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氧、连轴转、睡眠不足：复旦医生在日喀则ICU的震后十日

摘要：到当地的前两天，我们睡觉时也一直在吸氧。一个大氧气钢瓶放在床边，用吸管接到鼻孔上供氧。氧流量低了也不够用，开高又会吹得鼻腔很干燥，导致鼻粘膜破裂出血。那几天大部分医生的鼻孔都是破的，里面都是血块和血痂。

“

到当地的前两天，我们睡觉时也一直在吸氧。一个大氧气钢瓶放在床边，用吸管接到鼻孔上供氧。氧流量低了也不够用，开高又会吹得鼻腔很干燥，导致鼻粘膜破裂出血。那几天大部分医生的鼻孔都是破的，里面都是血块和血痂。

在当地给病人看病，看得好就是好，无关你写了几篇文章，有多少课题或者多大名头。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病人治好，治好了，就是水平高。

”

复旦青年记者叶宣驿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陈诗雨编辑

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1月9日6时，地震共造成126人遇难，受灾群众人数达6.15万名。

在平均海拔3850米的日喀则城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援藏医疗队队长、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先涛和队员们每天约有十二个小时泡在医院。高原缺氧条件下，医生们不得不时刻与氧气瓶相伴，长时间吸氧又使得鼻粘膜干燥、出血、结血痂。

ICU病房里，危重症病人的病情瞬息万变。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们要顶住各式各样的压力，及时根据病情变化采取相应措施，后期还需要反复斟酌，以制定治疗的最佳方案。

十余天紧绷的救援，当地人对援藏医生们的亲切感与信任感让李先涛体会到医生本职的分量，“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病人治好，治好了，就是水平高”。

以下，是李先涛的讲述：

从海拔2米到3850米

1月7日定日县地震的消息刚出来时我还在工作，听到6.8级这个数字并没有特别敏感，等后来伤亡人数出来，才意识到这是一次比较严重的灾难。

灾祸一发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是首先响应的机构之一。地震发生当天下午，医院内部已经开始组织支援日喀则的预报名，科里大部分医生都报名了。第二天凌晨三点多，援藏团队在医院集合，乘六点四十的航班，飞往西安中转至拉萨，最后于当晚六点三十分左右抵达日喀则。

虽说是“上前线”，实际上我们是到灾区的后方。在定日县，当地医护人员在移动CT车上对病人进行初步分检，轻伤病人在地接受简单治疗，需要接受手术或重症治疗的病人，就转移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支援队伍分为骨科组、胸科组，和由华山、协和、华西三家医院组成的重症组，另外还有北京中医医院的汤药和针灸治疗。华山医院的支援队伍中，我是重症医学科，还有两位分别负责开刀和重症监护的神经外科医生、一位肾脏科医生，以及一位急诊科护士。五个人中有四个人都曾在2020年支援武汉，当时也是我们几个作为一支队伍，承担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病房的治疗任务。有过之前的合作，这次支援的分工就更加明确了。

地震后，短时间内要接诊大量的病人，大部分病人是多发伤，有的病人病情比较严重。重症组的基调就是“包干”，意思是每个医疗队负责几张具体的床位，从诊断、治疗、到药物调整全都由对应的医疗队来管。

支援日喀则的那几天，我们九点十五出发，九点半到医院。因为有时差，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外面都还是乌黑的，收拾好准备出发时天才刚刚亮。到医院后就开始查房、检查、改医嘱，晚上九点半左右回住处。从一月八日晚上抵达开始，每天约12个小时待在医院。平时一天也就几千步，在日喀则的时候每天都是一万多步。

李先涛（右一）和同事们正在抢救病人

/图源：受访者

后续救治时，余震其实也没停过，但最强烈的一次也只是感觉稍微晃了晃。跟余震相比，最大的问题还是缺氧。从机场到医院的车上，就已经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之前在武汉抗疫时，我戴着口罩、穿着非常厚的防护服也会感觉缺氧。但到了高原，缺氧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刚到的时候，稍微活动下氧饱和度就掉到七十几，只有坐下来、深吸一口气才能回到八十左右。

到了医院，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1.5升左右的小氧气钢瓶，能把氧饱和度恢复到九十以上。钢瓶有点像无创呼吸机，吸气的时候氧气就出来，不吸气的时候氧气就不会持续往外冒。一上午三四个小时，一个人就要用掉一个小氧气瓶。

到当地的前两天，我们睡觉时也一直在吸氧。一个大氧气钢瓶放在床边，用吸管接到鼻孔上供氧。氧流量低了也不够用，开高又会吹得鼻腔很干燥，导致鼻粘膜破裂出血。那几天大部分医生的鼻孔都是破的，里面都是血块和血痂。有两个医生因此晚上失眠，不得不吃安眠药入睡。我虽然每天能睡五、六个小时，但是中间也会反复醒来，睡不深。

“各有各的难度，各有各的机缘”

在ICU的这些天，遇到最多的就是外部撞击导致肺部受损的重症病人。对于这些病人进行气道插管和后续处理，各有各的难度，也各有各的机缘。

重症监护室里，不管是来自“国家队”、自治区的支援力量还是本地的医护人员，都对自己有要求：送到这儿来的病人，我们争取不让任何一个人出现意外伤亡。在治疗中，该手术的病人要尽早进行手术。除了早期稳定病人生命体征，对于有手术指征的患者，力求通过手术把影响病情的不稳定因子去除。同时，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少折腾，不折腾”，选择对病人损伤最小的方案、最必要的检查，给予最佳治疗方案。

有一名65岁的藏族奶奶身上多发肋骨骨折，肺呼吸功能也受影响。经过前期的治疗，输氧后她的换气功能一直在改善，但呼吸和咳嗽的力量恢复效果并不显著。准备下一步治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纠结——如果这个时候拔掉管子，肺部感染的概率是低的，但如果因为病人力量不够导致痰咳不出来，感染就会加重。我们医生要在这两点中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还有一个办法是切开气管。转入ICU时病人有气颅症状，拔管后如果病人情况恶化，有些措施上不去。鉴于这种情况，理论上应当更倾向于做气切。切开之后呼吸机可以随拿随接，这样病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切开气管对病人有损伤，病人后续需要长期待在监护室，也可能也会感染。考虑到当地的习俗传统和医疗照护条件，不气切是最好的选择。

转机发生在第六天下午，例行查房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呼吸不如原先急促，力量也上升了一些。第七天，在确认病人各项指标稳定之后，我就拍板决策，在这个窗口期拔管。拔管之后，再加上了吹气、抬头、震动一系列肺部的康复练习，肺功能的综合性上去之后，病人就慢慢好起来了。

李先涛正在查房/图源：受访者

说实话，当时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联合查房的时候，另一位队长提醒我们：“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下，这个（病人拔管）不一定能成功的。”我回答：“就当给我们一个机会努力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案。”敢说出这句话，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信心，第二也是真的想给病人一个机会，希望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健康。

还有一名75岁的病人，也是在震中肋骨骨折。考虑到病人年龄比较大，其他外科医生的治疗意见又不一致，就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里来。我们第一时间给她做了CT，发现她右肺骨折的地方有些痰出不来，就使用药物治疗，准备等情况稳定后转到隔壁普通病房去。

第二天早上我去查房，病人呼吸比前一天更浅更快，于是又给她做了一次CT。前后两天的CT一比，发现她肺部气管的一个开口被下肺痰堵塞了，明显变成肺不张，需要通过做纤维支气管镜把里面的痰吸出来。当时我们认为：最好是做气管插管，方便我们后续多次吸痰。对家属做思想工作后，她女儿同意了插管，但弟弟始终不同意，病人一直处在缺氧的状态。

因为病人肋骨骨折，咳起来非常疼，到第三天查房时，她已经快受不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次动员家属：建议开刀固定骨折的地方。劝说之后，家属也都同意了。因为动手术的时候要做全麻，病人需要做气管插管，我们跟做手术的医生讲：手术之后管子不要拔掉，带到我们ICU里来。其实就是换了一个策略，把我们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一个是把肋骨固定起来了，另外在管子放好之后，可以充分地把痰清理干净。

后续两天，我们把病人的痰吸干净，再用上抗生素，病人断掉的肋骨一天天康复，也敢放开咳嗽了。几个因素综合起来，病人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如果不是因为开刀给我们留下的插管机会，后续情况真的很难预料。不过最后人救活了，家属和病人还是非常开心的。

经过近十天的救治，1月16日下午，我们负责的所有重症病人都脱离了危险，成功从ICU转入普通病房。

走向下一个“三十年”

之前，我经常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病房接收了一批来自灾区的病人。往后，我参加过2019年无锡火锅店爆炸救治，以及2020年疫情暴发驰援武汉的行动。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上海这边的ICU，主要负责危重症病人的治疗。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原救援，对西藏，我还是充满敬畏。以前也有朋友邀请我一起到西藏旅游，我说身体适应不了，这把年纪还是不去挑战了。但是这一次任务来了，也没有再想这么多。

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的设备远没有现在那么完备。这一次，震区信息第一时间上网，后方病人转运、救援分工、医疗队派驻都从前边的救治里吸取了很多经验，能感觉到救治更有层次、更科学化，救援效率也比以前更高。

最开始病人多，每天十二小时连轴转，病房里氛围紧绷。随着重症病人一点点转出，我们的心理压力也松下来。基本完成援助任务后，重症组分批从日喀则撤离，最早撤离的是协和医院和华西医院。1月16日，我们负责的最后一名的病人顺利转出ICU，和当地医生交接后，正式结束了这次救援。

回来后本来是让大家休息几天，但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周一还是正常上班。这几天上班，我明显感觉比以前累，可能是在高原缺氧和高强度工作后留下的后遗效应。

今年是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第十年，上海和日喀则结对帮扶也刚满三十年。当地的医疗仪器设备已能较好满足危重病人的救治了，比如床旁纤支镜，我们ICU只有三台，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ICU则有四台，还都是大品牌的设备，床旁血液净化设备也有好几台。硬件设施为我们落地后无缝衔接开展治疗提供了比较大的便利，不会出现空有一身本领没处施展的窘境。

因为上海和日喀则两地医护人员经常交流的缘故，我们跟当地的医护人员相处很融洽。他们对我们非常客气，经常一口一个“老师”跟我们交流。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信息系统，当地医生会协助我们开医嘱、查询疾病史。有时语言不通，特别是和年纪大的病人沟通，如果听不懂，会有藏族的护士帮我们翻译。临走前，几位医生还找到我们一起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