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好多历史资料都说大禹的老家是四川那边。《史记》里头写着：“大禹是从西羌那边发家的。”到了晋朝，《三国志》和《华阳国志》这两本书也提到了大禹的事儿，说大禹出生在石纽，就是现在汶山郡那个地方。还说蜀国的事儿能追溯到黄帝，黄帝的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生了高

三星堆考古越挖越深，结果它展现出来的文化特点，跟传说中的夏朝有了很多让人捉摸不透的紧密联系。

首先，好多历史资料都说大禹的老家是四川那边。《史记》里头写着：“大禹是从西羌那边发家的。”到了晋朝，《三国志》和《华阳国志》这两本书也提到了大禹的事儿，说大禹出生在石纽，就是现在汶山郡那个地方。还说蜀国的事儿能追溯到黄帝，黄帝的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生了高阳，也就是颛顼。黄帝还把他的一些庶子封到了蜀地，让他们世世代代当侯伯，一直经历了夏、商、周这些朝代。

1998年7月份，四川都江堰那边开了个会，叫“大禹生日纪念加四川夏禹文化讨论会”。在那会上，有个考古学家叫林向，他说了个挺有名的观点，叫“蜀夏本来是一家”。他的意思是，从考古挖出来的东西看，夏朝和蜀地关系很铁。比如说古城遗址、文字符号，还有对龙的尊敬，这些都从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夏禹和蜀地在文化上是同根同源的。

另外，当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朝的文化遗迹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却展现了浓烈的“夏朝气息”。举个例子，三星堆祭祀坑里挖出了跟二里头文化二期很像的陶盉。那个在二里头祭祀时常用的牙璋，二里岗早商文化起来后，就变成了殷商贵族的小摆件。但在三星堆，牙璋不仅在重大祭祀活动里继续亮相，而且还被升级改良了，甚至还出现了黄金做的牙璋。

而且啊，三星堆文化里头还显现了两个不同群体“一块儿存在”的苗头。你看那祭祀坑里挖出来的人像，有的梳着辫子，有的插着发笄，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社群。插发笄的人虽然数量少，但他们掌握着宗教祭祀的大权，而那些梳辫子的人呢，好像就管着日常生活里的事儿。

可奇怪的是，商朝末期到周朝初期那会儿，三星堆的人突然间就不在他们广汉市的老家待了，全都搬到了离那儿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还搞出了个十二桥文化。这时候，金沙那边挖出来的青铜人像，发型都变成了辫子头。

所以，考古专家给三星堆文化下了个定义：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它不是这儿新石器文化自个儿慢慢发展出来的，而是本地的新石器文化和外面传进来的青铜文化一起掺和，最后才出现和形成的。

这个说法跟杜金鹏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猜的差不多，他认为“三星堆二期文化可能是在夏朝快结束、商朝刚开始那会儿，由逃到成都那块的夏朝人，跟当地土著一起弄出来的一种新文化”。

【那么，究竟是根据什么认定先有二里头后有三星堆（三星堆是夏遗民），而不是先有三星堆，而后才有二里头（三星堆是夏先民）的呢？】

这个结论是依据考古地层学的研究和碳十四年代测定技术得出的。在蜀地，最早能追溯到的考古学文化是大约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那时候中原地区正好是龙山文化时期。不过，宝墩文化并没有直接演变成三星堆文化，反而是被三星堆文化给取代了。换句话说，从三星堆文化兴起的时候起，遗址里就出现了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陶器，比如盉、豆这些，还有璋、戈、圭这些玉器，以及铜牌饰等铜器。

因为宝墩文化里找不着上面提到的那些典型东西，所以三星堆文化的开始时间，顶多能追到二里头文化的二期，简单来说，就是二里头文化比三星堆文化早。

这么看，如果我们认定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那三星堆文化可能就是在夏朝没了之后，夏朝的后代跑到成都平原，跟那儿的人一起搞出来的“新夏”文化。大禹出生在巴蜀那块地方的说法，也许就是夏朝后代为了让蜀地的人跟他们一条心，故意编造出来的故事。

【但是，三星堆的考古上新，却再次将上述推论给搅乱了。】

1986年，三星堆那里挖出了两个放东西的大坑。打那以后，到了2021年，考古的人们又开始动手，陆续挖了3号到8号，一共6个大坑。到了2022年6月14日那天，7号坑里挖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宝贝，就是那个形状像龟背的网格器，它成了7号坑的代表性物件。

得说一下，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和实际参照物，考古人员压根不清楚这个外表像龟壳、里头藏着玉石，还盖着黄金和丝绸的玩意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们只能根据外观，随便给起了个名叫“龟背网状器”。

龟背网格器被挖出来以前，三星堆那边找到的所有玩意儿，几乎都在咱们以前的想象之内。

比如说，像尊、盘、璧、人像这些青铜器，甭管它们的样子有多奇特，其实它们的制作技术和铸造时用的青铜合金比例，在殷墟还有江西新干大洋洲那些殷商时期的墓里都能找到类似的。再看看权杖、黄金面具、青铜神树这些，在中原地区很少见，但你如果去西亚的苏美尔文明遗址或者北方的草原上找找，也能发现它们的影子。

成都平原正好位于那个中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带，就是西方学者说的“中国弧”，或者说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所以，三星堆那里出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是挺自然的事儿。

许宏这位有名的考古学家曾这样讲：“大家伙儿觉得三星堆有些青铜器模样奇怪，这其实是因为咱们眼界不够宽……到目前这阵子，还没啥新发现能超出咱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范围呢。”

不过，龟背网格器的发现真的挺让人震惊的，而且它是“独一份”。它上面的龙纹、玉器、丝绸还有龟甲这些元素，一看就是咱们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但奇怪的是，那时候的中原地区，愣是一个类似的玩意儿都没找到。

根据古老书籍《竹书纪年》的记录，大概在七十年春天的正月，皇上派了四位大臣去给虞舜传旨……就在这时，有匹龙马叼着个甲片出现了，这甲片红底绿纹，绕着祭坛走上来，吐出一幅《甲图》后就跑了。那甲片的样子像龟背，宽有九尺，图上装着白玉做的封面，红玉做的盒子，还用黄金涂了泥，青绳捆得紧紧的。

说起尧舜禅让那会儿，甲图的描绘跟考古挖出来的龟背网格器简直一模一样。就是说，古人觉得龟这东西特别神，能背着代表天意的《河图》《洛书》。那书上还写着以后帝王的姓名，就是说这些帝王是奉天命来管天下的。这事儿，咱们就叫它“龟甲预言图”。

那我们能不能猜一猜，这个东西或许就像后来传国玉玺那样，是用来进行权力交接的重要器物呢？

要是没猜错的话，这件祭祀用的器具肯定就那么一个，而且在商朝灭亡、周朝兴起的时候，被夏朝的后代带到了巴蜀地区。

到了2023年10月，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领头人黎海超，他又有了新的大发现。他说，他们通过X光技术，找到了龟背形网格状器是怎么焊接上的确凿证据。

焊接就是把两块分开的金属，通过加热到它们熔化，然后要么加压，要么加点金属进去，让这两块金属粘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把金属加热到软了，再想办法让它们连在一起。

商朝那会儿，做青铜器时，各个部件的连接方法主要是先分开铸造再拼在一起。就是先把器身和各个小零件分别浇铸好，然后再用另外一次铸造，通过像榫头、铆钉那样的方式，把小零件固定到大器身上。这样一来，器身和零件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整体。

焊接这种方法，就是把要连在一起的铸件，靠焊料和加热给粘一块儿。焊料要是容易化，这种就叫鑞焊，做法相对简单。要是焊料难化，那就是铜焊了，这手艺可就难多了。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软硬焊接的手艺，得等到春秋战国往后才有了。

不过，根据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测定，时间范围是在公元前1131年到公元前1012年之间。因为坑里没找到跟西周同时期的玩意儿，所以大致可以确定，这些东西是商朝末年的。

这说明了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制作时间，肯定早于西周。那它最早是什么时候做的呢？会不会真的像《竹书纪年》里说的那样，这个龟背形网格状器是尧舜时代打造的“传国宝器”？

说来也怪，到现在为止，在尧都陶寺和夏都二里头这两个遗址里挖出来的青铜器上，我们都没找到直接用焊接技术弄过的痕迹。

【所以，龟背形网格状器的焊接技术发现，或许印证了20年前美国学者的一句预言。】

2001年，成都那边搞了个考古专家聊天会，西雅图博物馆中国馆的头儿，那个美籍华人许杰，他说了个新想法：“说不定青铜器上用的焊接技术，是从三星堆文明那边传过来的。”这话一出，国内媒体都炸了，说他“太敢说了”。毕竟那时候，三星堆那儿的3到8号坑都还没挖出来呢，大家对三星堆的了解，也就停留在1986年挖的那1号、2号坑上。

现在看来，20年前那个挺大胆的猜测，好像真的要变成现实了。说白了，龟背形状的网格器不是尧舜禹那时候的东西，它是三星堆人做出来的。

【当然，证据不止这一处。】

龟背形状的网格器四个角上，都装了青铜做的龙头样式的把手。这些龙头的样子，跟三星堆遗址第三区挖出来的陶塑龙头特别像，都是那种“羊头龙”，就是说，在三星堆人眼里，龙的头跟羊的头长得差不多。

这个跟红山文化的那个“猪头龙”还有陶寺文化的“蛇形龙”都不一样。而且啊，二里头遗址挖出来的那个绿松石龙，它的头是方方的，也没有角，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大蒜瓣一样的龙鼻子，是用绿松石镶上去的。龙身子弯弯曲曲的，像波浪一样起伏，说到底，它的原型还是蛇。但这个龙的样子，跟龟背形网格器上的龙差别也挺大，它们可不是慢慢变过来的。

龙的形象存在巨大不同，这就足以证明，三星堆挖出来的那个龟背形状的网状东西，绝不可能是尧舜或者夏朝时候做的，然后再传到巴蜀地区的。它只能是三星堆本地的人做的，或者是他们改过的东西。

不过咱们前面已经聊过，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时间，最多也就到二里头文化的第二阶段。但奇怪的是，三星堆竟然弄出了和史书上说的尧舜禹禅让时用的“甲图”特别像的国宝。这事儿真让人琢磨，难道夏朝是在三星堆之后？还是说，三星堆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找的夏朝呢？

【三星堆无疑成了夏朝的一个Bug。】

《说文解字》里头讲：“羌，就是羊的种族。”而《史记索隐》里头又说：“羌，就是放羊的人。”假如大禹是从西羌那边起来的，那三星堆文明里头的龙，长着羊脑袋，这事儿也就说得通了。

肯定的是，考古地层学的道理是板上钉钉的，三星堆文化确实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可这就让人纳闷了，既然三星堆比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还要晚，那为啥三星堆会有二里头从来没见过的上古国宝“甲图”呢？这该怎么理解呢？

解开谜团的关键或许藏在夏遗民逃亡的轨迹里。根据历史记载，夏朝灭亡那会儿，“桀带着他的五百多人逃到了南巢”。南巢究竟在哪个位置，现在大家说法不一，但基本上都认为它在安徽这一带，就是当年大禹得天下时，涂山氏一族的地盘。

按常理来说，一个族群要是想逃跑，那他们最可能去的地方肯定是老家或者友军那里，很少有人会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跑，因为在那样的地方，死的可能性跟被敌人追上一样大。夏桀跑到南巢，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要是我们把“禹兴西羌”这句话看作是说夏朝的老祖宗原本是从巴蜀那边来的，那夏朝没了以后，好多夏朝的后代又跑回老家巴蜀去，这事儿就显得挺合逻辑了。

可能有人会纳闷，不是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就是二里头文化的二期嘛，而二里头文化也就代表了夏朝的中晚期。那三星堆文化要是比二里头还晚，它咋能是夏朝先民的地方呢？

说实在的，三星堆文化只不过是青铜时代的一个阶段，而在巴蜀这块地方，还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那就是宝墩文化，它和中原的龙山文化存在于同一个时期。这就让人想到了一种可能：宝墩文化那时候的人可能走出了巴蜀，参与了夏朝的建立。后来夏朝没了，那些夏朝的后代又回到了老家，跟已经在巴蜀呆了好多年的当地人一起，搞出了全新的三星堆青铜文化。

这种事儿在考古挖掘里头不算少见。就拿咱们都知道的陕北石峁文化来说吧，已经证实那是仰韶时代的人们跑到内蒙古，搞出了老虎山文化，后来又在龙山文化时候返回南边，参与了中原文明的建立。二里头文化的那个绿松石龙形器，在石峁遗址的城墙上都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因此，三星堆那股浓重的“夏朝味儿”，加上他们能运用全新的焊接技术打造出上古神话里的“国宝神器”，这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来源：小暖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