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帝成仙升天所涉及的地方，包括首山、荆山、铸鼎原、鼎湖等，属今河南省灵宝市，这没争议。其他史料也有佐证。如《通鉴外纪》载：“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隅，鼎成崩焉。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尚书》载：“荆，河唯豫州。荆，灵宝荆山。”且有记载黄帝炼铜铸鼎的

黄帝成仙升天所涉及的地方，包括首山、荆山、铸鼎原、鼎湖等，属今河南省灵宝市，这没争议。其他史料也有佐证。如《通鉴外纪》载：“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隅，鼎成崩焉。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尚书》载：“荆，河唯豫州。荆，灵宝荆山。”且有记载黄帝炼铜铸鼎的唐代铸鼎原石碑及黄帝陵冢，有宋朝到明清的黄帝庙遗址，并发现了大量汉代和唐代的建筑痕迹。在黄帝陵和轩辕台遗址处，也有考古发现约五千年前的祭祀场所，以及古代人工开采的铜矿石等。此地黄帝陵为第一处，即黄帝升天处与黄帝陵为同一个地方。21世纪初以来对西坡遗址的八次发掘为认识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心聚落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西坡墓地的发掘主要集中在2005年和2006年，根据对墓葬随葬器物的分析和相关测年数据，西坡墓地的年代应当在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阶段；西坡墓地出土有较多的玉钺等玉器，有些玉器表面还保留有线切割和管钻痕迹；M27是西坡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由于该墓葬使用河泥填土，因此保存状况良好，在填土中也发现了保存良好的枣树叶，根据枣树叶的生长情况还可以推测墓主人的埋葬时间。此外，这些墓葬所出土的随葬品几乎都有相对固定的组合，且多放置在脚坑内，墓室用青灰色草拌泥封盖。

《水经注·河水》载：“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水出西南长城北，阳周县故城南桥山，昔二世赐蒙恬死于此，王莽更名上陵畤，山上有黄帝冢故也。”有专家考证研究后得出结论：《水经注·河水》里所说的阳周在属今陕西省子长市，黄帝冢即在子长市，汉武帝祭祀黄帝是在此地。比如，谭其骧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图集》明确指出：阳周就在今子长。而且，秦代蒙恬、扶苏在上郡的驻军也是在阳周，这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清道光《安定县志》载：“高柏山，在县北八十里，即桥山， 山有古柏，故名。”1990年，子长县人民政府确定高柏山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北起曹家洼村，南至石嘴村，面积约50万平方米。

秦国人原籍山东省，为了方便祭祀黄帝，搞个黄帝衣冠冢。汉武帝祭祀黄帝的衣冠冢在陕西子长。

民国不少学者比如钱穆、傅斯年等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对此，清华简《系年》认为，“秦人”起源于东方，“秦地”也在东方，而不是后来的甘肃天水。

少昊陵建于曲阜，即盘庚迁殷前的淹。少昊陵是宋真宗时考证后原址复建的，秦人西迁时也把对少昊的崇拜带了过去，使少昊成为西方白帝。

赢人（秦人）是从山东一带迁移到秦地的人。

怪不得秦国一定要统一六国，要回故地啊。

曲阜的古国名，是嬴国。嬴姓发源地。不是淹国，叫奄国，是周公姜子牙东征东夷十七国反周后，取消嬴国，改嬴国为奄国，是蔑称的意思。

说秦人王族先祖来源于东夷，也就是现在山东以曲阜为中心一带，莱芜也是嬴国范围，实际上这里是古嬴国，少昊后裔伯益所建的国家，嬴国是嬴姓发源地。嬴国从伯益建国到周公姜子牙东征灭亡嬴国，有1000多年历史。周武王伐商胜利后回镐京，商王帝辛的大将军飞廉因为为帝辛出差“石北方”，回来商王帝辛已经失败，长子恶来是商朝第一勇将，在牧野之战中为保卫帝辛而战死，飞廉回鼓动武庚挑动三监之乱反周，失败后飞廉逃往自己的古国赢国，带领东夷十七国反周，周公姜子牙东征东夷联军，最后杀了飞廉，灭亡了古嬴国。迁嬴国飞廉二儿子季胜恶来一族到汧渭源地区，这就是秦人先祖了。秦的国号远传印度，形成中国的名称CHINA，这都没问题。但说秦人和秦字来源于山东古嬴国，天水秦人是山东过来的。这个说法有文字记载和考古印证。

关于飞廉回安阳，策划武庚利用三监反周，失败后逃往自己的母国嬴，然后组织东夷十七国反周，周公姜子牙东征伐东夷，杀飞廉，撤销嬴国，这事过去只能说是零零星星史籍记载，近代出土的清华简系年一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解开了秦人东来说的历史之谜。

周原遗址甲骨文上的“秦人”，或是反叛周人的“秦人”，或已被打败西迁的“秦人”。济南莱芜区发现“嬴城遗址”看，商末时的“秦人”应在莱芜区、沂源、沂水一带。周朝初年因为秦人西迁而被带到西部，就是秦人用祖地之地名“秦”重新命名居住地。

关于黄帝陵与秦人起源的历史地理考辨

一、引言

黄帝陵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象征，其地理位置的确定对于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具有关键意义；而秦人起源问题则关乎中国古代民族迁徙、文化融合以及政治格局的演变。对黄帝陵地理争议和秦人起源的深入考辨，有助于还原早期华夏文明的发展脉络，明晰不同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

二、黄帝陵地理争议与考古证据

（一）河南灵宝说

河南灵宝说的核心依据在于，首山、荆山、铸鼎原等地名集中分布于今灵宝市，这与《通鉴外纪》《尚书》中记载的黄帝采铜铸鼎、升天传说高度相符。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唐代铸鼎原石碑、宋代至明清的黄帝庙遗址以及汉代建筑痕迹的发掘均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在黄帝陵附近发现了约5000年前的祭祀场所和人工开采铜矿石，证实了早期冶炼活动与黄帝传说在时间线上存在重叠。不过，学界对此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此陵为“衣冠冢”，但灵宝地方志及碑刻资料强调其作为“升天处”的唯一性。

（二）陕西子长说

《水经注》记载的阳周县（今子长市）桥山黄帝冢，经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考证定位。该地高柏山被列为县级文保单位，保护范围达50万平方米。其历史背景显示，秦代蒙恬驻军于此，汉武帝祭祀黄帝的记载强化了其正统性。然而，该地区缺乏早于秦汉的考古实证，因此有观点认为此处可能为政治性祭祀场所。

三、秦人东来说的文献与考古突破

（一）清华简《系年》的解密

民国学者钱穆等虽提出“秦人东来”观点，但缺乏直接证据。清华简的解密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关键支持，其明确记载飞廉（商朝将领）在周初东夷反叛中的核心作用，证实了秦人先祖来自山东古嬴国。关键事件链显示，飞廉联合东夷十七国反周失败后，嬴国被周公改称“奄国”，季胜、恶来部族被强制西迁至汧渭之地（今陕西西部），西迁族群以故土“秦”命名新居地，形成了族称起源。

（二）考古实证体系

在山东地区，莱芜“嬴城遗址”的发现（面积约36万㎡，含商周建筑基址），佐证了古嬴国的存在。甘肃地区早期秦文化遗址（如李崖遗址）出土器物显示出与商文化的关联性，印证了秦人东来的路线。周原甲骨文中“秦人”的记载，反映了其早期与周对抗的历史记忆。

四、少昊崇拜与秦文化建构

（一）曲阜少昊陵的象征意义

宋真宗复建少昊陵于曲阜，确认其为东夷文化圣地。秦人西迁时将少昊崇拜与五行学说结合，塑造了“白帝”信仰，完成了从东夷图腾到西方神祇的转化。秦公簋铭文中“嗣配皇天”的表述，反映了秦人对东方祖源与西方统治合法性的双重强调。

（二）国号传播链条

从地名传递来看，经历了山东古嬴国→西迁后“秦地”→秦国→秦朝→域外“China”称谓的过程。语言学证据显示，古波斯语“Cin”、梵语“Cīna”的早期记载与秦人西迁时间线吻合。

五、历史逻辑重构

（一）秦统一动机的新解

传统认知认为秦统一是法家改革驱动。从“东来说”视角看，秦人将“东归故土”融入扩张叙事，如《史记·秦本纪》中“复缪公之故地”的政治口号，实质包含了对山东祖地的历史记忆。

（二）周秦关系再审视

清华简揭示了周初对嬴姓族群的压制政策，这解释了秦人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原因。秦墓中持续出现的腰坑、殉狗习俗，体现了秦人对东夷传统的坚守，反映出其商文化基因。

六、学术范式转变

（一）二重证据法的突破

在研究过程中，传世文献如《史记·秦本纪》与清华简实现了互证。考古发现方面，研究方法从器物类型学拓展到DNA研究（如甘肃马家塬遗址人骨检测）。

（二）争议焦点

“东来说”与“西来说”需要进行调和，陇山地区土著文化与东来族群的融合过程是关键研究点。同时，两汉时期对“正统黄帝陵”的建构本质，即黄帝祭祀的政治性也成为争议焦点。

七、结语

通过对黄帝陵地理争议和秦人起源的一系列考证，早期华夏文明的空间格局得以重塑，文化记忆对族群认同的塑造力也得到揭示。秦人将东方祖源神话与西方现实政治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统治合法性话语体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陇山地区文化融合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以及黄帝祭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影响，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来源：悠闲饺子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