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丨“科学”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摘要：众所周知，英语中的science和法语中的science（拼写与英文一致，但读音不同）通常用来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康德的一些大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等，都喜欢把自己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的science和法语中的science（拼写与英文一致，但读音不同）通常用来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康德的一些大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等，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称作Wissenschaft。显然，当代中国人使用的“科学”概念主要是从上面列举的三个西文名词中翻译过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当代中国人使用“科学”这个概念时，尤其是当他们把“科学”作为“发展观”的修饰词时，他们究竟是按照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习惯，还是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来理解“科学”概念的确切含义的？换言之，他们理解的“科学”究竟是science，还是Wissenschaft？

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显现的方式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人思维的自然倾向上，他们通常是从science，即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的。当代中国人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他们言说的“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而当今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只在理工科专业中设定院士的做法，实际上隐含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资质”的否认。

我们认为，在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弄清楚“科学”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并不是无聊的语言游戏，而是关系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能否在科学发展观中安顿下来的重大原理论问题。毋庸讳言，我们主张，应该从Wissenschaft，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统一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概念。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假如说，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并试图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造自然，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并试图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批判并改造传统社会，以追求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可能去认识自然并对它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所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gesellschaftliches Wesen）。”[3]显然，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称为“社会的存在物”，因为正是社会性构成了人存在的本质特征。虽然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但他们始终是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不但他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手段和表达方式（语言）是社会性的，而且他们的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也都会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说得直白一些，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告诉我们：“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4]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价值前提的。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当今社会中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电脑网络、核能的运用等，无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何况，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区分出两种技术：一种是“手工技术”（hand work technology）；另一种是“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前者如荷兰的风车、中国农村里的水车，它们不可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后者则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如火力或水力发电机、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围海造田和围湖造田、大规模使用冰箱和空调、工业和交通工具排放的大量废气和污水等），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如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窃听器、定位仪、远程跟踪和摄影、电脑黑客、测谎仪等）。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已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a neutral concept），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a negative concept），因为现代技术蕴含着一种他称之为“座架”（enframing）的东西。就像人们给一块玻璃上镜框一样，人们也用“座架”去测量、控制自然万物或其他的人。海德格尔甚至认为，现代技术正在把整个人类及其文明带向深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5]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伦理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和“效率”取代了诸如“民主”“自由”“正义”“美德”这样的核心的人文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蕴含着“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兴起和蔓延。科学主义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中的“工程”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形象工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等；甚至用“螺丝钉”“工程师”这样的提法来比喻普通人和教师。其实，每个有生命的人都不是一颗被动的、被拧在某个地方的“螺丝钉”；教师也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人类灵魂的导师”，因为工程师面对的是同样的零件，而导师面对的则是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强调的“因材施教”就是要区别学生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何况，科学主义还蕴含着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即物被主体化了，而人则被物化了。上面提到的把有生命的个人比喻为“螺丝钉”的做法，就是人被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之，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消失在物的重压下。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涅斯科的《新房客》（1957）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某先生搬家，带来无数家具。这些家具挤满了马路，漂浮在塞纳河上，占满了新公寓的整个楼道，以至于某先生不得不打开天花板，把家具从屋顶上吊进去。最后，连某先生也给掩埋在家具中。《新房客》暗示我们，由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的人的物化和异化正在不断加剧，而要有效地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就必须全面地弘扬蕴含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精神。

总之，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唯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所蕴含的人格尊严、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扎根于这一发展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