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6年冬，柳青出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贫寒的农家。幼年时，他体弱多病，频繁的咳嗽与咯血伴随整个童年，乡间缺医少药的环境让肺病根深蒂固，却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求学期间，他常裹着厚棉袄在油灯下读书，咳嗽声与翻书声交织，病痛未能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
1916年冬，柳青出生于陕西吴堡县一个贫寒的农家。幼年时，他体弱多病，频繁的咳嗽与咯血伴随整个童年，乡间缺医少药的环境让肺病根深蒂固，却也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求学期间，他常裹着厚棉袄在油灯下读书，咳嗽声与翻书声交织，病痛未能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
14岁时，柳青考入榆林中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图书馆接触到英文版《莎士比亚戏剧集》，晦涩的异国文字竟让他痴迷。他逐字誊抄剧本，用蹩脚的发音模仿对白，逐渐领悟到文学的力量。17岁，他写下第一首白话诗，将陕北高原的苍凉与少年的孤独倾注笔端，文学理想如星火般点燃。
1935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彼时已是共青团员的柳青，秘密组织同学成立“读书会”，油印传单、宣讲救国思想。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白天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夜晚在窑洞中编写抗日宣传册，油墨染黑了指甲，却照亮了信仰之路。1938年春，他背着装满手稿的布包，徒步穿越封锁线奔赴延安，旧棉袍下藏着药罐与《共产党宣言》，身影融入黄土高原的晨雾中。
1938年5月，22岁的柳青背着行军囊穿越黄土沟壑抵达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第一期学员。在山西抗日前线，他白天组织群众转移物资，夜晚伏在煤油灯下撰写战地通讯，油墨未干的《吕梁民兵》手稿常与步枪并置在炕头。
1945年冬，柳青在行军途中完成首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初稿。为还原合作社运动细节，他徒步走访23个村庄，记录下200余位农民的方言俚语。1947年沙家店战役期间，他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目睹担架队员用门板运送伤员，炊事员冒炮火送烙饼的场景，这些画面被镌刻进《铜墙铁壁》的硝烟叙事中。
1951年访苏期间，托尔斯泰庄园的秋日午后令他震撼：老式书桌对着牧场，羊群在窗外交错成流动的注脚。这让他想起大连大众书店的二层阁楼——1948年在那里闭关写作时，海风裹挟着解放战争的捷报拍打纱窗，钢笔与枪炮声在稿纸上达成奇妙的和解。次年春，他在终南山脚选定王曲乡，背着铺盖住进饲养室，木箱里装着未完成的《创业史》提纲和托尔斯泰的俄文日记抄本。
1952年5月，柳青挎着褪色帆布包走出西安火车站，青布鞋沾满陇海铁路沿线的黄土。他婉拒了北京文学研究所的调令，用钢笔在日记本写下：“作家要像种子，须落进泥土才能发芽”。为寻找创作根据地，他走遍关中平原十三县，最终驻足长安县王曲乡——这里既有终南山的苍翠剪影，又有潏河两岸连片的麦田，恰是观察合作化运动的天然窗口。
他将家安在皇甫村一座破败的祠堂，用木板隔出书房，窗台上总放着两件东西：沾着麦芒的笔记本，和俄文版《安娜·卡列尼娜》。每天清晨随社员下地，他学会用陕西方言记录农谚：“四月八，冻死黑豆荚”——这些鲜活口语后来化作《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台词。1956年夏收时节，他连续三夜蹲守打麦场，看着月光将扬场的农民剪影投射在谷堆上，突然扔下草帽冲回书桌，写下“改霞望着生宝的背影”的经典段落。
柳青案头永远摊着两本册子：红皮笔记本记录合作社会议纪要，黄草纸本誊抄着《诗经》里的农事诗篇。清晨随社员下地，他总揣着铅笔头，见老农蹲田埂抽旱烟说古经，便摸出纸片速记方言土语——“麦黄一晌，蚕老一时”这类农谚，后来都成了《创业史》里梁三老汉的鲜活台词。
为保持作家视角，他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挂虚职、不领奖状、不坐主席台。1955年合作社成立大会，县里要给他“名誉主任”头衔，他摆手笑道：“戴了官帽，笔杆子就画不出庄稼汉的脊梁了。”
1960年麦收季，省里要评他当“五好社员”，他连夜写信推辞：“作家若成了劳模，便再看不见劳模眼角的皱纹。”这话后来化作《创业史》题记——“作家要像秤砣，沉在生活最深处，却始终保持衡量者的清醒”。
柳青的《创业史》创作计划以四部曲的宏大框架，全景式展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历程。其创作构想历经两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创业史》第一部完成（1960年），核心聚焦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渐进变革；第二阶段则始于1960年七八月间，虽未完全落地，但透露出柳青对时代浪潮的持续思考。
据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说明”披露，四部曲的脉络清晰：互助组奠基—合作社发展—合作化高潮—人民公社建立，旨在通过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与心理变迁的描摹，映射中国农村的深刻转型。
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底色源于柳青对生活的深度沉浸。这种“泥土里长出的写作”让小说情节与人物充满真实肌理。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是当地朴实勤恳的农民，但柳青并未照搬现实，而是赋予其理想化特质：识字、有觉悟、兼具实干与远见，以此塑造社会主义“新英雄”的典型形象。
创作过程中，柳青尤其注重对“人的书写”。他通过梁生宝的成长轨迹，串联起互助组组建、合作社矛盾、阶级关系重构等关键事件，将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交织。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既呈现了合作化运动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农民群体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觉醒。正如柳青所言，文学应“在生活中完成对生活的提炼”，《创业史》的创作实践恰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扎根现实，却不止于记录；提炼生活，终成时代史诗。
1978年，柳青在弥留之际仍坚持伏案修改《创业史》第二部手稿。这部以渭河平原为背景的鸿篇巨制，最终仅以残稿形式面世——原计划四部曲中，第三部合作化高潮仅存提纲，第四部公社建立更是仅余片纸。
病榻上的柳青常与长女刘可风彻夜长谈，反复拷问：“我写下的梁生宝，到底有没有写出农民真实的灵魂？”这种自省延续至他临终前三天写下的《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文中直言：“我们这代人最大的悲剧，是用理想遮蔽了真实的人性。”
作为新中国最早深入生活的作家，柳青在陕西皇甫村扎根14年，曾亲自参与合作社分红争议调解，目睹过农民为多分半斤麦种掀翻账本。这些鲜活经历让他晚年在重读《资治通鉴》时猛然惊觉：“我歌颂的新事物里，藏着多少历史轮回的影子？” 病重期间，他要听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时苦笑：“合作社里的争吵，两千年前早有答案。”
尽管《创业史》未能完稿，但柳青留下的20万字创作笔记中，既有对“浮夸风”的尖锐批注，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刻剖析。这些文字跳脱出特定时代的颂歌框架，展现出作家对历史规律与人性本质的双重叩问，恰似未完成的史诗残卷，为当代中国文学留下了充满张力的思想坐标。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