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另一边北京燕南园63号，马寅初的住所，此刻被人群包围。愤怒的师生聚集在石阶上，手举着大幅标语，高喊着“人多力量大”的口号，甚至有人直接称马寅初为“马尔萨斯主义的幽灵”。

1953年6月，马寅初看着浙江二十多个村镇的生育数据，推算出结论：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将突破26亿。

结论后来成为了《新人口论》的核心内容，但当时他怎能预料，报告将为四年后的中国带来巨大的风波。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人口问题”的讨论迅速传遍了整个北大。

另一边北京燕南园63号，马寅初的住所，此刻被人群包围。愤怒的师生聚集在石阶上，手举着大幅标语，高喊着“人多力量大”的口号，甚至有人直接称马寅初为“马尔萨斯主义的幽灵”。

他并未开口辩解，而是一步步走向办公桌，取出一份1930年代在耶鲁大学撰写的旧文稿。

回顾1916年的那个年头，作为杰出的留学生，马寅初彼时师从美国经济学界泰斗塞利格曼，得以接触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

他时常在空闲时奔赴纽约工人区调研，研究当地因为人口增长导致的贫民聚居问题。然而多年之后，基于理性的推论却成为了公众批判的靶子。

他并非没有想到可能遭受的阻力，但眼前局面的激烈程度超乎了他的意料。

他曾花费无数精力，将全国各地的实地调查编撰成文字，他从未怀疑，理性是可以为社会决策提供启示的。

然而，当时社会对“人口论”的敏感却让他猝不及防。

中国正处在经济复苏的节点，“人多力量大”“用劳动创造世界”等口号深入人心，破除这些观念，显然没有他设想中那么简单。

时间转眼到了1970年，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当数据被汇总到报表上的那一刻，许多人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人口总数突破了8亿！

河南信阳的一个普通生产队，曾经是1958年有名的“红旗公社”。当年这个公社的田地上，亩产万斤粮的红旗曾迎风飘扬。

到1970年，景象却彻底改变了。当初丰收的田野带来的喜悦，如今已成遥远的回忆。

十年前生产队人少地多，每天劳作还能换回温饱，而现在人口是原来的两倍，分到的耕地却几乎没增加多少。

马寅初曾在《新人口论》中警告过：“人口每增加一人，需要增加四分的耕地。”

事实远比理论更加残酷。信阳这样的耕地区域，人均耕地早已不足一亩，粮食配额也从一天一斤缩减到六两。

据一些口粮供销员回忆，每到分配粮食的日子，村里的壮汉们便集中到仓库，站在队长面前争相诉苦。

有人连连比划家中饿瘦的孩子，哀求多分一斤食物；有人则低声抱怨土地愈发贫瘠。

而这样的局面，在全国各地绝非孤例。

粮食的生产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土地的资源被反复榨取，人民的生活水平徘徊在温饱线边缘。

或许，这些正在发生的一切，正如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到的那样，是自然规律对不受控制的增长的警告。

197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室内，由全国多名学者和领导组成的研讨小组正就一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如何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数据来自全国上下多个地区，图表上曲线不断上升、几近垂直。

一场人口“风暴”已全面显现，它不仅威胁到了粮食、就业等民生问题。

于是1979年，中国政府正式通过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议。三年后，计划生育的理念直接被写入中国宪法。

政策的推行，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内独特的人口控制实践。

与此同时，已经年过九旬的马寅初躺在北京医院的一间特护病房内。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通知家属尽量避免患者过多思考，但马寅初却坚持每天听广播新闻。

假设历史真的走向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假设马寅初从未提出《新人口论》，而中国也没有实施计划生育，那么如今的中国或许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想象并非凭空构建，而是基于历史数据的推测。

在1953年，中国完成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年的数据揭示，年人口增长率为22‰，这意味着每年新增约2000万左右的人口。

倘若这一增长速度持续不变，那么到了2025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突破16亿，而这将对社会方方面面造成难以预估的冲击。

我们不妨将目光拉回到河南周口的农村。自古以来河南以农业著称，但在人口持续膨胀的背景下，耕地资源早已不堪重负。

根据推算，到2025年，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将锐减至0.6亩，也就是不到四张乒乓球桌的大小。这样的土地面积，显然不足以支撑一户农民家庭的基本生计。

彼时的种植方式依旧以单产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为主，没有足够的科技支撑，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需求。

想象一个普通农家的生活情景：一个五口之家，承包的那块土地瘦瘦窄窄，土地上种满了小麦和玉米，却因为连年种植和缺乏休耕，土壤变得越来越贫瘠。主妇蹲在厨房门口，用石磨辛苦地将微薄的小麦碾成粉，而一旁的孩子们因为饥饿而对餐桌发呆。

家里的长者不止一次感叹“人再多，地没长”。父亲则不断思索着能否去城市找一份工作，但城市里的就业早已人满为患，他连谋个修路的临时职位都要托亲戚找人搭关系。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粮食的短缺已是生活的常态。

现象并非河南一地独有，而是整个中国农村可能出现的普遍景象。如果全国不同地区都面临类似的局面，那么粮食安全问题将对国家产生撼动性的后果。

中国的粮食产量或许无法满足基本需求，进口就会成为必然。

可是，长期依赖国际市场购买粮食，将使中国的经济稳定性面临更大的挑战。

设想一下，如果国际粮价因为气候问题、地缘冲突或经济波动而大幅上涨，那么16亿甚至更多人口的粮食供应将面临怎样的危机？甚至可能引发阶层矛盾、社会动荡。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

20世纪初期，作为留学生的马寅初在美国观察到欧洲移民潮的涌入，特别是纽约埃利斯岛，在那里，穷困潦倒的移民聚集成群，他们手忙脚乱地谋生，为吃上一口饱饭而争夺工作机会。

马寅初根据这些亲身观察，结合经济学原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当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和资源的承载极限时，人口迁徙将会成为缓解国内资源压力的出口。

如果没有对中国人口增长进行有效控制，那么在耕地、资源耗尽之际，中国的劳动力可能会以更大规模溢出。

参照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提到的“人口外溢效应”，可以想象大批中国劳工跨境输出的景象。

隐性失业的群体可能会构成新的移民潮，并由此改变全球的人口格局。

同时，这种“人口过剩”的输出或许会引发全球产业分布、劳动力市场的重新调整，甚至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冲突。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近年来已经派出了大量的工程师、建设者参与沿线国家的项目，但假如没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或许这些团队中将不仅仅是高技术的设计师和专家，而是更多的普通体力劳动者。

如此规模的劳动力输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但负责承接的国家也会面临新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那些本身就贫困落后的地区，突然迎来大量外来人口，无疑会加剧其内部矛盾和经济负担。

历史无法逆转，但马寅初的理论却似乎置身于时间轴的两端。

他早年的思考为中国指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困境，也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理论已然成为探讨全球人口流动、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

参考资料：郑晓瑛,左学金,顾宝昌,彭希哲,解振明,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纪念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J].人口与发展,2012

来源：盛苍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