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北风刮得人直哆嗦,我和其他十几个知青被塞进了开往云南的绿皮火车。
山花落棋
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北风刮得人直哆嗦,我和其他十几个知青被塞进了开往云南的绿皮火车。
火车晃晃悠悠走了六天六夜,我的屁股都坐麻了。
窗外的风景从北方的荒芜逐渐变成了南方的葱郁,心里头那点不情愿也慢慢被好奇取代。
我叫李铮,二十二岁,北京知青,脾气倔,心眼实,最拿手的本事是下象棋。
当年在北京,我可是中学象棋社的小霸王,拿过不少区里市里的比赛奖状。
那会儿总想着毕业能进体工队,谁知道半路杀出个文化大革命,所有计划都得靠边站。
到了目的地,知青办的老余头把我们分到各个村子,我被安排去了一个叫"山花坡"的彝族村子。
老余头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跟着老乡学,能吃苦就行。"
我点点头,心想:还能咋地,都来了,不好好干还能干啥?
村支书姓杨,是个精瘦的老彝族,满脸的皱纹像是山间的沟壑,笑起来却让人感到异常温暖。
他带我去看住处,是个半山腰上的茅草房,和另外三个知青挤一块儿。
屋里黑洞洞的,几张木板拼的床,一个土灶台,就这么点家当。
晚上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和山风,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天高皇帝远"。
第二天天不亮,鸡叫头遍,就被拉去地里干活。
这一干就是大半年,整天和锄头打交道,和泥巴作伴,累得腰酸背痛,手上全是血泡。
茧子磨破了又长,长了又磨破,反反复复,手掌变得像老树皮一样粗糙。
说实话,下乡前我哪干过这个,身娇肉贵的北京小伙子,差点没被这山沟沟里的苦日子给折腾死。
开始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常常偷偷抹眼泪,想家,想北京的胡同,想妈妈做的炸酱面。
那会儿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收到家里的信,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也能让我高兴半天。
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人啊,其实挺奇怪的,再难熬的日子只要过久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村里人淳朴,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老支书常常在地头给我们讲彝族的故事,讲山里人的生活,有滋有味的,听着听着,心里的那点抵触也就消了。
只是一到下雨天,没活干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掏出随身带的小棋盘,一个人摆棋自娱。
有时候,其他知青也会陪我下上几盘,但他们水平一般,赢多了也没意思。
就这么又过了小半年,到了冬天,村里要过彝族年。
支书非拉着我们几个知青去凑热闹,说是要让我们感受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
那天晚上,村口的空地上架起了一堆篝火,火苗蹿得老高,把整个山坳都映亮了。
彝族小伙子围着火堆又唱又跳,喝着自酿的烧酒,脸涨得通红。
我正站在一旁看热闹,忽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姑娘。
她身着彝族传统服装,五彩缤纷的,头上戴着银饰,在火光映照下闪闪发亮。
最让人忘不了的是她那双眼睛,黑白分明,比篝火还要亮。
"那是阿依,山那边小学的老师,回来过年的。"老支书在我耳边解释道。
我点点头,目光却移不开。
不是因为她多漂亮,而是她身上那股子劲儿,倔强中带着灵动,让我想起北京胡同里那些不肯服输的姑娘。
晚会结束后,我正要和其他知青一起回住处,却被阿依叫住了。
"听说你会下象棋?"她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问我。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她从哪听说的,点了点头:"会一点。"
"改天到学校里走走,我们下盘棋。"她笑着说完,转身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和篝火的余温。
回去的路上,老支书告诉我,阿依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的姑娘,现在回来当了山那边小学唯一的女教师,还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象棋高手。
"棋是她爷爷教的,那老人家在县里可是有名的。"支书脸上满是骄傲。
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山旮旯里还有这样的棋手?真有这么邪乎?
第二个月的一天,天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上山砍柴回来,被浇成了落汤鸡,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头发贴在脸上,雨水顺着脖子往衣服里灌。
路过山那边的小学校舍,我想着避避雨,就推门进去了。
没想到阿依正教几个彝族孩子下棋。
屋子不大,四四方方的,泥巴糊的墙,几扇小窗户透着昏暗的光,几张破旧的课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一副残旧的象棋。
"是北京来的知青同志啊,快进来避雨。"阿依看见我,笑着招呼。
我搓着冰凉的手,走进教室,身上的水滴滴答答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小滩。
屋里生着一个小火炉,暖烘烘的,让人舒服。
几个孩子好奇地盯着我看,阿依说了几句彝语,孩子们就笑嘻嘻地跑出去了,路过我身边时还忍不住回头多看几眼。
"要不要下一盘?"她指着棋盘问。
我看了眼窗外的大雨,点点头:"求之不得。"
"那咱们加点彩头如何?"阿依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赢的人可以向输的人提一个请求。"
我心想,好歹我在北京也是下过市级比赛的,这小山村的姑娘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去?来都来了,还怕她不成?
"行啊,我接受。"我坐下来,对面就是阿依。
她执红先行,走的是中炮开局,我则以仙人指路应对。
一开始我还有些轻敌,可下着下着,我额头上的汗珠就沁出来了。
阿依的棋路古朴中带着灵活,不按常理出牌,几步之后便把我的马给闷住了。
她的手指修长,拿棋子的姿势很好看,每走一步都胸有成竹,好像早就在脑子里推演过千百遍。
眼看一个车要被吃掉,我咬咬牙,用了个缓兵之计,暂时保住了局面。
教室外头,不知何时围了一圈村民,扒着窗户看我俩对弈,谁也不说话,生怕打扰了我们。
雨水顺着茅草屋顶滴滴答答往下淌,我的心也跟着一紧一松。
一个小时后,局面胶着,忽然我看到一个机会,借着一招险棋,硬是扳回了局面,最后将死了她的老将。
"我输了。"阿依爽快地认输,脸上看不出半点遗憾,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周围的村民发出了惋惜声,然后三三两两散去,议论纷纷,有人还用彝语说着什么,不时看我一眼,表情复杂。
"你要提什么请求?"她问,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山间的星子。
我想了想,不知为何,脑海里浮现出篝火晚会上她唱的那首彝族民歌,悠扬婉转,让人难忘。
"听说你会彝族的民歌,教我几首吧。"我说。
阿依眨了眨眼,笑道:"好啊,每周三下午,你来学校找我。"
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彝族民歌课"。
生产队安排的活干完后,我就顶着烈日或是冒着小雨,翻过一座小山包,去阿依的学校。
有时候赶上下大雨,山路泥泞,我滑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滑倒,裤子上满是泥巴,可心里却高兴得很,因为知道山那边有人等着我。
阿依教我唱《阿妹在家等哥哥》、《赶马调》、《打谷歌》这些山里的歌谣,我则教她下棋的一些技巧。
虽然她输了那一盘,但我心里清楚,她的棋艺绝不在我之下,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还精通。
有时候下午没课,我们就坐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坡上,望着远处起伏的群山发呆。
阿依会给我讲彝族的传说,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讲她爷爷如何教她下棋,眼里满是怀念。
她说她爷爷去世前嘱咐她好好教书,把知识传给山里的孩子,让他们将来走出大山。
我给她讲北京的胡同,讲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讲什刹海的冰场,她听得入神,好像也在那儿一样。
春去秋来,一晃眼就是一年。
我已经能用蹩脚的彝语跟村民打招呼了,也跟阿依成了不错的朋友。
生产队的劳动之余,唯一的乐趣就是去小学看她教书,一起下下棋,聊聊天。
奇怪的是,自第一次之后,我们再没正式比过棋,总是讲讲棋理就结束了,好像那次的胜负已经足够似的。
那年深秋的一天,我上山砍柴,走到一处从未去过的山坳。
野草半人高,脚底踩着厚厚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阿依背着个竹篓,鬼鬼祟祟地钻进一个隐蔽的山洞。
这地方偏僻得很,连村里的猎人都很少来,她进洞干啥?
我心里直犯嘀咕,莫非这姑娘有什么秘密?
等她走远后,出于好奇,我悄悄跟了过去。
洞口被茂密的藤蔓遮挡着,要不是亲眼看见阿依进去,打死我也想不到这儿还有个洞。
洞不深,里面却收拾得挺整齐,一张木板拼的床,一张小桌子,角落里还有个简易的灶台,正点着一盏煤油灯。
最令我震惊的是,床上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满头白发,脸色蜡黄,双腿看起来不能动弹。
"谁?"老人虚弱地问,眼神警惕。
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会被发现,赶紧解释自己是下乡知青,只是碰巧路过。
老人盯着我看了半天,眼神锐利,像是要看穿我的心思。
"你是北京来的小李吧?阿依提起过你。"老人慢慢放松下来,"既然来了,就坐下说说话吧,好久没见过新面孔了。"
我有些忐忑地在床边坐下,老人的目光让我感到不安。
他叫马老,是县文化馆的原馆长,六十年代初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开始后,因为坚持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他本该去农场劳改,但在押送途中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反倒没人管他了。
阿依的爷爷是他的老朋友,偷偷把他藏在这个山洞里,每天送饭送水。
阿依爷爷去世后,阿依就接手照顾他,一干就是好几年。
"那姑娘就像天使一样,要不是她,我早就没命了。"老人眼里含着泪光,声音颤抖。
我坐在山洞里,听老人讲他年轻时在北大求学的日子,讲他如何爱上彝族的民间文化,又如何走遍深山老林收集各种民间传说和歌谣。
"阿依唱给你听的那些歌,有一半是我整理出来的。"老人骄傲地说。
"下棋,也是我教阿依的。"老人微微一笑,"那丫头聪明,一点就透,十五岁就能跟我下个平手了。"
我心里一动:"那您下棋......"
"勉强能跟你杀个平手吧。"老人眼中闪过一丝狡黠,"阿依说你棋下得不错,回头有机会咱们对弈一盘。"
傍晚,阿依提着篮子回来了,看见我坐在洞里,惊得差点摔了篮子。
"你怎么在这儿?"她紧张地问,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看了眼马老,理解了她的担忧:"别怕,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阿依这才松了口气,把篮子里的饭菜拿出来,一边给马老盛饭,一边解释:"你没告诉别人吧?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摇摇头:"就我一个。"
离开山洞时,已是华灯初上。
山路上,星星缀满了夜空,远处山村的灯火像是坠落的星辰,点点闪烁。
阿依终于道出实情。
"马老不只是教我下棋,他还教我文化知识,教我怎么教书,我的很多教学方法都是跟他学的。"阿依轻声说,"我每天偷偷带点吃的给他,陪他说说话,听他讲故事。"
我心里又敬佩又心疼这个倔强的姑娘。
十七八岁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却要背负这么重的担子。
"为啥不多找几个人帮忙?"我问。
阿依停下脚步,看着远处的山影:"知道的人越多,风险越大,马老的命就越危险。"
我点点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你为啥找我下棋?为啥告诉我这些事?"
阿依低下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因为我需要帮手,马老的身体越来越差了,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我一下子明白了:"所以你故意让我赢那盘棋?"
阿依抬起头,月光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谁告诉你我是故意的?也许我那天状态不好呢。"
但我心里清楚,她八成是放水了。
她和马老下了那么多年棋,马老又是县里有名的棋手,她怎么可能会输给我?
从那天起,我成了马老的另一个秘密守护者。
阿依负责白天,我则尽量在晚上下工后去陪陪老人,帮着打水,带些药品和吃的。
起初,队里有人看我总往山那边跑,还以为我跟阿依好上了,背地里议论纷纷。
有个女知青酸溜溜地问我:"李铮,你这是看上人家彝族姑娘了?可别到时候回不了城啊。"
我假装没听懂,只说是去学彝族民歌。
马老精神好的时候,会讲他年轻时走遍彝区收集民间故事的见闻,还教我下棋的精髓。
有一次,他摆了个残局,让我破解,我想了大半天也没想出来,最后他笑着给我点拨,我这才恍然大悟。
"棋如人生啊,小李。"马老经常这么说,"看似是你在走棋,其实是棋在走你呢。"
我点点头,似懂非懂。
山里的冬天来得特别快,一场大雪过后,气温骤降,通往山洞的路更难走了。
那天我顶着风雪去看马老,手脚都冻得没知觉了,牙齿直打颤。
一进洞就看到马老高烧不退,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嘴里呓语不断。
阿依已经在那儿了,满脸泪水,手足无措。
"得送医院。"我当机立断,虽然知道这意味着马老的身份会暴露,但人命关天啊。
"可是..."阿依犹豫着,眼里满是挣扎,"万一被人发现,马老会有危险的。"
"救命要紧!"我打断她,"再不送医院,老人家可能就没命了!"
阿依咬了咬嘴唇,终于点头:"那就送吧,但得想个法子。"
我们用一块门板做担架,把马老抬出山洞,踩着膝盖深的雪往村里走。
那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长的一段路。
雪地反光刺得眼睛生疼,手脚冻得没了知觉,可我们谁也不敢停下,因为知道老人的命就捏在我们手里。
老支书看见我们从山里出来,愣了一下,二话不说就让我们把马老抬进了他家。
"我去喊村里的赤脚医生来。"支书急匆匆地出门了。
等医生来了,一番检查后,说是肺炎,得赶紧打针吃药,还有脱水症状,得打点滴补充水分。
阿依和我守在马老床前,一整夜不敢合眼,生怕老人有个三长两短。
老支书坐在一旁抽旱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火塘,不知在想些什么。
天亮时,马老的烧终于退了,睁开眼睛,看到我和阿依,微微笑了笑,然后又睡着了。
支书把我和阿依叫到外屋,沉重地说:"有些事,瞒不了多久了。"
他告诉我们,县里最近在"清查漏网右派",已经有人举报说山里藏着马老。
几个干部已经来村里打听过,虽然被支书以"最近村里没有外人"搪塞过去,但迟早会被发现。
"我托了县医院的老朋友,等马老好些,送他去医院,就说是我的远房亲戚。"支书吐出一口烟圈,"但这事儿得快,不然被那些人知道了,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三天后,马老的病情稳定了些,我们连夜用牛车把他送到了县医院。
临走时,马老拉着我和阿依的手:"谢谢你们,我这条老命是捡回来的。"
我鼻子一酸:"您老别这么说,您教我的棋艺,我还没学透呢。"
马老笑了:"记住,下棋如做人,不走绝路,不贪便宜,步步为营,方能致远。"
阿依跟着村支书留在县城照顾马老,我则回村继续劳动,免得引起怀疑。
村里人问起马老,我就说是支书的远房亲戚,从省城来探亲,病倒了。
一个月后,阿依回来了,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
她告诉我马老转危为安,县里的风声也过去了。
支书托了关系,给马老办了个假身份证,安排在县医院疗养。
那天晚上,我和阿依在学校的教室里又下了一盘棋。
这次我全力以赴,招招严谨,却还是输了。
输得干脆,输得心服口服。
"你之前是放水了吧?"我问,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原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阿依低着头摆棋子:"马老说过,有时候,输才是最大的赢。"
我恍然大悟:"所以你故意输给我,就是为了让我帮忙照顾马老?"
阿依抬起头,眼里满是诚恳:"我看人很准的,李铮,你是个好人,会帮我的。我相信你不会告发马老。"
我哭笑不得:"你这不是耍赖吗?"
阿依眨眨眼:"不是耍赖,是下了一盘更大的棋。有些时候,看起来是输了,其实是赢了;看起来是赢了,说不定是输了。"
我们相视而笑,窗外,是如水的月光和满山的桂花香。
从那以后,我和阿依经常一起去县城看马老。
马老的身体慢慢好转,能坐起来看书了,有时还指导我们下棋。
他给阿依出了很多教学上的点子,讲彝族历史和文化,我在一旁听得入迷。
有一次,马老给我们讲起《易经》中的"否极泰来"。
"就像你们救了我一样,天地否极必然泰来,这是宇宙的规律啊。"老人微笑着说,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他说自己并不恨那些迫害他的人,因为那只是一时的糊涂。
"真理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小李,你要相信这一点。"马老拍着我的手说。
七七年冬天,一个大喜讯传来——文革结束了,马老被平反了!
他恢复了文化馆馆长的职务,虽然身体还是不太好,但精神矍铄了许多。
阿依高兴得直跳,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我在云南的见闻,讲起了马老的故事,讲起了阿依教我唱彝族民歌的事。
妈妈在回信中说,希望我早日回北京,她和爸爸都很想我,但也为我在云南的经历感到骄傲。
七八年初,知青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我接到通知,三月底要回北京。
临行前,我再次去了县城,跟马老告别。
老人握着我的手:"小李啊,下棋是小事,做人是大事。这山里的日子,是你人生的一笔财富,比那些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值钱多了。"
我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不出话来。
最后一晚,我和阿依在学校里又下了最后一盘棋。
这一次,我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却还是输了。
"你赢了,说个请求吧。"我苦笑着说,心里却有些释然,输给这样的对手,并不丢人。
阿依认真地看着我,棋盘上的光影映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柔和:"别忘了这片山水,别忘了山里的人,别忘了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切。"
我点点头:"一辈子都不会忘。"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返乡之路。
许多村民和其他知青来送行,阿依站在最后面,眼睛红红的,却倔强地没掉一滴泪。
山口处,她追上来,塞给我一个小布包。
"打开看看。"她说。
里面是一枚残缺的象棋"车",是我们第一次下棋时用的那副旧棋里的。
"留个纪念。"阿依笑着说,眼里却闪着泪光,"下次回来,我再教你几首新学的民歌。"
我紧紧握住那枚棋子,点点头:"一言为定。"
回北京的路上,我时不时掏出那枚残缺的"车",想起山花坡的日子,想起阿依执子落棋的模样,想起马老讲述彝族故事时的神采。
回到北京,我继续学业,后来进了一家出版社工作,负责少数民族文学的选题。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拿出那枚棋子,在手心摩挲,仿佛能感受到彝族山村的气息。
十年后,我已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工作需要,我再次来到云南,专程去了那个山村。
村子变了模样,通了电,修了路,茅草房变成了砖瓦房,村口还建了一个小广场。
阿依已经是县文化馆的馆长了,马老的得意弟子,为彝族文化保护做了很多工作。
她带我去看了马老的坟,老人三年前安详地走了,临终前还念叨着要我们"好好下棋"。
阿依的书房里挂着马老的照片,桌上摆着一副精致的象棋——那是马老生前最喜欢的一副。
"还下棋吗?"我问。
阿依笑了:"当然,不过现在教别人多一些。"
文化馆的办公室里,阿依取出一个包袱,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那副我们一起下过的残旧象棋,连那个缺了一角的"车"也补好了。
"你还留着啊?"我有些意外。
阿依轻轻抚摸着棋子:"这盘棋,其实从来没下完呢。"
窗外,春风拂过山花坡,彝族的山歌远远传来,一如当年。
阿依告诉我,她正在编写一本彝族民间文学集,希望我能帮忙出版。
我翻开她整理的手稿,第一篇就是《棋缘》,讲的是一个北京知青和一个彝族姑娘因棋结缘的故事。
"这是......"我抬头看她。
阿依微笑着说:"有些故事,值得被记住。"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马老说的"棋如人生"的道理。
有些棋局,一生也下不完;有些情谊,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些记忆,会像山间的溪流,永远流淌在心底。
我和阿依面对面坐下,开始摆棋子。
"来,继续吧。"她说。
阳光洒在棋盘上,照亮了二十年前那盘未完的棋。
这一局,我们还要继续下下去。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