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得知傅作义担任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后，陈长捷的心里便感到很不平静，并因此多次当着其他人的面，指责傅作义忘记了兄弟情义……

自从得知傅作义担任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后，陈长捷的心里便感到很不平静，并因此多次当着其他人的面，指责傅作义忘记了兄弟情义……

1949年10月1日，傅作义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将接收过来的“河北第二监狱”，也就是功德林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

后来，在天津俘虏的陈长捷，被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改造。

在功德林陈长捷见到了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康泽和沈醉等人。那时候，王耀武还写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为“全都来了”。据说，王耀武写的这副对联，还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在功德林学习改造期间，陈长捷听说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部长后，心里感到忿忿不平。

陈长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执行了傅作义的命令，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不管走到哪儿，傅作义应该带着他，就算是起义，也应该有他的份。

1948年1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将总部从张家口迁到北平。

那时候，傅作义感觉到天津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便决定派一位忠于自己的得力干将守卫。

经过思考后，傅作义选中了陈长捷。不久后，陈长捷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

5月，陈长捷从兰州飞抵北平。

见到陈长捷时，傅作义向他介绍了天津的情况。那时候，基于东北锦州、沈阳、长春等战略要地仍然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傅作义便嘱咐陈长捷，一定要扼守天津，确保北平的安全。

对于大哥傅作义的嘱咐，陈长捷非常用心。很快，两人便商定了守卫天津的三大任务，即：“完成城防工事；迅速扩军；控制军政实权。”

在这方面，不得不说陈长捷是有才华的。

在完成城防工事方面，陈长捷在到达天津后，立即按照和傅作义商定的三大任务，开始赶修天津的城防工事，修筑了大量水泥暗堡，构成了十至二十里的纵深阵地带，三道铁丝网，以及筑有掩体和射击位置的交通壕。这样的工事，是非常专业的。

在扩军方面，陈长捷和天津市长议定，由市政府财政局担负军费开支，市兵役局征收壮丁，从“华北剿总”领取装备和弹药。就这样，扩军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在控制军政实权方面，陈长捷召开军政会议，下令稽查处、宪兵团、警察局不得乱捕乱杀、敲诈勒索，逐步制止了军统势力在天津市的许多非法行为，排挤了军统势力，最终将军政实权交给了他任命的副参谋长。

11月，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给了傅作义和陈长捷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为了守卫天津，陈长捷不仅将天津警备司令部改为天津城防司令部，发布了戒严令，还成立了侦缉大队，捕杀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1949年，陈长捷下达了作战命令，表示如果他战死，由副司令继任城防司令，各军长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以此来表达他死守天津的决心。

期间，陈长捷虽然被动与解放军进行过接触，但最终选择了顽抗。然而，陈长捷精心准备的天津防务仅仅支持了不到三天，便被彻底摧毁。

就连陈长捷本人，也在地下室以无线电话向傅作义详报无力继续抵抗的情况时，被冲进来的几名解放军指战员俘虏，送到了设在河北井陉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

天津解放后，傅作义感到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最终选择了接受和平改编。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功劳，和他自己想要在水利方面做些事情的个人愿望，任命他为首任水利部长。

后来，陈长捷在功德林得知傅作义当了这样大的官后，心里极不平衡，还当着众人的面，责备傅作义道：“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

听到陈长捷忿忿不平，黄维也拱火说：“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

那段时间，陈长捷心里极不平衡，还以绝食表达了抗议。

见陈长捷这样，沈醉劝说道：“老陈，你这才算个啥事儿呀，不管怎么说，你造成了人家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呢？我就没打过仗！我还在起义通电上和卢汉一起签了字。那通电上头，可有我沈醉的大名啊！我还命令我的手下，放下武器就地投诚。可是，起义成功了，卢汉逮捕了我，把我送到这儿来……”

在说这话的时候，沈醉不由地想起了云南起义时的情景。

1947年，沈醉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1949年，云南警备司令部及中央驻云南的税务、审计和特务机关被撤销。然而，沈醉却被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的身份，留在了昆明。其任务是指挥一大批未暴露身份的特务，继续潜伏活动，伺机捕杀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期间，毛人凤还特意来到昆明，向沈醉交代了刺杀卢汉的工作。

11月，沈醉被任命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游击总司令。

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当天晚上，沈醉就被卢汉软禁了起来。

12月10日，在卢汉的压力下，沈醉书面号召所有在云南的部属服从卢汉的命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交出武器和通讯器材。

然而，在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依然危机四伏。那时候，作为保密局在云南的最高领导人，沈醉无疑是一个变数。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沈醉虽然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但却卢汉控制了起来。

1950年2月，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和政委宋任穷率部进入昆明。随后，卢汉把沈醉等人作为要犯，移交给了昆明军管会。

后来，沈醉被押往功德林关押。那时候，沈醉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大特务，但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不应该被当作战犯对待。

1959年12月，陈长捷被特赦后，沈醉羡慕了很久。

1960年，沈醉的名字出现在第二批特赦人员的名单上，获得释放。重获自由后，沈醉被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担任了文史专员，与陈长捷等人成为了同事。

此时，陈长捷也早已与傅作义冰释前嫌。此后，傅作义、陈长捷和沈醉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

1979年9月，沈醉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完好地清理出来，送到了北京。

这些档案证实，沈醉确实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了命令，要求下属特务组织，上交了特务器材，并到了指定地点报到。

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经审定后宣布，沈醉的身份也由战犯改为了起义将领。此后，国家相应地为沈醉提升了行政级别，给了他更好的待遇。

来源：兴衰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