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古发现表明，该遗址存在厚葬祖先的行为，这一现象与中华文明“法祖”传统的重要特征相契合。随葬品中的龟甲和叉形器等遗物，反映出贾湖先民对占卜活动的重视。这种文化现象与商代占卜文化的同源性，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文明化的进程，陕西和甘肃有些人热衷于拿传说和假话当证据吗？
在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历程中，河南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展现出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
考古发现表明，该遗址存在厚葬祖先的行为，这一现象与中华文明“法祖”传统的重要特征相契合。随葬品中的龟甲和叉形器等遗物，反映出贾湖先民对占卜活动的重视。这种文化现象与商代占卜文化的同源性，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此外，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罐上绘有太阳纹符号，石器上刻有类似闪电的符号，这些符号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天象观察的记录。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研究，可以推测当时人们已具备一定的天文观察能力，尽管尚无法确定其是否已形成如西水坡遗址那样系统的天文学知识体系，但至少表明天文观察活动在当时已有所开展。同时，贾湖墓葬多呈东西向，其中270度左右的墓葬占半数以上，且稍有偏西南或西北的倾向，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已存在方位概念和定位技术。考古中发现的象牙骨板和类似垂球的吊坠等遗物，可能是用于测量和定位的工具。
仰韶文化聚落、古荥冶铁遗址、唐三彩窑址及北宋皇陵已被纳入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计划于今年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双槐树考古遗址公园（一期）主要涵盖三重环壕区域，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今年拟建双槐树遗址保护展示中心，用于遗址出土精品文物的过渡性陈列展览，使公众在参观时能够结合发掘现场，全面感受双槐树遗址的文化内涵。经过数年建设，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新馆预计今年6月开放，力争年底前开放整个遗址公园。
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核心区的三门峡、灵宝等遗址年代集中在公元前3700-前3100年，相较于早期学界认定的公元前4000-前3500年范围有明显后移。这种年代差异可能与区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关。例如，在晋陕豫交界区域，庙底沟期遗存可分为三期五段，其典型器物小口尖底瓶的形态演变序列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期以北橄遗址第三、四期为代表（环部内侧折角略大于90°），第二期以庙底沟遗址一、二期和泉护村i、ii段为特征（环部内侧转折弱化），第三期则出现环部退化的晚期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作为仰韶向龙山过渡阶段的遗存，其绝对年代应晚于公元前3100年，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范畴。
在彩陶起源问题上，贾湖遗址与上山文化存在年代争议，需客观分析。贾湖遗址出土的红色条带纹陶器与大地湾一期具有相似装饰特征，而浙江上山文化中晚期彩陶（距今9000-8500年）虽在年代序列上占据优势，但其“红彩环器身一周”的简单纹饰与贾湖红衣陶器存在工艺趋同性。有学者指出张远山在论证大地湾文明源头时存在年代数据篡改嫌疑，其将大地湾一期从原定的距今7800-7300年人为扩展至8000-6500年，同时压低贾湖遗址起始年代，这种学术失范行为导致其结论可信度存疑。
考古地层学证据表明，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前1900年）作为中原龙山时代的典型遗存，其早期陶器群仍保留庙底沟二期文化特征，而晚期出现的轮制陶器与复杂器形则预示着向二里头文化的演进。在史前符号传播体系中，庙底沟二期文化西传过程中携带的符号元素，在陕西龙山文化及马家窑文化晚期遗存中均有显现，这种跨区域文化互动与《中山经》记载的地理范围形成空间呼应。考据显示，《山海经》所述“薄山”（中条山）、“注山”（伏牛山北麓）、“釐山”（熊耳山）等地理单元，与庙底沟文化核心区的豫西山地高度吻合。其中昆吾之山作为楚先祖祝融氏的活动地，其青铜冶铸传统可能源自庙底沟文化晚期聚落中专业化陶窑的出现——如灵宝西坡f107房址周边发现的y1陶窑，证实大型建筑与彩陶制作存在空间关联。
在农业文明观测体系方面，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测影碑表，与庙底沟文化半地穴式五边形大房子的天文观测功能形成技术传承。这类建筑面积达3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如西坡f105），通过门道朝向与中心广场的空间设计，可能兼具观测日月运行以制定农时的功能。这种天文观测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在陶寺文化观象台遗址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标志着华夏早期文明“观象授时”传统的成熟。
中国政治法统的源头可追溯至三皇五帝和尧舜禹，这些历史人物均为仰韶文化中原地区的后裔。然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夷人龙山时代及龙山文化常被用作纪年的标尺，且龙山文化发现较早。1958年，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四位文物普查队员在石峁山发现了古城遗址，初步划定了其范围，并认为该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城，故命名为“石峁山遗址”。但在“文革”期间，有人将城墙的石头搬回家用于建造房屋或猪圈。石峁遗址所在的高家堡镇，是明代设置的边关军堡，为延绥镇下辖的三十七堡之一。石峁城门外有一道U形城墙，遮蔽了城门，这便是瓮城。学界普遍认为瓮城建筑起源于汉代。1927年7月16日，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一则题为《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的讯息，提及“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东十里许有崔家峁山头，四边隐有朽腐石墙，中有乱石陶片、牛马朽败骨片……”。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延绥镇志》首次将这处废墟记入史册，但误认为是唐代幽陵都督府遗址——唐玄宗时期为少数民族拔野古部建立的羁縻政权。目前，石峁遗址缓冲区周边的风力发电设施对环境风貌和遗产价值评估产生了负面影响，申遗文本中划定的遗产区与缓冲区面积较大，需合理核减。自2011年以来，神木市已累计投入资金近6.7亿元，但上级文保配套资金有限且增长缓慢，加之使用效率不高，导致遗址文化价值展示和保护利用工作的推进受到一定影响。
秦人族源可追溯至东夷，其始祖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山东省莱芜是秦始皇嬴政先祖伯益的始封地，也是“嬴”姓的赐姓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山东设立“嬴县”，该地的嬴城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赵、马、瞿、廉、徐、江、秦、黄、梁、葛、谷、缪、钟、费等姓氏均源于嬴姓。秦始皇嬴政，嬴姓赵氏，与赵国的嬴姓赵氏同源，其部落氏族起源于山东。商末周初，秦人被周武王迁徙至山西。秦始皇东巡时多次来到山东，其行为具有一定的认祖归宗意味。他祭祀齐地八神，祭拜蚩尤，封莱芜为赢县，封禅泰山，蓬莱巡仙，东海求仙药，表现出对山东的深厚情感。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因齐国是投降的，百姓存在阴奉阳违的情况，故秦始皇多次前来视察。
夏启杀伯益后，秦人势力逐渐衰弱，被迫迁徙。夏末部分秦人随商夷大军西迁至关中地区，参与商夷联军灭夏并进入关中，成为商朝的显贵。《秦本纪》中有关秦人先祖为殷商重臣的记载，从礼县西山发现的秦墓来看，殉葬和腰坑习俗在周文化中并不存在，其渊源应与商文化的影响有关。出土器物方面，毛家坪遗址、礼县西山遗址等出土了商式陶器，李崖遗址出土了大量商式方唇分裆鬲、大口尊、三角划纹簋等器物，这些器物明显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商秦的图腾崇拜皆为玄鸟，同属东夷族系。
周人灭商时，追随商王的嬴秦遭受沉重打击并被迁移至各处。其中，嬴秦首领中潏被迫归周并西迁至陇右西犬丘（今礼县一带）。周初，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将参与叛乱的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嬴姓商奄之民迁往“朱圉”（今甘谷县西）。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被周武王安置于殷都，统治殷商遗民，并派管蔡监督。后管蔡联合武庚禄父与奄国及淮夷作乱，周公东征三年平定叛乱后，将奄国旧地分封给伯禽，国号为鲁。奄国遗民部分逃散，剩余部分被发配至甘肃天水邾吾，以防卫犬戎。秦国祖先被周王调往西北驻防，抵御西戎，因养马有功被封王，后护送平王东迁被封诸侯，从此登上历史舞台，书写辉煌篇章。历经夏商两代千年之久的起伏动荡和迁移流散，嬴秦最终在甘肃东部定居下来。甘肃东南部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秦族原先的农耕环境迥异，更适合半农半牧型的经济生活方式，这与非子善养马的史实相互印证。秦人先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凭借不畏艰难险阻、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与其他部族的杂居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创造出灿烂的文化。
来源：朴实麻酱H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