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鹅黄色的信封，一角还沾着咖啡渍。邮递员小张骑着电动车在巷口喊了三声，王叔才从修车铺里钻出来。

鹅黄色的信封，一角还沾着咖啡渍。邮递员小张骑着电动车在巷口喊了三声，王叔才从修车铺里钻出来。

那天下午三点多，修车铺外一群闲着的老头围着看热闹。王叔拿着信的手抖得像他铺子里那把挂了十年的风铃，好像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枚定时炸弹。

“法国寄来的？”

隔壁卖馒头的老李凑过来问，说话时嘴里的槟榔汁差点喷到信封上。王叔下意识地躲了一下，用脏兮兮的毛巾擦了擦手，才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信纸上是英文，还夹着几张照片。

王叔没念过几年书，只认得地址上的”FRANCE”。他拿着信纸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塞进了工作服兜里。照片倒是拿在手上，眯着眼睛看了又看。

“谁啊？你那个法国亲戚？”老李不死心地问。

“滚蛋，哪来的亲戚。”王叔把照片收起来，拄着他那条瘸腿，一瘸一拐地回到铺子里，背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独。

铺子门口贴着退了色的红纸，上面写着”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维修”。纸已经泛黄，一角还被风刮起了卷。门框上挂着一串钥匙，叮当作响，全是附近居民寄存的。

这是我们镇上最老的修车铺了。

王叔在这开了三十年，从年轻到老，从街道热闹到冷清，他就像一尊雕像，固执地守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铺子里。

王叔的残疾是二十八岁那年落下的。

那年他在县城一家摩托车厂当技工，一边工作一边攒钱准备结婚。未婚妻小芳是隔壁乡的姑娘，在百货商店当售货员，两人定了婚期，准备第二年春节办酒。

意外发生在冬天。

工厂里一台重型设备突然倒塌，王叔为了推开身边的同事，自己被砸中了右腿。醒来时已经在县医院，医生说腿保住了，但会落下终身残疾，再也不能正常行走。

小芳来看过他一次，哭得眼睛肿成了桃子。第二次来时，她妈跟着一起，看着王叔的腿，叹气不止。第三次，只有小芳妈来了，带来了一条红手帕，里面包着订婚时王叔送的金戒指。

“丫头还年轻，你也别怪她…”小芳妈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病房的窗外。

王叔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把戒指收进了枕头底下。出院那天，他把戒指卖了，换了一套修车工具，在镇上租了个小铺子，开始了他的修车生涯。

大概是上天怜悯，王叔修车的手艺特别好。慢慢地，方圆几里的人都知道镇上有个瘸腿师傅，脾气古怪，但修车一绝，连县城的人有时也特意跑来找他修车。

“那信，到底是谁寄的？”

这是我第三次问王叔了。自从那封信来了已经过去五天，镇上人私下议论纷纷，猜测那封神秘的法国来信到底是什么内容。有人说是国外亲戚，有人说是诈骗信，更夸张的说是什么国际遗产继承。

王叔没搭理我，继续低头修着手里的自行车链条。他手边放着个塑料饭盒，里面盛着黑乎乎的机油，一只苍蝇在上面打转，却不小心掉了进去。

我看他把苍蝇捞出来，放在一张废报纸上。那苍蝇还在微微蠕动，翅膀沾满了油，再也飞不起来了。

“你再这么问，下次你的电动车坏了，自己去县城修吧。”王叔头也不抬地说。

我赶紧闭嘴。王叔的脾气在镇上是出了名的，但大家都知道他外冷内热。去年洪水来时，他硬是用那条瘸腿蹚水，把巷子里几个老人背到了高处。

铺子里的老式收音机突然滋啦滋啦响起来，播着不知哪个台的法语节目。那是王叔前几天新添的爱好，以前他只听戏曲。

“你学法语啊？”我还是没忍住。

王叔终于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神采：“不行啊？”

小芳结婚那天，全镇的人都去喝酒了，唯独王叔的铺子开着，像平常一样修着车。

我爸喝完酒回来，说看见王叔在铺子里喝闷酒，桌上摆着一瓶二锅头，已经见底了。那晚有人路过听见铺子里传来砸东西的声音，第二天，王叔的右手包着绷带，铺子门口摆着一堆碎玻璃。

从那以后，王叔更少说话了，整天就是埋头修车，偶尔下棋，再没谈过感情的事。

镇上人给他介绍过对象，都被他一口回绝。慢慢地，大家也就不再提了，仿佛默认了他就该这样孤独终老。

“他心里头有疙瘩，解不开的。”我爷爷说。

修车铺旁边的墙上，有一排钉子，挂着各种零件。最里面有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据说里面装着王叔的秘密。没人见过里面是什么，只知道王叔每年小芳生日那天，都会打开看一眼，然后又锁上。

“法国是不是特别远？”

一个星期后的早上，王叔突然问我。我当时正把电动车推进他的铺子，准备换个轮胎。

“挺远的啊，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我说，“怎么了？”

“没事，问问。”王叔低头摆弄着工具箱，从里面拿出一把生锈的扳手，又放回去，换了一把新的。

我注意到他书架上多了本《法语入门》，还有个笔记本，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法语单词。

“王叔，你该不会要去法国吧？”我半开玩笑地问。

王叔没吭声，转身去拿轮胎。他的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单薄，工作服口袋里鼓鼓囊囊的，似乎装着什么东西。

铺子屋顶上落了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嘲笑什么。王叔拿起一块抹布丢过去，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想去看看也没什么，趁我还能走得动。”过了好久，王叔才说了这么一句。

那天下午，我在镇政府办事，碰见了镇长的秘书小刘。闲聊中，我提到了王叔的事。

“哦，我知道那封信。”小刘神秘地压低声音，“是王叔托我翻译的。”

原来，信是一个叫玛丽的法国女人写的。她说自己是小芳的女儿，今年二十八岁，在巴黎一家博物馆工作。她从母亲口中得知了王叔的故事，一直想联系他，但直到母亲去世，才在遗物中找到了王叔的地址。

“小芳去世了？”我惊讶地问。

小刘点点头：“去年冬天的事。临终前，她让女儿一定要联系王叔，说有些话，她没机会当面说。”

我心里一阵酸楚。原来小芳这些年一直记着王叔，甚至把他的故事告诉了女儿。

“还有啊，”小刘继续说，“那个玛丽，她想邀请王叔去法国，说是要完成妈妈的心愿。”

第二天一早，我急匆匆地跑到修车铺，想告诉王叔我知道了信的内容。

铺子却罕见地关着门，门上贴着张纸条：“暂停营业三天。”

我四下张望，看见老李在店门口吃早饭。

“王叔呢？”

“去县城了。”老李嘴里塞满包子，含糊不清地说，“听说是去办护照。”

我一屁股坐在铺子门口的小板凳上，那是王叔平时修车时坐的。凳子一条腿短，坐上去摇摇晃晃的，王叔从来没修，说是习惯了。

铺子门帘被风掀起一角，我看见里面的工作台收拾得干干净净。柜子上摆着个老式相框，照片已经泛黄，是年轻时的王叔和小芳，两人站在县城的商业街上，笑得灿烂。

相框旁边是那个传说中的铁盒子，居然开着盖。里面只有一封发黄的信，一条红手帕，还有一枚生锈的螺丝钉。

我愣了一下，没敢动那些东西，轻轻把门帘放下。

三天后，王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护照。

“你真要去法国啊？”我忍不住问。

王叔点点头，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表情，像是解脱，又像是期待。

“那你铺子怎么办？”

“关门呗，又不是没关过。”王叔说着，蹲下身摸了摸铺子门口那只经常来蹭吃的野猫。

野猫亲昵地蹭着他的手，喉咙里发出呼噜声。王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肉干，放在地上。

“你还回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王叔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这辈子没出过县，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至于回不回来…”他顿了顿，“走一步看一步吧。”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修车铺的招牌在风中轻轻摇晃，发出吱呀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王叔临行前的晚上，请镇上的几个老友喝酒。席间，他难得地说起了往事。

“其实小芳不是因为我残疾才走的。”王叔喝了口酒，眼神有些飘忽，“是她爹逼的。那时候我家里穷，又出了这事，人家不想女儿跟着我受苦。”

“后来我听说，小芳嫁的那个男人家里有钱，但人不怎么样，结婚没两年就把她带到法国去了。”王叔继续说，“听说是做生意，其实是有别的女人了，想把小芳支走。”

我们都安静地听着，谁也没插嘴。

“你们猜怎么着？”王叔的声音忽然轻快起来，“那妮子在法国自己闯出了一片天。离了那男人，自己开了家中餐馆，把女儿拉扯大，还让她上了大学。”

王叔说着，眼中闪着泪光，却又带着骄傲：“玛丽说，她妈妈常跟她提起我，说我是她见过最好的人。”

酒桌上一时无言，只有酒杯碰撞的声音。

“你们别觉得我这辈子可怜，”王叔晃了晃酒杯，“我这条腿虽然瘸了，但我活得挺直。这三十年，从没干过亏心事，睡觉都踏实。”

出发那天，镇上很多人来送王叔。

他穿着一件新买的衬衫，头发也理过了，看起来精神了不少。那条瘸腿装了个新的支具，走起路来不那么明显了。

铺子门口，王叔最后环顾了一圈，目光在每样工具上停留片刻，像是在告别老朋友。

“铺子钥匙给你，”王叔把钥匙塞给我，“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把东西分给需要的人。”

“别瞎说，肯定回来。”我说着，眼眶却有些发热。

王叔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铁盒子。

“这个，”他犹豫了一下，又放回去了，“这个我带着。”

老李开着面包车送王叔去机场。车子发动时，王叔摇下车窗，朝我们挥了挥手。

“替我照顾好那只野猫！”这是他离开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车子渐渐远去，消失在镇子的尽头。修车铺的门紧闭着，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不知何时会再打开。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巴黎铁塔的照片。背面是王叔歪歪扭扭的字：

“见到玛丽了，长得像她妈。小芳葬在巴黎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挺好的。这边的自行车和咱们的不一样，车筐都没有，我还帮人修了几辆，人家给了二十欧元，差不多一百四十块钱。”

明信片的落款是：“想家了的老王”。

我把明信片贴在了修车铺的门上。夏天的风吹过，卷起一阵尘土，落在那把生锈的大锁上，像是时间留下的印记。

铺子里的风铃不知何时被风吹响，发出清脆的声音，仿佛在述说着一个关于等待、离别和重逢的故事——一个属于王叔的故事。

野猫懒洋洋地趴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似乎在等待着主人的归来。

来源：猛猛向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