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荣先生的这部书稿我刚一读罢，就有着与他见面一诉的急切心情，甚至萌发了由他约集一些昔日师生重访宁县师范旧址庙咀坪的愿望。原因全部在于，书稿一下子把我带进了数十年前与他同在宁师的那些岁月。人的记忆真是神奇。几十年沉睡在那里，心如止水，寂若死灰，然而，有投石，便激

1990年11月1日，李建荣老师（前排左九）赴武汉大学进修，与1991届1班和2班学生分别留念。

原题：往事如烟忆宁师

作者：王钊林

建荣先生的这部书稿我刚一读罢，就有着与他见面一诉的急切心情，甚至萌发了由他约集一些昔日师生重访宁县师范旧址庙咀坪的愿望。原因全部在于，书稿一下子把我带进了数十年前与他同在宁师的那些岁月。人的记忆真是神奇。几十年沉睡在那里，心如止水，寂若死灰，然而，有投石，便激荡；有火种，便燃烧，竟至难以自已。这种感觉，肯定地说，叫共鸣。

作为学院中文系一名教授，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文学创作和民俗文化探求等方面颇有造诣和建树的建荣先生，现在在学界和社会上已有名气，与当年在宁师当那个小教师相比，已远不能同日而语了。但反映在书稿中对宁师那一份虽复杂但终归怀恋的感情，令我扼腕。这倒不完全是说，他在书稿中写了1981年后季只所以愿意到宁师任教，是奔我这位听人介绍能懂"人文教育"的好校长（副校长而已）而来。其实当时他所听信的这位"好校长"，已被人诬告并开始接受地县联合工作组的调查，所罗织的"罪名"，就有"骄傲自大，目无组织，拉帮结派"这一条。

1982年12月30日，甘肃庆阳地区宁县师范学校老师欢送赵常育老师（前排左六）合影。前排左七为本文作者王钊林先生。第二排右一为李建荣。

我要说的是，在建荣先生到来时，复办仅三年（1978年9月复办）的宁师，尽管她的牵头创办者行遭厄运，但宁师却颇有名声。其所形成的比较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为他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业已营就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一般说来，人是环境的产物。当然，人是能够创造成环境的，但那一定是集体的力量。当时的宁师，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了教师忠心执教、学生铁心向学、班子真心办校的三心归一的力量集体。现在的人们肯定不大理解一所学校三年就能成气候的缘由，但是过来人，包括当年同我一起在庙咀坪共度时光的师生员工们，都明白，那是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所催生出的一种特殊结果。这个特殊条件不是别的，就是结束"文革"动乱之后，举国上下所迸发出来的拔乱反正、振兴教育、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那种如火如茶的激情所燃烧的大局势。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局势所造就的。只要党有号召，便热血沸腾，恨不能带头冲锋陷阵，马革裹尸而还。

那年八月，我作为宁县农林办的一名干部，正随县上一位领导在盘客段家堡蹲点驻队，一道"宁县师范学校长副校长并主持校务"的任命，便使我乐着返县。在县委书记刘树萼家里吃了几块鸡肉之后不久，我就带上由我所选择的任命为教导主任的焦岩冰、总务主任王俊辉二同志，义无返顾地上了庙咀坪。当时的庆阳地区已决定办三所师范学校，庆阳县、镇原县、宁县各一所。由于宁县以前办过师范，后来撤销，所以这次为复办。复办的宁师，校址就占用坪上破败不堪的原农机学校。不必讳言，当时的我，实在有一种"天降大任"之感。庙咀坪，史称"公刘邑"。能在周祖公刘的京都办学，以为实在是一种机缘，又一次热血沸腾了。后来，我竟然同"拉帮结派"的几位老师酒后发狂，在学生教室的黑板上，由我书写了"终生从教，老死讲台，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的誓言。当时的我们，都信奉夸美扭斯的一句名言："太阳底下，再没有比教师这个职务更高尚的了。"这在外人看来近乎可笑，但那时我们一帮人却视为神圣。要不是1983年5月我被免职而调往地委党校，我确信宁县师范那里的讲合，就是我的终老地。当时的宁县，我尚有几位"明君"领导。县委刘树萼书记、郭立贤副书记等人，支持我和宁师已经到了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地步。郭副本记按刘书记指示，曾带领县宣传、文教、计划等部门负责人，冒雨到我窗户尚无玻璃的所谓"校长室"里，召开现场办公会。在风雨入户的旧桌上，他唯一做的，就是在一沓白纸上按我的汇报逐一对所要的人和物写批条。我们秉持他所赐的"尚方宝剑"，在那个一切都按计划分配的年代里，一路斩关夺隘，轰轰烈烈地建校便开始了。而在地区文教局，主管财务的副局长王友仁就是我上高中时的老师，他不仅常来宁师当场调研指导，按需拨付足额经费，甚至我带会计去上海采购电教器材，他即指示把钱汇到上海；我们到西峰汇报工作，他在家里招待我们酒饭。于是，宁师很快除整修好教室、宿舍、操场、饭堂外，先后就有了宁县城第一台大彩电、收录机，对讲投影机、一个小型军乐队所需的洋乐器和"东风牌"大卡车。教学仪器和体育器材一次就从省上拉回来一卡车。地区文教局还给我们划拨了一些脚踏琴。在振兴教育的强力感召下，那时我的上级就是这么做的。政府并不在嘴上大喊要"高效、廉洁、服务"之类，而下级办事亦不必"跑部进钱"。总之，复办的宁师，就像移到这里的一棵大树，经过大家的呵护，缓过神来，伸枝展叶，满身透绿，开始了她蓬勃的生命里程。

1983年9月1日，时任宁县师范学校副校长的王钊林先生（前排左三）调往庆阳地委党校时，老师们送别合影。二排右一为李建荣。

宁师最初的几级学生，有相当多的是往届高中毕业生。入校前，他们有的已当上了队干部，不少人就是民办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形势让他们重燃希望，上师范就如登殿堂，见老师就象会亲人，学知识如同饥进食；精神的解放、思想的奔突以至人生价值的实现，全都体现在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苦苦追求上。他们住大铺，喝苦水，在艰苦条件下求学。但师生间亲密相处，其乐融融。那时对他们，教师并不严督学习，而是提醒休息，由此可见其学习的自觉性高涨到了什么程度。每当他们整齐地坐在体育池内听我讲演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一双双求知苦渴的眼神、匆忙记录并互相询问以至迅速给笔吸水的动作，我的情绪就会振奋；面对他们校服着身、校徽佩胸、青春勃发的形象，我这位外表有点严肃的副校长，其实内心一直在喊："亲爱的同学们，我爱你们！"

现在，这几届学生中相当多的人，在党政界的早已肩负起初中级领导干部的责任；在教育界的，早已成为高级教师或中小学的老师、领导。他们是社会所公认的质量高的一批人才。至今，不少人仍和我保持着密切关系。

建荣先生所在的宁师是我当时最自豪、至今最牵挂的一个群体。当时的教师，基本由备受坎坷的老教师和新分配来的青年教师组成。老教师是复办之初的教师主体。说来我和他们也是一种机遇和缘份。我于1962年甘师大（现西北师大前身）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山后的湘乐中学任教一年半，之后调县文卫局教研室工作两年多，"文革"中又调宁县一中当教师两年。这段教师生涯，使我结识了许多同行们。特别是"文革"中加给我的"狗崽子"、"臭老九"、"保皇派"这三顶"桂冠"，让我和以前就结识的一批骨干教师亲密起来，因为大家都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1969年4月，我又被"明君"加"恩人"的县革委副主任张明义（原县委副书记）发现，不计我当时在"斗私批修学习班""尚未"解放的身份，将我调到县革委会工作。不几年，我就和部门的不少同志，以及象张明义、温一清、刘树萼、付耀斌、王云龙和后来的王思明、郭立贤等党政军领导，建立起了信任以至私交的关系。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象，我还入了党。当年的"臭老九"神气起来了，后来神气到可以放心地给领导建议游说，以解救某些还在受苦受难的老教师朋友。党政界和教育界这两种宝贵的人脉资源，我当然要用到宁师教师队伍的组建上，甚至不妨用得充分一些。大约是把党政界的资源用得夸张了，就成了后来有人告我"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的一个理由。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这位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有了用人的自主权，就可以在全县范围内挑教师。所选教师甚至可以先到校，再办手续；先上课，再平反。于是，带上我的亲笔信，派出戏称宁师的"红旗轿车"——"独眼龙"手扶机去长官，黑夜时分便接来了尚在劳动改造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我高中时的老师李向荣。学校连夜设宴为他接风，第二天他即向我要课本，准备上课，搞得我措手不及。又一封亲笔信，时在宁县一中仅当事务员的原庆阳师范副校长周秉坤，也到来了。

1984年6月24日，宁县师范学校葡萄藤文学社合影，第二排右四为指导老师李建荣。

宁县一中校长权礼，既是我初中时的恩师副校长，又是地县教育界的名人，德高望重，无人比肩。他专程来宁师斥责我："你胆子也太大了，敢挖我的墙角！"我陪着笑脸，以"老师支持学生，老中学支持新师范"为由替自己开脱。敬酒谢罪了事。周秉坤从"国民党、三青团"的身份当时就成为教务助理，迅即投身于教学和学生的管理之中，我这位新手亦拜他为办师范"高参"。后来外校有人向上级散布"宁师共产党定的事，还要通过国民党"，想来这也难怪。此外，先后从其他学校到来的当时全县公认的各学科公认的带头或骨干老教师，如赵常育、王得智、范万洲、陈真、杨光仪、袁增寿、周春阳、高崇德、刘如璋、朱克哲、乔焕堂、卫辛已等人，有的就是我过去的"牛鬼蛇神"朋友，有的是我中学的同窗，有的则是我昔日的同事。至于他们是慕什么之名而来，或经我"三顾茅庐"而来，或由组织派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以宁师教师为荣、以简陋宁师为家，视学生为子女，视我为知已，有十分才能，必拿出十二分努力，不遗余力、不怕艰苦、不舍昼夜地掀起了教学和管理热潮。他们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要把被遭践的青春、才学、希望一古脑儿地灌注于学生，狠不能在短期内，在学生身上塑出一个响当当的自我来。宁师青年教师是后起的俊秀。先调入的有豆锋、张琦、柳建平、赵志宁等人。第一批接纳的大学毕业生是杨志海、王明珍。他俩一个教政治却善吹小号，一个教历史却能打蓝球，"保安人物一时新"，深得器重，后来分别成为宁师的党政领导。随后年年分配，青年教师不断补充，如王金柱、赵国才、王景孝（以后任该校校长）、刘兆庆、闫广银等等。建荣先生当然是其中一员。

老教师教学育经验丰富但比较传统，新教师新思想善创新但经验欠缺，二者互为补充，珠联璧合。我的这个"帮派"就这样形成了。再加上后勤上的老管家朱永祜，炊事班徐、惠二大师，司机和配电的马西宁，姚着劳、马兴旺等，我都真心地将他们拉帮入伙，以为宁师的后勤保障效力。

2002年李建荣（中间者）获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改革开放以来首届语文教改实验教学成果一等奖，在获奖的十一项奖励中，该奖为唯一的中师获奖项目。

最近我在饭局上偶遇宁县二中的退休老教师张清俊，忆旧中他突然说到，当年宁师有一件事让他至今不忘，就是一次他来宁师看露天电影，发现炊事员工被安排坐在前排。言下之意，宁师把他们当人看。他不提我倒忘了，他一提我才反思：我最怕人说的"拉帮结派"，原来可以理解为人性化管理。可惜当时我并不懂。实话实说，我所在的宁师那时并没有制订多少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更遑论什么评价体系和实施细则，大约仅简单的一则标规和几页处室工作制度而已。现在所倡导的以制度管人，那时我也不明白。但是，反转过来，当你看到教师宿舍夜夜还亮着灯光，听到清晨庙咀坪四野朗朗的读书声，瞧见岩冰、俊辉二主任以及后勤人员从早到晚奔忙的身影，包括那加快落成的体育池和戏称"中山陵"式的门前阶梯踏步，以及矗立不倒的咸水塔和每天黎明声震全城的军乐队，你还会想到要挖苦思地去创制多少规章制度吗？使命感催生责任心，责任心生发自觉性，一个自觉性抵过十部文字制度！这些向题自然是属于人格和德操的范畴，应该不会和制度化、法制化相矛盾。

宁县师范的现实那时就是如此。我没有必要整天盯看他们，时时督查和开会。于是我轻松起来了。教学交与焦主任，总务交给王主任，管理交付班主任，而我适时过河到东山党政部门那里为一些教职人员平反办户口，以解他们的后顾之忧；有时上地区要钱弄设备，以改善教学条件；闲了就给某位请假的教师代上几节文史政治课。有一年开春，竟然用汽车拉上师生，进到子午岭为学校绿化采挖苗木，一去就是两日，大灶就设在姚着劳家里。自然，我也不会放过已任正宁林业总场场长的老领导付耀斌，从那里无偿拉来了大松树，宁师的校园立马就生机盎然。

本文作者王钊林先生与所评述人物李建荣教授近照。

后来上级派来了校长、书记，我干脆兼任两班文学课，当起了教师，漫长的夜晚，我会去教师房间聊天，同老教师喝点小酒忆旧，发点感慨，同青年教师憧憬，一洗胸臆。我还迷恋郊游和打猎。建荣先生在书中所记的那次河湾脱衣游泳，实际是我第一次耍水，只不过和大家乐一次而已。真正的旅游是1981年暑假组织教师下江南，我用校车送他们到洛阳上火车，开了宁县教师外出旅游的先河。打猎就不同了。我原有十余年的打猎历史，枪法之准，黑夜可以用半自动打灭几十米外的蜡头。我即约上几位教师，当然也有建荣，顺沟而进，一整天地浪踪于山野之间，与野免山鸡们为伍。有一次暮色归来，近二十只猎物担得强壮的体育教师张琦又饿又累，直想哭。但是第二天，我发现跟我头天打猎的几位教师一个个精神饱满地投入于教学。张琦仍挽裤袒臂地活跃在操场上，声音粗壮地发着什么口令，对学生。

尽管如此，说真的，我不是一个日夜操劳，競競业业的好校长。我是摊上了一个好年代、一帮好教工和一批好学生，尤其教职员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让我老是牵肠挂肚，我曾去过宝鸡看望赵常育，到渭南看望过岩冰和周春阳夫妇。现在我的这帮老家伙有些已经作古，有些早已退休，我还是要问候一声：你们还好吧？

就是这样一种氛围中，建荣先生到来了。红润的脸庞，不高的个头，腼腆的神情，再加上宁县人的普通话：一个典型的刚走出校门的小教师。但就是这位小教师，一登文学课讲台，就颠覆着传统的几段式教学模式；一下课，就开辟着文学创作的第二课堂；课余时，就忘却"师道尊严"和学生如朋友们似地在一起；更"出格"的，后来竟寻机带上学生进九龙川、上马家坪，郊游野趣得比我还可以。建荣先生给宁师一直规范严谨的教学秩序带来了一股新风，还是别的什么？在一片议论声中，连颇为自信的我一时难辨。我组织对他的大型听课活动并展开评教。结果，莫衷一是。有意见者说他不懂课堂教学规律，讲课没有章法，板书不够整齐，赞成者则说他知识丰富，善于旁征博引，能给学生以启发并引起学习兴趣。有的以折衷之法，既肯定他知识渊博、教法灵活，又建议他要有章法、讲究规范。好在宁师当时有一个讨论自由、议论风生的言论环境，有一个教学自主，比较宽松的教育风气。讨论归讨论，意见归意见，教师可以我行我素，无人问罪。这种情况，至少我在的时候是这样。必须提到的是，当时的一个大形势帮了我们和建荣一个大忙。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已经深入人心。对于他的教学，我多次听取并收集过学生的意见。那意见出奇地一致。其反映是愿意听，感兴趣、启发大、爱写作。其实我从课堂上学生听讲的活跃情景和课外学生写作的踊跃程度，已经看得出这个结果。教学的效果应该由谁来检验？当然只能是学生。学生满意，别人就不得说三道四了。还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因素，即我也是学文出身。十几年的文字工作愧领过"笔杆子"的虚名，我看重一个人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并且认为这是语文教学在技能上的最高目标。

我曾为宁师一位学生的一篇作文而激动不已，多次宣扬。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学生的姓名早已忘记，但年近古稀的我，至今仍记得那篇作文的题目是《蒿子梅一宁师的花》。还有一次，为了捍卫一篇学生的作文，竟酿成了轰动县城的一大事件。1981年末，贴在县城城南关由宁师团委和学生会联合主办的次年《元旦墙报》，在"作文选登"栏目下刊出了入校仅半年才15岁的一名叫姚志刚的同学的文章《硕鼠》。该文显然是学习《诗经•硕鼠》之后的习作。它揭露了某些执法干部"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其结尾含愤而问："过街老鼠人人可以喊打，为什么对这些硕鼠无人捧杀？"如果我没有记错，这篇作文正是执教刚一学期的建荣先生所改并推荐给团委予以登载的。墙报仅贴了一天，次日就发现被人开了"天窗"，《硕鼠》一文不见了。原来墙报斜面的县税务局正在召开全县税务干部参加的年终总结大会。休会时，他们出来一看，文末杀气腾腾，气坏了，立即将作文裁下来，以"诬蔑广大税务干部，影响全县正常税收"为由，送县纪委要求查处。很快，县纪委打来电话，严令学校追查，并要求审查作者出身背景，查清相关教师责任并提出处理意见，速报纪委。学校师生本来就对开"天窗"一事十分不满，又得知追查一事，也愤怒异常，惊呼"文化大革命又来了！"遂罢课而聚集校园论战，要求校方主持正义。

图7：1994年李建荣调动到陇东学院后的离校留影。

当时校长、书记俱在，他们已准备按县上要求查处。而我当时正被工作组调查，又患感冒，沮丧在家。政工尚维珍来报告，我了解来龙去脉后，亦火冒三丈，直奔学校。我是坚定地站在师生一边的，并决心支持《硕鼠》，保护师生，力挺宁师。于是说服校长、书记，由我前去交涉。在县招待所，我找到了县长张思明。我向他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这是学生写的一篇作文，属于文学创作，而不是揭发材料，请任何人不要"对号入座"；第二，工商、税务等国家干部中确存在着某些"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一个15岁的孩子敢于写文章予以抨击，我们40多岁的人却要大张挞伐，这不仅颠倒事非，而且近乎残酷。对学生和他的作文以及作文老师不仅不能查处，而且应该给予表扬鼓励；第三，国家税收不是靠不正之风得来的，如果不纠正"吃拿卡要"，个人假公济私，国家税收只会越来越少。因此，说什么"诬蔑"或"影响"，纯属无稽之谈。鉴于以上三点，我表明，县税务局应该为挖"天窗"一事向学校道歉，县纪委须撤销查处决定。否则，罢 课事态定会扩大，他们几百人涌向县委讨要说法，我一个小小的副校长那是管不住的。最后我建议，为了平息事态，给县税务局一点面子，可以不要他们当面道歉，只要书记表态，指出税务局的观点和作法是错误的并不追不查，我可以向师生解释，并保证恢复秩序。我只所以在一步步紧紧逼之后，做出一点让步，盖因作文最后有"捧杀"一词甚为不妥。不正之风毕竟是内部矛盾，不可以对人一棍子打死。而税务局的开"天窗"，关键还是为了那句话。我记得当时在场的尚有权礼老校长和县文教局长赵文玺，一位是我的恩师，一位是我的好友。在这里我又遇到了一位还算可以的"明君"县长，在听了我的一番话之后，虽然不甚高兴，但终归采纳了我的意见。随后我即下山到县税务局，对我的熟人黄文玉局长作了解释并达成谅解，接着跑上庙咀坪向情绪激动的师生们做工作，事态即很快地平息了。这就是宁师继1980年夏因伙食问题而引起的"罢饭事件"之后，又发生的一起颇为有名的"罢课事件"之大略。

我记述此事的目的，是要说，建荣先生的作文教学和他指导下的学生写作及其作品，尽管尚须锤炼，但已完全放在我的心上了。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这些现实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因素，在我主管教学的那些时日里，校方对他的教学方式允许试验改革，支持他组织学生诗歌朗诵和创作活动，有的我直接参与。正象志刚同学的那篇作文虽经风波却未被扼杀，从而激励他以后顺利走上一所中学的领导岗位一样，建荣先生的教育特质在实践活动中最后还是脱颖而出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便是其证。

我不想对他这本书的本身做什么评价。这几乎是他那些年从教轨迹的每一点、创作里程的每一步、事业心血的每一滴、成就大树的每一叶。你能说，那每点、每步、每滴、每叶、哪个是必要的，哪个是不必要的吗？他编辑这样一部可以说是兼收并蓄，巨细无舍的厚书，我猜想，深藏在厚厚文稿内面，编者一定有什么需要传达的信息。

我所获得的信息是：建荣先生对文化力信、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他那一片赤子之情。建荣先生大半生执教从文，我估计，这可能就是他毕生的事业。他在求学期间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但从踏入宁师开始，便走上从文的这条不归之路了。这部书，仅仅是他历程的一部分；他在庆阳师专继至陇东学院，事业上所做的，至今范围更广、涉猎更多，层次也高。全区性的历史文化活动，如民俗文化和周祖文化的研讨、编著等，他已是应邀参与的学者之一，于区外的学术活动以及与知名专家的来往，我亦时有耳闻。其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编著，我处即有数册。总之，他是读文、教文、研文、著文的一位文人。只所以达到如此境地，要害在于他崇文、喜文，即崇拜并坚信文化的力量，喜爱并执着于从文的事业。

世界万物中，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不可以永恒，其力量也是很有限度的。唯有文化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界限，以其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直达灵魂深处，并代代薪火相传，形成某种思想和精神，力不可拔，势不可摧。古语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俗云"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现时讲"以人为本，教育为基"，都是这个道理。当今社会发展迅猛，国力强盛，民得温饱，令人高兴，但官场公权私用、腐败堕落之习难以遏制，商界假冒伪劣、欺蒙坑骗之风愈演愈大，民间偷盗抢劫、赌博吸毒之气四处蔓延，我以为根子不在于执法不严、管理松驰（当然这方面还得加强），而在于文化力量的功夫不到家。文化孕育文明，思想决定行动这是常识。当金钱沾上了血渍，富贵蒙上了灰尘，繁荣染上了污垢、社会生发了毒瘤，最终清除它们的，唯有文化。因此，崇拜并执着于文化的人，即我们常说的"人类灵魂的工作师"，实难能可贵，当为人看重。

看得出来，建荣先生和学生一直打得火热，有时候，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了解他们心中的秘密，他们也情愿吐露。所以，《中学生悄悄话》系列的书就出来了。建荣先生对那帮少男少女们似乎也不隐瞒什么，竟至将自己的情书在山野间读给他们听。蓝天白云，青草碧树，山风岚气，青春身影......再加上笑声、心声--好一幅纯真自然的野趣图！说是“情书”其实那年代的情书也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情话，青年人间谈学习、谈理想而已，当然还有一点含蓄的思念。学生发现，抢去传看，建荣要不回来，故装生气，黑着脸要回来，觉得写湘乐川里的风景，文笔不错，索性就在学生的要求下给读了。在这里，最难得的是青年天性，最动人的是赤子之心。在这个美丑都多的世界上，我们把自己遮蔽隐藏得够多了，以至于人们之间要达到真心、真情、真知，非常困难。习惯势力相当可怕。当官的不遮蔽，那叫"还不成熟"；当父母的不遮蔽，那叫"当大不正"；当老师的不遮蔽，厉害之极，叫做"成何体统"！由此，天真，率性、童心、纯粹，离我们越来越远，生活尤如沙漠荒洲，枯燥乏味之极。

人们都喜爱儿童。儿童只所以讨人喜欢，稚嫩、鲜亮、顽皮固然重要，但更打动人心的，是那份天真和童心。老子曾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而赤子（即婴儿），老子誉其为"和之至也"。品德极好而厚德之人可以比谁？可比婴儿；因为婴儿是天地人和合到了极致，纯真无邪，自然无饰。人啊人，请脱下性情的伪装，扯掉心灵的遮布，还原那份天真情、赤子心吧！须知：天真情、赤子心最能体现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正是人的可爱之处。"伟大"极可能与我们无缘，"辉煌"也很难获得，但"可爱"原本就与我们共生同在！

往事如烟。宁师已于2003年再次撤销，另组建为新的庆阳师范。宁师渐渐远去，但那一份复杂却亲切怀恋的感情，我不仅与建荣先生同有，肯定还会伴我终生。

（为李建荣先生《河边说事》作的序）

二00九年三月于西峰

作者简介：王釗林，男，甘肃宁县人。1962年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大前身)中文系。一生从事教育教学、宣传理论、政策研究工作，2000年在庆阳地委副祕书长兼政研室主任岗位上退休。曾合著出版《陇东革命斗爭史》，获甘肃省社科优秀图书二等奖，三次印刷，配发农村书屋；以执行主编和副主编身份编辑出版《庆阳历史文化揽胜(全十册)》、《庆阳民间艺术之魂》，皆获庆阳市“五个一”工程奖。发表论文、散文、古体诗百余篇(首)。其中《话说地气》被《读者一一乡土人文版》转载，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弥亚牛在华语节目播出。《老牙之殇》亦被《读者》集团之《老年博览》所转载。（历史照片说明，为王钊林先生《往事如烟忆宁师》在“中师生”公众号发表配图。）

来源：小桔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