学生在上课期间使用智能手机。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则拨款，帮助学校购买可以上锁的手机袋。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新书《焦虑的一代：童年的巨大重塑如何导致精神疾病的流行》更是引发了全美的讨论。书中认为，智能手机的兴起导致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增加。每天花在社交媒体上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患焦虑和抑郁症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截至2023年夏天，青少年每天平均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是4.8小时。跨越大洋的父母们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当中国父母手举标语时，美国父母号召大家一起签署承诺书，让孩子在8年级后再拥有手机。

法国也在推行一项“数字暂停”计划，部分学校试行禁止15岁以下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如果试行成功，计划将于2025年1月在法国全国推行。另外，由法国总统委托的一项调研建议，3岁以下儿童不应接触包括电视在内的任何屏幕，11 岁之前任何儿童都不应使用手机。瑞典政府也试图推广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智能手机。瑞典卫生部门更是发布官方指导意见，提出2岁以下儿童不应有任何屏幕时间。

但在媒介渗透的年代，未成年人能够做到与手机绝缘吗？暂且搁置实施的难度，回到最为核心的问题：作为决策制定者、教育者或家长，我们如何应对媒介的影响？这不仅折射出教育者的媒介观，也表征了我们如何在教育中安置未成年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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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而非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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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应对快速攻城略地的商业化媒介的影响，英国学者弗兰克·R. 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提出在学校教育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教导学生高雅与低俗文化之别，并抵制大众媒介。因为大众媒介仅提供“低水平的满足”，并侵蚀传统文化。当时的教育是家长式的，未成年人是“受保护的对象”和“被教导的对象”。

随着电影这一文化形式逐渐被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稍微转变了立场，不再一味地抵制，而是提出批判地辨别，强调对大众文化去粗取精。20世纪80年代起，媒介素养教育逐渐跳出“审视”的视角，教育内容得以扩展，除了强调学生应具备批判识别媒介的能力，也开始培养学生对媒介识读和使用的能力。

当下媒介版图飞速扩展，算法推荐、社交媒体、计算广告等新的媒介要素正重新塑造人类的信息生活方式。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都在初等教育阶段开设了“媒介素养”课程，并把媒介素养作为公民素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部分学校也开设了“媒介素养”选修课，上海复旦中学即领潮流之先，本书即缘起于作者团队为该校高中生开设的为期一学期的“媒介素养”课程。

如果选择用“禁用手机”的方式来应对今天的媒介，无异于回到了百年前——以抵制作为教育目标，如此便窄化了媒介素养的教育内容，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未成年人的主体性，未成年人对关涉自身的教育完全没有发言权。同时，这也不利于发挥媒介素养教育的实际功效。需要强调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吸纳未成年人自己的声音。

仅举一例，上海市包玉刚实验学校的徐芷嫣、西南位育中学的孙语林、进才中学的肖佳宁三位同学曾对上海中学生的算法认知展开调研（调研成果获得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她们发现中学生普遍吐槽“未成年模式”，并称其为“低幼模式”，因为它会为中学生推荐《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动画片。

早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布了《媒介素养宣言》，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与其单纯谴责媒介的强大，不如接受媒介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承认媒介作为文化要素的重要性”。这个判断仍适用于今天。承认媒介的重要性，意味着承认媒介是数字时代生活的“副产品”，它随着生活自然而然地发生。

未成年人应该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学习，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也推崇教育与社会的紧密接轨。真实的社会环境无法隔绝手机、网络、算法等数字时代的媒介要素，我们也无法期待在未成年人完全没有使用经验的情况下开展批判和教育，也不可能期待未成年人在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时能具备足够的识别和判断能力。

杜威提倡“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个教育理念有广泛回响。将所学知识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实际应用中遇到新困难，再激发新的认知。“在做中学”十分契合数字时代的媒介素养学习。

新的媒介技术不断涌现，媒介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教育者未必能完全跟上媒介的发展，并对未成年人的相关教育作出准确全面的判断。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甚至可能比教育者拥有更优异的媒介技能素养。

让未成年人通过亲身实践认知媒介运转的秘密，“在做中学”会使他们获得更为深刻的认知。本书在算法、游戏等部分都设计了实践环节，通过实践能够切身感受算法推荐和游戏刺激的机制。

算法等新的数字技术正在快速接管本应由人类作出决策的领域。对此，我们不断强调人的主体性，不要让机器的思考代替人的思考。实际上，媒介素养的学习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学习过程。未成年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也应具有话语权，只有参与到媒介社会中，才有可能去实践主体性。参与，也是实现自我赋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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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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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新闻学师生写给普通公众的科普书。首先，它不是教材，无须背诵任何理论和观念，书中邀请公众“在做中学”，通过实践理解媒介。其次，它不是虚构读物，每个案例、每种阐释都立足于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后，它不是宣教读物，通过参与实现赋权并形成自我认知是作者团队认可的学习过程。

如前所述，本书源起于作者团队与上海复旦中学的高中生们对媒介素养的共同学习过程。作者团队中有前记者、现记者、游戏玩家，大家都是深度社交媒体使用者。我们认同媒介素养是数字时代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媒介素养教育是通过使用媒介，理解媒介的作用与运转机制，参与媒介运转过程，实现自我赋权的教育过程。

本书架构围绕使用、理解、参与、赋权四个方面展开。全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拆解新闻媒介的角色，讲授新闻实践技能，论及新闻业的兴衰、新闻采写与编辑的操作、新闻评论的艺术。

第二部分分析了数字技术如何带来媒介变迁，阐释了什么是社交媒体、假新闻为何猖獗、如何进行事实核查、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和算法的运转等。

第三部分重点探讨了媒介如何让人上瘾，涵盖了广告与消费文化、短视频的沉迷机制和游戏成瘾的刺激机制等。这部分我们邀请读者共同实践，通过亲身操作，感受媒介运转机制，同时提供了应对方案。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相关议题频频出现在高考作文中，比如如何看待点赞、如何应对信息茧房等。最后一讲梳理了近年来在高考全国卷和地方卷中出现的与媒介相关的考题，并以理论研究成果为支撑提供了解题思路，相信对高中生尤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