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面临战后经济重建，大量剩余资本和工业产能急需新市场，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于1918年至1921年间写成《实业计划》一书，希望通过发展实业实现“民生主义”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面临战后经济重建，大量剩余资本和工业产能急需新市场，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于1918年至1921年间写成《实业计划》一书，希望通过发展实业实现“民生主义”目标。

1918年11月，孙中山开始撰写《实业计划》，次年4月完成《实业计划》第一至第四计划的英文初稿。后在上海英文杂志《远东时报》陆续刊登，并由廖仲恺、朱执信等联合译成中文，1918年3月，该中文本“篇首”部分刊发于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8月起，陆续发表于国民党机关刊物《建设》杂志。1919年10月，孙中山完成中文本自序，192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孙中山将《实业计划》中文本内容以“物质建设”为题编入《建国方略》第二卷在广州出版。

孙中山《实业计划》构想建立在考察、调研及实践基础上。孙中山早期在檀香山、港澳的求学行医经历塑造了他的实业认知；在革命流亡期间广泛考察欧美工业文明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经济视野；长期广泛涉猎涵盖工业史、交通、经济理论等领域书籍，使他系统研究与长期关注工业化进展，这些实践积累为《实业计划》提供了思想资源。在《实业计划》写作过程中，孙中山参考了大量中外文书籍，如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等。此外，还有工业、银行、货币、内河航道、港口、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著作。

《实业计划》全书11.3万字，以“开放主义”为原则，以“实业救国”为目标，构建了涵盖交通革命、工业革命与民生革命的立体化发展蓝图，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的系统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发展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水泥等大工业，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发展农、林、牧各业，发展纺织业、食品加工、印刷等轻工业。该计划提出了许多具体设想，并规划移民东北、北部和西北边远地区，建设边疆。整个计划重点在交通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修建10万英里铁路，建立西南、西北、中央、东南、东北、高原铁路系统，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修建100万英里公路，改良水路。

《实业计划》特质包含以下四方面。首先，在治理主体方面，孙中山构建了国家主导、市场运作的多元协同参与模式。他认为国家是实业发展主体，“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主张在民生保障的关键领域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鼓励私人资本通过市场参与中国实业发展。他认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为了防止欧美国家私人垄断带来的社会不公、贫富差异弊端，创造性提出“节制资本”策略。孙中山提出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及人才共同开发中国实业。利用外资时必须维护国家主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在借用外资时，采用“纯粹商业性质之办法”，最好不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是由民间公司或私人直接交涉。

其次，采用系统思维分步实施的治理路径，从基建突破到产业链集成。孙中山认为中国实业发展要走出自己的路，“不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采取先后缓急策略分阶段推进，“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农矿一兴，则凡百事业由之而兴焉”。孙中山初期聚焦交通破局，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第一、二、三、四计划构建了铁路、公路、河流、运河四者并举的“大交通”战略布局。以交通为枢纽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在东部沿海规划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等世界级三大港口经济圈，将大港建设成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的策源地”。中期着力资源开发，第六计划中将发展铁、煤、石油、铜等矿业与建立工厂相结合，为“关键及根本行业”发展奠定基础。后期转向民生改善，在第五计划中，孙中山将人民的吃饭、穿衣、居住、走路等列为“本部工业”核心，详细规划粮食加工、服装制造、房屋建造、公共交通等民生工业。

再次，蕴含着民生为本的治理逻辑。实业计划植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他提出“建设之要首在民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在所有制层面，主张“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将铁路、矿山等命脉产业收归国有，既防范买办资本侵蚀又避免官僚资本膨胀。在分配维度，通过“平均地权”实现增值归公，为基建融资提供可持续财源，如规划整治上海东方大港提出的土地溢价回收机制。在发展模式上，创造性地提出“国际共同开发”理念，在维护国家主权前提下引入外资。

最后，治理目标是迈向现代国家建构，突破了单纯的经济范畴，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维一体的治理追求。在政治维度上，通过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中央集权，规划铁路系统破解“联省自治”的治理难题；在经济维度上，通过整体产业建设布局推动中国实现工业化；在社会维度上，则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更深层的战略意图在于以经济整合推动国家统一，借物质建设培育公民意识，用技术革新倒逼制度变革。这种将硬实力建设与软实力提升相结合的治理思维，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孙中山期盼中国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由于缺少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之财力、物力和技术条件等限制，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宏大构想在当时难以实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早已实现。青藏铁路穿越雪域高原，港口集装箱通达四海五洋，巍巍大坝锁江成湖，高速公路密织成网，站在一百年后的历史坐标回望，“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建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回望《实业计划》的伟大构想，孙中山站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将危机意识转化为建设蓝图，把文化传统激活为创新资源，用世界眼光观照中国问题，这种思想创造的方法论，至今仍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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