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我出生在徽州一个叫石板巷的小镇。那会儿，计划生育抓得正紧。我爹见我一出生就是个女娃，还是个说不出话的残疾，气得摔了三个酒坛子。外婆倒是疼我，总说：“嘴巴不中用，手巧就行。”

人们常说，得天独厚的声线，是老天爷赏饭吃。可我偏偏从小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村里人都叫我”哑巧巧”。

1985年，我出生在徽州一个叫石板巷的小镇。那会儿，计划生育抓得正紧。我爹见我一出生就是个女娃，还是个说不出话的残疾，气得摔了三个酒坛子。外婆倒是疼我，总说：“嘴巴不中用，手巧就行。”

石板巷是个老地方，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街边都是些卖布的小店，门檐上挂着花布条，风一吹，就像过年时放的红穗子。我家住在巷子最里头，一间砖瓦房，外头支着个木头招牌，写着”李记裁缝店”。

外婆在这条巷子做了四十年裁缝。那时候，大家都穿不起成衣店的衣服，都来找外婆改。她手里那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踩起来”咔嗒咔嗒”响，跟着院子里老槐树上的知了叫，从早到晚没停过。

七岁那年，我上了学。学校离家不远，就在菜市场后面。可这短短的路，却成了我的噩梦。放学后，男孩子们最喜欢学我说话的样子：“呜呜啊啊”，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母鸭子”。

有一次，一个叫王德贵的男生把我的书包扔进了池塘。我蹲在池塘边，看着课本一页页散开，浮在水面上。那天回家，外婆看我衣服湿透了，二话不说就抄起了门边的竹竿，要去找王德贵算账。

我拉住外婆，摇摇头。外婆叹了口气，把我抱在怀里，说：“巧巧，你记住，手艺人靠的是一双手，不是一张嘴。”那天晚上，外婆把我抱到缝纫机前，教我用脚踩踏板。

起初，我连直线都缝不好，线歪七扭八的。外婆也不恼，就是一遍遍地教。到了晚上，她就点着煤油灯，给我讲徽州的老故事。说从前有个叫胡雪岩的商人，就是靠着一手绣活起家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十二岁，我已经能帮外婆做些简单的活计。邻居家的阿婶们都说：“这哑巧巧，手巧得很，比她妈还有两下子。”

1995年春天，外婆查出肝癌。那时候农村人都不懂得体检，等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外婆躺在床上，还惦记着店里的活计。她把那台陪伴了她一辈子的蝴蝶牌缝纫机擦得锃亮，说：“巧巧，这是咱家的传家宝，比金子还贵重。”

外婆走后，我接手了裁缝店。可镇上人都说”哑巧巧”做的衣服不吉利，生意越来越差。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我就坐在缝纫机前，听着”咔嗒咔嗒”的声音发呆。

那会儿，电视里正播着《海归女》，说是一个留学回来的女设计师，在巴黎开了个服装店。我看着电视里那些漂亮的衣服，心里像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我开始琢磨新花样。把徽州的山水画绣在旗袍上，用蝴蝶盘扣讲述江南的故事。可镇上人不懂，都说这是”哑巧巧”在瞎折腾。

转机出现在2000年。那年夏天，一个叫林晓燕的姑娘来店里改衣服。她说她要去法国留学，看中了我改良的旗袍。“这不是普通的裁缝活，这是艺术。”她说着，非要买下那件旗袍。

没想到半年后，林晓燕从法国寄来一封信，说是有个服装店老板看中了我的设计，想订购一批。那封信我看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就去邮局寄出了第一批样品。

可好事多磨。当镇上人知道我的衣服卖到了国外，有人说我是”仗着残疾骗人”，还有人说我”抄袭”。连续几个月，连本地的订单都接不到。

我没气馁，反而更加用心做衣服。把徽州的老房子绣在袖口，用不同颜色的线勾勒山间的云雾。每一件衣服，我都当作是在写诗，用针线记录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2010年，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邮件。巴黎时装周要展出我的”江南系列”。去法国的那天，整个石板巷的人都来送我。连当年爱欺负我的王德贵也来了，还给我买了个红包。

在巴黎，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设计师。他们看不懂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可当我用针线”说话”的时候，所有人都听懂了。法国媒体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无声的东方裁缝诗人”。

回国后，我在老家开了个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学习裁缝。去年，我的一个学生小林的作品也被选送到了巴黎。看着她激动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现在的石板巷，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可那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依然在店里”咔嗒咔嗒”响着。每当我坐在机器前，就觉得外婆还在身边，看着这个不会说话的外孙女，用针线在讲述着属于她的故事。

人们总说，命运就像一块布，有的人摊上了好布料，有的人偏偏碰上了废布头。可我明白，布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针线，绣出什么样的图案。

来源：猛猛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