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市场化、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衰微等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大学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市场化、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衰微等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大学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北大社积二十年之功精心推出的“大学之道”丛书，从不同视角呈现了现代大学，尤其是西方大学纷繁复杂的系列转变。
这些著作为研究和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
这套书自出版以来畅销不衰，已出版的四十余种醒世之作，已经引起了教育界普遍而持久的关注。近日，该丛书再添新作。
这本书特别关注“学术中心”在欧洲和美国的发展历程，还对比了不同国家的学术体制，讨论了教育政策和科学研究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角色。
这就是约瑟夫•本—戴维《学术的中心》，它在世界教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有着崇高的声誉，被公认为“高等教育历史比较分析的经典之作”。
本—戴维（1920—1986），《学术的中心》聚焦于不同国家学术体系的效率及其制度差异，为理解全球学术格局提供了重要视角。
这本书对高等教育在20世纪中叶以来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使它成为教育工作者、社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必读书。
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学术系统
到底谁的效率更高一些？
20世纪70年代西方高等教育因学生运动和经济衰退受到冲击，学术界普遍感到危机和失范，本—戴维开始关注“不同国家学术系统的相对效率”，并尝试通过历史对比，揭示导致各国学术系统兴衰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1800—1926年间英、法、德、美四国医学科学发现数量的比较，他发现，科学发现的主导地位经历了从法国到德国再到美国的转移。
法国在1800—1829年占据领先地位，随后德国在1830—1909年超过法国，而到1910年后美国成为新的领先者。
1911年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正是在这里核裂变被发现。
本—戴维指出，导致这一转移的不是人口或财富的差异，而是科研组织方式的不同。德国和美国的分权化科研体制和竞争环境促成了创新能力的增强，而法国集权的科研结构则限制了其科学发展的长久优势。
后来，本—戴维进一步分析了法国科学在19世纪初的崛起与1830年后逐渐衰落的原因，他认为法国科学的崛起得益于持续的社会支持和科学职业的崇高地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科学职业失去“象征性魅力”。
1830年后，有才华的法国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政治、商业等实利性职业，而不是选择做科学家。图为1889年巴黎一家城市咖啡馆。
社会对科学的态度也可以解释17世纪英国何以成为科学中心，当时的英国人越来越尊重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研究成了制度化的工作。而德国在19世纪的崛起则与其分权化的科学竞争体制有关。
根据本—戴维的论述，美国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 。同解释德国大学与科学崛起的思路类似，本—戴维也更加倾向于从制度结构与组织的层面解释美国科学的优势地位：
首先，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分权和竞争的，而且分权和竞争的程度要高于德国。美国大学在科研上的扩展仍有充足空间，分权和竞争的高等教育体系使美国学术界能敏锐地回应市场需求，推动学术创新并吸引私人基金的资助。
其次，德国大学实行讲席教授制度，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往往只有一个教授，美国大学实行学系制度， 一个学科允许有多个教授，并无数量限制，而且教授、副教授、讲师之间处于平等地位，这使得美国大学的学术扩张没有组织障碍。
1906年的美国哈佛大学
第三，美国大学有一大批出身学术但已基本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术管理者。而在欧洲，大学是由外行的管理者和教师代表共同管理的。
学术的中心和边缘
如何影响全球的学术发展
本—戴维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各国科学和学术体制的差异，并为理解学术中心的转移提供了全新视角。
在他的视野中，学术中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而形成的学术创新和知识生产的主导者。
中心的地位并非固定的，而是随着这些条件的改变而不断转移的，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近代的德国以及现代的美国，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学术中心。这些学术中心通过提供先进的研究方法、完善的学术体系和优越的资源，影响和塑造了广泛的学术领域。
“民族化”的科学可能变得落后而狭隘，本-戴维举例说到，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自然哲学是对法国定量科学方法的反动。图为哲学家谢林，被认为是自然哲学的代表人物。
然而，这种中心地位并不意味着边缘地区的学术完全被动地接受中心的影响。本—戴维认为，边缘地区在吸收和借鉴中心的知识成果时，往往结合自身的社会和学术需求，产生出独特的创造力和适应性。
虽然边缘地区的资源和研究条件不如中心发达，但这种相对松散的学术环境有时能够激发出与中心不同的学术视角，并且有机会通过人才和知识的交流对中心产生反向影响，甚至挑战中心的学术规范。
本—戴维还特别指出，随着中心的创新力因社会变革等因素而衰退，新的学术中心可能会在边缘地区崛起，促成学术权力的转移。因此，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动态的互动过程，而非单纯的主从关系，这种互动推动了知识的不断进化与扩展。
当一个学术中心无法有效适应新范式的需求或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时，新的学术中心往往会在支持新范式的组织结构、制度环境和研究条件下崛起，从而取代原有中心。
例如，在历史上，瑞士科学家在德国从自然哲学范式转向实验科学范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拿大科学家在推动英国发展现代临床医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戴维注意到，非学术中心国家也可能在个别领域取得突破成为该领域的学术中心，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曾经短暂地成为理论物理学的世界中心。
1920年，波尔创建了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后来成为吸引年轻天才理论物理学家的中心。
正是这种中心和边缘的不断交替、相互借鉴和创造力的共鸣，构成了全球知识进步的持久动力。
这一观点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学术发展的理解，也为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的全球化趋势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教学和科研、专业和通识
高等教育如何平衡好这些关系
教学是大学向社会传递知识、培养下一代的基础功能，但科研则是推动学术前沿、拓展知识疆界的重要手段。
两者相辅相成，却又存在不同的优先级和要求：教学关注知识的传播和学生的成长，而科研则专注于发现和创新。
在本—戴维看来，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体现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在此阶段，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引导少数有天赋的学生参与研究，但在教育大众化后，教学与研究的统一面临挑战。
英国体系很晚都没有贯彻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牛津和剑桥实行的导师制被认为是英国高等教育的精髓，然而由于繁重的教学人物，导师无暇从事研究。图为牛津大学。
他认为竞争性的大学系统（如美国、德国）能更有效地将研究融入教学，而非竞争性系统（如法国、苏联）则仅有少数高校承担研究任务。因此，竞争性系统是解决教学研究矛盾的最好办法。
本—戴维还指出，研究与教学的结合是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不过相较而言，美国的研究生院在整合教学与研究方面具有优势，而德国的研究所更多支持专职研究者。
他还指出，高等教育扩展后，生源质量下降以及大学研发经费减少，这些加剧了教学与研究整合的困难。此外，他特别提到，自然科学、工程等实践领域在整合教学和研究方面尤为困难，而人文学科较易实现两者的融合。
除了教学与研究关系，本—戴维还探讨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提出通识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至关重要。
他区分了显性通识教育（如美国、英国的通识课程）与隐性通识教育（如德国的学术修养和法国的基础课程）。其中，显性通识教育具有明确的课程设置，如文理通识课程，隐性通识教育更多体现在基础学术能力和研究修养中。
他认为，显性通识教育更适合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而隐性通识教育则更强调学术精英的培养，并指出通识教育不应统一，而应根据不同学生和学科的需求进行多样化设计。
这些分析为理解现代大学的功能分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戴维相信，很多现实的问题都有其历史的根源，并能从历史之中找到解释，从而为现实的政治决策提供参考。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对于理解当代大学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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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中心：英法德美
约瑟夫·本—戴维 著
沈文钦 陈洪捷 秦琳 译
高等教育历史比较分析的经典之作
理解当代大学的文化功能及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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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学术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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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范围内学术中心的转移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