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角泰莎，一位深谙如何在法庭上“赢”的精英律师，在遭遇性侵后，从司法捍卫者变成系统暴力的受害者。她曾坚信法律能抵达真相，直到自己的证词在男性主导的法庭上被碾碎成“逻辑漏洞”——这一刻，她终于看清：法律披着中立的外衣，却以男性经验为唯一尺度；它要求受害者完美自证
主角泰莎，一位深谙如何在法庭上“赢”的精英律师，在遭遇性侵后，从司法捍卫者变成系统暴力的受害者。她曾坚信法律能抵达真相，直到自己的证词在男性主导的法庭上被碾碎成“逻辑漏洞”——这一刻，她终于看清：法律披着中立的外衣，却以男性经验为唯一尺度；它要求受害者完美自证，却纵容施暴者以“不知情”全身而退。
上野千鹤子用东方主义来比喻性别困境。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关于东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它是什么的幻想，无论人们知道了多少东方主义，对真正的“东方”还是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不过是西洋人头脑中的东方。东方主义就是让支配集团不去面对他者现实的装置。性别上的东方主义就是男人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在一个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的同情、对她们不幸身世的共情，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
我们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如此想象、理解受害者。当泰莎站在法庭中央，四周是清一色的深色西装与审视的目光，她对抗的不仅是施暴者，更是123年来未变的昆士兰州性同意法、是《看不见的女性》中那些“以男性为默认人类”的数据缺口、是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的“可信度偏见”。
《初步举证》，豆瓣9.5分，艾美奖得主朱迪·科默一人演绎，一场109分钟的独角宣言：强暴是社会性的谋杀。
作者：秦姝文编辑：oi
01 幸存者的觉醒：想象站在受害者的线内
——从“她们”到“我们”
电影由一场完美的胜利开始。剑桥大学毕业，成长为顶尖律师的泰莎，法庭上，她熟练运用法律漏洞，将原告的“矛盾陈述”转化为被告的无罪证据，游刃有余地取得胜利。她相信“法律下的真相”，法律与系统会做出正确的判决。
直到有一天，她遭遇了强奸。她相信的法律真理开始失效，这个志得意满的天才律师，开始被自己信奉的“法律真实”一步步击垮。
泰莎在做辩护律师时，曾多次作为性骚扰案性侵案的辩护律师，她相信她找到的逻辑漏洞，相信她辩护后原告的无罪判决。“你说你哭了，但为什么没有抓伤他？”、“你说他强迫你，但为什么第二天还回复他的短信？”但当她真正成为性侵案受害者时，她才理解了受害者的心理、反应、在法庭上做出的混乱证词、前后不一致、没有逻辑。才明白受害者的“不完美反应”，恰恰是暴力的证据——恐惧会让身体僵硬，羞耻会催生沉默，而创伤会撕裂记忆的逻辑。
苏珊·米勒在写完研究强奸文化的经典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后坦言，“关于强奸，我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反省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所尊敬的人拥护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的错综复杂足以迎合我追求戏剧性效果的癖好，所以并没意识到其反女性态度，也没意识到这种态度其实给了自己一种所需的安全感：强奸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恐惧成为受害者，没有会想象成为受害者，就算我（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成为性侵受害者，但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愿意相信它会发生。
河美娜在《我的痛苦有名字吗》中写下：“与其画上一条线，把自己和受害者区隔开来，我更希望他们能了解自己其实已经是站在线内的存在。我们要一起阅读苦痛与痛楚的叙事，讨论现在该如何分摊这些痛苦，我们必须创造的连结又该是什么样子。”
比起受害者，幸存者是她们认知自己，或许也是我们认知她们更恰当的称呼，但我想先尝试想象、接受作为受害者这种“弱”的处境，然后理解、成为“站在线内”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可能成为受害者才站在线内，而是因为受害者遭遇的一切本身是不正义的、不应当的。
02 法律的性别谎言：当“中立”成为暴力的帮凶
——法律是理性的，但谁在定义理性
当泰莎站在法庭上，绝望地发现律师席和法官席上全是男人，法官是男人，法官书记员是男人，辩护律师是男人，警察是男人，指导律师是男人，全都是男人。她是唯一一个女人。法庭空气里充满着这样一股信号：法律的中立，不过是男性视角的伪装。
法律似乎性别中立，却将男性经验普遍化为法律的依据，忽视女性的经验和真实感受。陪审团更倾向于相信男性被告的“认知错误”——“我以为她同意”，却要求女性受害者提供监控录像、伤痕鉴定等“完美证据”。女性的混乱陈述，会被视为“不可靠”，却无人提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会导致记忆碎片化——这恰是《初步举证》最尖锐的控诉：法律在惩罚受害者的心理创伤。
性本身隐含暴力和不平等。性同意有着双重标准，既要求女性证明我曾经说“不”，又支持男性的不知道对方在说“不”。在许多性侵中，你要么是完美的受害者，要么是骗子——没有中间选项。
“在这里，我要大声说出来，有关性侵的法律根基便是错误的。因为女性的受害经历与由男性主导制定的法律系统不符，所以我们得不到真相，我们缺失公允。法律是由一代又一代男性主宰制定的，在不久之前，这个法庭还不认为婚内未经同意的性爱是强奸，这个法庭还在忽视那些受虐的女性。”
《初步举证》剧照
正如戴锦华老师所说，泰莎身份的转变 “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性加害者，到一个制度性的受害者的对照，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对照，让我们看到整个文化的、价值的和制度体系自身的性别属性”。
《看不见的女性》一书指出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被视为普遍的；而女性的经验——尽管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却是小众的。不假思索地将人类几乎仅视为男性——性别数据缺口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例如本应指代人类物种的“人”(man)，实际上成了“男性”(males)的同义词。女性视角的缺席又进一步驱动了一种无意识的男性偏见，让男人把自己的观点与绝对真理相混淆。
这种性别数据缺口和性别偏见隐藏在各个领域中。细微琐碎日常如从普通身材的女性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的沉重大门，到大小刚好能卡住鞋跟的地砖缝，再到英国劳工联合会发现大多数个人防护装备，是根据欧美男性人口的身材和特征设计的。不只是尺码的问题，是胸部、臀部和大腿的不同的问题。防弹衣、防刺背心、反光安全背心和夹克的问题尤其明显，过于宽大的外套让女警官腹背受敌：防弹衣不仅无法恰当地保护她们，而且“让女警很难够到她们的枪、手铐和伸缩警棍”。《初步举证》中女法警便穿着不合身的大警服。
03 为了自己，也为了其他女性无法沉默
——我看到你的痛苦，我和你同在
在泰莎的呐喊中，我想象着和她的对话，为什么她如此明确地知道她会败诉却仍然选择起诉？
她说：“我的身体里还住着这样一个女孩，她曾不断奋斗，只为得到赏识。看看你左边的人，看看你右边的人，谁会失败呢？她很勇敢，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我或许会失去她。”
影片中最打动我的是女性之间缔结的联结和理解。母亲是最重要最坚固的情感支撑。在女儿作为律师赢得诉讼后准备礼物表达骄傲，在性侵发生后几个小时之内出现在她面前拥抱她告诉她“你回去工作，别让这毁了你辛苦得来的一切，这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法庭上站在母亲身边的女法警也一直默默给她传递力量。女性同盟在用“我看到你的痛苦，我和你同在”的暗语，构筑对抗暴力的无形长城。
她再次想起也懂得了曾经站在她面前的被告詹娜的话“我告他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我也不想待在这里，我只是不想让其他女人再受到这个男人的伤害”。她想起了所有在她之前走进这个法庭的女性，所有之后即将踏入这里的女性，她接过了女性共同体赋予她的责任。
《初步举证》剧照
现实中无数女孩也为了不想再看到更多人遭受同样的伤害，决定曝光，决定让对方得到法律的制裁，更多女孩因为看到在前面发声的女孩，而选择一起站了出来。
在另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里，2017年，成为法官助理的布里·李在打电话报案前，想起了她在法庭上见过的所有女性与儿童的面庞，她看到过她们哭泣。 这个经手过堆积如山的性侵案卷宗的法律人，决定脱下法袍，作为曾被猥亵的女孩站在法庭的另一边时，她想着“某个地方会不会也有另一个年轻女性正在等待这样的时刻？肯定有的”。她想要告诉她们她非常敬佩她们，她们很坚强。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公平的对待。支持她撑过接下来两年的是脑海中塞缪尔（侵犯她的人）说过的一句话：“你不是唯一一个”。她不是唯一一个被对方侵犯过的女孩，但有可能是第一个打出这个电话的女孩，但还有其他女孩——不止一个女孩，她想到“她”。“她”的面容是她在法庭上见过的所有女孩与女人面孔的合成体。“她就在那里，就在某个地方。她就是我要去守护的人。我下定决心，为了那个她，我一定要在侵犯我的人的记录上留下些什么——无论她是谁，又身在何处。这样一来，当她终于决定站出来时，人们就会相信她的话。”
布里·李作品《蛋壳头骨》
如果保持沉默，女性的血泪就会持续下去。每一个女性都在用不同于男性的语言，表达自己作为女性的经历。“正是因为有这样宝贵的女性话语在我们面前，它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血与肉。语言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发明的，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借用到它。当你从前人手中接过它以后，才能逐渐将它变成你自己的血与肉。”接过了上野千鹤子老师这段话的我也把它传递下去。
04 改变必须发生
——当一个人发声，她是孤岛；当千万人呐喊，大陆升起
布里·李在报案后，在心里计算自己认识的女性中有多少曾遭到侵犯。“我的每个圈子中都有好几个这样的女性，却几乎没有人因为这种经历报过警。我感觉自己正在她们的支撑下从一大群沉默不语的受害者中升起，却也能感受到肩头正扛着她们所有人的重量。也许如果我足够坚强，她们就会知道，在重温受害经历的过程中幸存下来是有可能的。要是塞缪尔出庭受审后被无罪释放，将会向我身边的所有女性释放一个信号——如同池塘里激起的涟漪——肯定她们心中的看法：没人会相信她们，正义不属于她们。但要是我赢了会怎样？我能告诉多少女性？我能用多大的声音宣告我的胜利？在澳大利亚，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会去报警。要是我们全都站出来呢？”
《一个星期四》剧照
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特殊，所有遭受侵犯的人的恐惧痛苦都是相通的，而所有侵犯他人的人的借口也如出一辙，没有一句原创。当你看到他的脸，你会认为他就是个普通男人，如果能判定一个“普通男人”的侵犯有罪，他们会意识到他们的言行是会产生后果的。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蛋壳头骨》出版后，上千位读者给她写信，她们决定勇敢面对侵害，发起反击！她积极参与完善了昆士兰州性同意法，使性侵犯者不再能以“事实认识错误”（法律概念，指行为人的认识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一致）为借口逃避法律制裁，改变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123年以来的定法历史。
#MeToo浪潮后，许多国家对法律进行修订，废除“抵抗要件”（要求受害者必须通过身体上的明显反抗，如挣扎、呼救、伤痕等来证明其不同意发生性行为），采用“肯定同意”“积极同意”标准，要求性行为必须基于双方积极同意，受害者无需证明自己反抗，只要未明确同意即构成性侵。并将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减少对受害者证词的过度依赖，承认受害者的矛盾陈述可能源于创伤而非谎言。欧盟要求成员国设立专门法庭处理性别暴力案件，禁止质询受害者性史。
“782天”是发声之难，泰莎准备、等待、奋战了782天才站到了最终的法庭上。
“三分之一”是受害的普遍性。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左边，看看我们的右边，我们三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受害者。
《初步举证》剧照
泰莎的困境是所有女性的困境，发声或许是一种疼痛的生存。但发出声音和尝试描述本身，就是正视的开始，改变的开始。女性必须把自身的经历诉诸世界，诉诸历史。我们的经历会变成历史的一部分。
性暴力的终结，从不是施暴者的悔悟，而是女性将私人的耻辱锻造成公共的剑。改变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每一个人的声音——无论性别。如果你是立法者：推动“性别影响评估”，让每一条法律回答“这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普通人：拒绝追问“她为什么晚上出门”，转而质问“他为什么觉得可以侵犯”；如果你是幸存者：你的发声会被历史收藏，你的沉默也会被尊重，不要苛责自己，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我看到你的痛苦，我和你同在”的暗语。
青年志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供了“性别暴力事件助人指南”，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移步看看更多行动起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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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志Youth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