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怕哪天起不来了，没人知道。＂我坐在小区的老槐树下，对来找我的女儿周晓玲说。

＂我怕哪天起不来了，没人知道。＂我坐在小区的老槐树下，对来找我的女儿周晓玲说。

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却移开了目光，看向那些晨练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脸上洋溢着朝气，一个个穿着鲜艳的运动服，有说有笑地从我面前经过，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充满活力。

我叫周德海，今年七十二岁，退了休的工人，曾在国营第三机械厂当过二十多年的技术骨干。

那时候，拿着国家发的蓝色工作服，骑着二八自行车，一天两顿食堂饭，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挺有奔头。

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厂区的广播里放着《东方红》，我们排着队做早操，然后匆匆吃完稀饭咸菜，七点准时进车间。

机器的轰鸣声是那个年代最动听的交响乐，我们的双手沾满机油和汗水，却从不觉得苦。

如今老了，成天和几种病较劲：糖尿病、高血压，还有那该死的关节炎，腿脚不灵便了。

有时候想去公园转转，腿刚走两步就开始发软，只能扶着墙一点点挪动，像个蜗牛似的慢悠悠地前进。

药瓶子整整摆了一抽屉，大小不一，颜色各异，每天早中晚三次，吃得我舌头都麻木了。

我老伴李桂芝走得早，三年前的冬天，一场肺炎，没挺过来。

那天下着雪，医院走廊的灯泡闪了几下，医生走出来摇了摇头，我的世界一下子垮了一半。

四十年的日子，说散就散了。

有时候夜里醒来，还会下意识地去摸床的另一半，摸到冰凉的床单，才想起人已经不在了。

桂芝走后，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着她的影子。

厨房里那个已经掉了漆的铁锅是她最爱用的，说是煮出来的粥特别香；衣柜里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毛衣，领口都磨毛了还舍不得扔。

屋里还留着她的衣服、梳子，我舍不得动，好像这样她还在家里一样。

那天早上，我坐在小区的老槐树下。

这棵树据说有上百年了，根盘在地下，枝丫在天上，活得比我长，比我硬朗。

树皮上的纹路深深浅浅，像是记录着岁月的沧桑，让我想起自己脸上的皱纹。

看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我心里直打鼓，因为晓玲说今天要来看我。

自从去年冬天的那场意外，孩子们的关心就成了我的一种负担。

那天，外面下着小雪，厨房地砖有点湿滑，我去拿碗时脚下一打滑，整个人摔在了地上，头磕在了橱柜的边角上。

鲜血顺着额头流下来，染红了眼睛，我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浑身疼得使不上力气。

幸好当时晓玲打电话来，听我声音不对，立刻赶了过来，把我送到了医院。

医生缝了三针，说再晚点送来，后果不堪设想。

自那以后，晓玲每周都来看我至少两次，儿子周晓军虽然在外地工作，但也天天打电话问候。

晓玲是我女儿，中学老师，教语文。

人长得像她妈，瘦瘦高高的，性格温柔，说话轻声细语，但做事却雷厉风行。

结婚早，有个十岁的儿子叫小明，小家伙聪明机灵，是我的开心果。

晓军比晓玲小三岁，在外地一家企业当工程师，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

孩子有出息，我本该高兴，可不知从何时起，他们的关心变成了我的负担。

＂爸，您的药按时吃了没？＂晓玲风风火火地进了门，放下带来的水果和熟食，直奔我的药柜。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羊毛衫，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

我知道她昨晚肯定又熬夜改学生的作业了，心里有些心疼，但嘴上却故意轻松地说：＂吃了吃了，闺女，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嘛。＂

其实我把几瓶药藏在了卧室的抽屉里。

有些药吃了浑身不舒服，特别是那个降血糖的，吃完后总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我自作主张停了，可不敢让她知道。

＂您这血糖记录本怎么好几天没填了？＂晓玲翻看着我的记录本，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这两天笔找不着了，就没记。＂我随口编了个理由，心虚地避开她的目光。

＂您最近吃得咋样？睡眠好不好？＂她絮絮叨叨地问着，一边收拾着我的小屋。

这是我和老伴的家，六十多平米，住了大半辈子。

墙上的壁纸有些发黄，家具也是八十年代买的，但我觉得挺好，处处都是回忆。

客厅墙上挂着我和桂芝的结婚照，那时候照相还是件稀罕事，我们穿着借来的礼服，面对镜头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挺好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笑着说，但我知道她不信。

她打开冰箱，看到里面的剩饭剩菜皱了皱眉：＂爸，这些都放了好几天了吧？不能吃了，我重新给您做些新鲜的。＂

我没吭声，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吃午饭时，晓玲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爸爸这里...不行...得想想办法...＂

我心里一紧，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饭也不香了。

她是不是觉得我太麻烦了？是不是嫌照顾我太累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送到养老院去？

这些想法像一团乱麻，缠绕在我心头，越想越害怕。

她打完电话，看我的眼神多了分担忧，我更慌了。

＂爸，您这么一个人住，我们真不放心，要不...＂她欲言又止。

＂我能照顾好自己，你们别瞎操心。＂我打断她的话，语气比想象中强硬。

晚上，她走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照在天花板上，形成一块块斑驳的影子，像极了我杂乱的心绪。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恐惧——我开始害怕亲人了，害怕他们的关心背后隐藏的决定，害怕失去自己生活的主动权。

那些日子，我总是梦到年轻时的事。

梦见自己二十多岁，和厂里的同事们研究新技术，熬夜加班，喝着馊了的稀饭也干劲十足。

梦见第一台我们自己设计的机床出产时，大家欢呼雀跃的场景。

梦见和桂芝在厂区的小花园里，偷偷牵手，被同事们起哄的害羞时刻。

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站起来，什么都缺，但心里头有股劲，觉得明天会更好。

每天早起晚睡，领导一声令下，连轴转十几个小时都是常事，却从不觉得累。

一个工人的工资养活一家五六口人，省吃俭用，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现在条件好了，可笑容却少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多了，连我和自己的儿女之间，也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有一天，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张明山，我们是五十年前的老厂友。

那时候他是车间主任，我是技术组长，一起扛过机床，挨过批评，也一起立过功。

记得有一年，厂里赶任务，我们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就互相泼冷水提神。

他现在住在儿子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多了，腰都直不起来了，眼神中少了当年的神采。

＂老周，好久不见啊。＂他拍拍我的肩膀，手上的老年斑明显。

他的手比以前轻了，没了当年的力道，但触碰到的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挥汗如雨的车间。

＂老张，你最近咋样？＂我上下打量着他，心里有些心疼。

当年的车间主任张明山，那个能扛起两百斤铁块的汉子，如今瘦得像根竹竿，走路还要拄着拐杖。

＂还能咋样？住在儿子家，当个＇宝贝＇呗。＂他苦笑着，眼里有说不出的无奈。

我们找了个小区的长椅坐下，他从口袋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支，被我婉拒了。

＂戒了？＂他挑了挑眉毛。

＂嗯，高血压，医生说不能抽。＂我点点头。

＂天天有人伺候，可连想吃碗挂面都得看人脸色。＂他点燃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眼中闪过一丝伤感。

＂前两天我自己下楼买包烟，回来被骂了半天，说我这把年纪了还瞎折腾，怕我出事。＂

＂那是关心你啊。＂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打了个寒战。

＂关心？＂他摇摇头，烟灰掉在他的裤子上，也浑然不觉。

＂是把我当成了麻烦，怕我给他们添乱。＂

＂老周啊，趁着还能动，自己的事自己做，别太依赖孩子。一旦依赖上了，就没自由了。＂

他的话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心里。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叹了口气，道别时互相拍拍肩膀，好像在安慰对方，也在安慰自己。

走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是个传统的中国男人，一辈子不善言辞，但硬撑着把我和弟弟妹妹养大。

抗战时期，他们村里的人都逃难去了，他却坚持守在家里，说是离开了土地，人就没了根。

后来村子被日本人烧了，他也被打伤了腿，落下了残疾，但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喊苦喊累。

临终前，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8年的冬天，他躺在医院的床上，呼吸微弱。

医生说可能挺不过今晚，让家人做好准备。

我握着他布满老茧的手，泪如雨下。

他却艰难地抬起手，摸了摸我的头，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别让我躺太久。＂

当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他怕成为负担，怕失去尊严。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晓玲的关心。

她来看我时，我假装精神很好，特意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问起病情，我总是轻描淡写：＂就那几个老毛病，不碍事。＂

她要查看我的药盒，我提前准备好＂证据＂，把药盒里的药片按计划摆好，假装都按时吃了。

我开始减少外出的时间，怕被熟人看到我行动不便的样子，然后告诉晓玲。

吃饭也是，明明食欲不好，但只要她在，我就硬逼着自己多吃几口，免得她担心。

有时候关节疼得厉害，我也咬牙忍着，等她走了才敢贴上膏药，默默流泪。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半个月，直到那个阴雨天的早上。

窗外下着蒙蒙细雨，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

我起床时突然眩晕，眼前一黑，扶着墙走到厨房，想倒杯水。

水杯刚拿到手里，突然一阵天旋地转，我栽倒在地上，杯子摔碎了，水洒了一地。

我想爬起来，但全身无力，手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隐约中，我听到有人敲门，是邻居王大爷的声音：＂老周？老周你在家吗？＂

王大爷是退休的老教师，和我住对门，平时经常一起下象棋，称得上知己。

听到敲门不应，他又喊了几声，然后去叫了物业开门。

模糊中，我听到开锁的声音，然后是王大爷惊慌的声音：＂老周！你怎么了！＂

然后是救护车的警笛声，医护人员的说话声，晓玲焦急的哭声...

醒来时，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晓玲坐在床边，眼睛红肿。

日光灯的光线刺得我睁不开眼，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扎着针头，输着液体。

医生说是血糖波动加上脱水导致的短暂晕厥，没什么大碍，但需要观察几天。

＂爸，医生说您有段时间没按时吃药了，是这样吗？＂晓玲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出了责备。

她手里拿着我的病历本，眼神里满是担忧和无奈。

我不吭声，就那么看着天花板，数着上面的裂缝，好像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道很浓，让我想起了老伴去世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味道。

＂血糖报告出来了，您这已经到了危险值了，医生说再不规律吃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晓玲的声音颤抖着。

我还是不说话，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又涩。

＂下周我和大军商量好了，您搬来和我们住吧，我们轮流照顾您。＂她终于说出了我最担心的话。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在我心上。

我猛地坐起来，扯掉了手上的针头，血顺着手背流下来，我却浑然不觉。

＂不！我不去！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的声音都变了调，像是一头受伤的老狮子在嘶吼。

＂爸，您别固执了，您这样我们多担心啊！＂晓玲急得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担心？你们是嫌麻烦吧！怕我出事给你们添乱？＂我知道这话伤人，可还是说了出来。

周围的病人和家属都向我们投来惊讶的目光，有的护士匆匆走过来，想劝我们小声些。

晓玲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爸，您怎么能这么想？我们是真心关心您啊！＂

＂是吗？那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们的眼神里都有无奈？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累赘？＂我的声音哽咽了。

＂你工作那么忙，还要照顾孩子，我搬去和你们住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晓玲愣住了，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爸，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您是负担，我们只是怕您一个人出事啊。＂

＂我...我怕你们，怕成为你们的负担，怕失去做自己的权利！＂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声音哽咽。

＂我怕有一天像老张一样，连吃口饭都要看别人脸色，连下楼买包烟都要被骂。＂

＂我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老头子，只能坐在角落里等死。＂

病房里沉默了。

晓玲愣住了，我也愣住了，我从未想过，我的独立竟成了孩子们的心病。

护士过来帮我重新扎上针头，小声责备我不该乱动，然后给我量了血压，说情绪波动太大，血压升高了。

待护士走后，晓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爸，您是怕我们像对待老张伯那样对您吗？＂

我一惊：＂你知道老张？＂

＂上个月我去学校附近买菜，看见老张伯在路边站着，像是在等人。＂

＂我认出他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偷偷出来透气的，不敢跟家里人说。＂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很羡慕您能自己做主。＂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心里的结似乎慢慢松开了一些。

原来晓玲一直都知道我的顾虑，她并不是不理解我，而是同样担心着我。

＂爸，我和大军不是想控制您的生活，我们只是怕您出事了没人知道。＂晓玲握住我的手，手心温暖而有力。

＂您不愿意搬家，我们尊重您，但能不能接受一些帮助？＂

病房的窗外，雨停了，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进来，落在床边的小桌上。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疲惫，也感到释然。

或许我和孩子们都需要一个新的相处方式，既尊重我的独立，又能让他们放心。

我点了点头，像是卸下了一副重担：＂好，我听你们的，但我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那天下午，晓军也赶来了。

我儿子长得像我，高高瘦瘦的，眉宇间有一股倔强劲，是个闷葫芦，不太爱说话。

他进门时，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一夜没睡，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来。

看到我清醒了，他长舒一口气，但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坐在病床边，时不时给我倒水，递饭。

晓玲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爸，您知道吗，我最害怕的是某天接到一个电话，说您出事了。＂

＂我在外地，来回得几个小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晓军很少表达感情，这番话对他来说已经是极大的突破了。

出院后，我们达成了一个约定：我同意戴上健康监测手环，定期去医院检查；晓玲每周来看我两次，但不过度干涉我的生活；晓军负责远程视频联系，有事情可以及时商量。

手环是晓军买的最新款，能监测心率、血压和血糖，还有紧急求助按钮，一按就能通知他们。

起初我还有些抵触，觉得像是被电子链子拴住了，但慢慢地，我发现这其实挺方便的。

至少我不用再每天量血压记录，手环会自动记录并发送给医生。

晓玲找了个阿姨，每周来两次，帮我做些重活，比如拖地、洗窗帘这些我力气不够的事。

刚开始我不习惯家里有外人，总觉得不自在，但阿姨很会来事，从不多话，做完活就走，慢慢也就习惯了。

晓军还给我装了一个紧急呼叫器，安在卧室和卫生间，万一摔倒了可以马上求助。

慢慢地，我发现这种新的平衡其实挺好。

我依然在自己熟悉的小屋里生活，枕着自己的枕头，盖着自己的被子，看着窗外熟悉的景色。

但不再那么孤独。

有时候，晓玲会带着她的孩子小明来看我，我们一起吃饭，我给小明讲那些过去的故事。

小明今年十岁，上小学四年级，聪明得很，特别爱听我讲以前的事。

我给他讲年轻时运木材、修机器的故事，文革时挨批斗的故事，改革开放后厂里第一次发奖金的故事。

我告诉他当年我们是怎么徒手搬动几百斤重的机床，怎么在零下十几度的车间里工作到手指冻僵，怎么为了研究新技术连续通宵达旦。

小明听得入迷，问我那时候为什么那么苦还那么快乐？

我想了想，告诉他：＂因为那时候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现在也一样，只要相信，就有力量。＂

小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我知道，这种信念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

有一天，晓玲帮我收拾房间，发现了我藏在抽屉里的照片。

那是我和老伴年轻时的合影，背景是厂里的大院，我们穿着蓝色工装，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

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都卷起来了，但那是我最珍贵的宝贝之一。

＂爸，您和妈妈那时候真年轻。＂晓玲抚摸着照片说，眼中满是怀念。

＂那时候日子虽苦，但简单。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心却乱了。＂我感叹道。

＂记得那时候，一家人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宿舍里，冬天屋里冷得要命，我和你妈抱着你们睡，用自己的体温给你们取暖。＂

＂饭桌上就几个咸菜，一家人却吃得津津有味，从不挑食。＂

＂那时候虽然物质匮乏，但人心齐啊，邻里之间有困难都会伸手帮忙，不像现在，住在同一栋楼都不认识对方。＂

＂人老了，都会经历这道坎——害怕成为负担。＂晓玲若有所思，＂我们班有个学生写作文，说他爷爷总是假装身体很好，不让家里人担心，结果耽误了治疗。＂

＂是啊，我们这代人，吃过苦，习惯了硬撑。＂我点点头，＂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信任也是一种力量，敢于接受帮助也需要勇气。＂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能行，不想麻烦你们，但其实你们比我想象的要理解我。＂

晓玲眼眶红了，握住我的手：＂爸，您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即使您需要我们的照顾，这种依靠也不会变。＂

秋天来了，小区的老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金黄。

我依然每天早上去树下坐会儿，看人来人往。

不过现在我戴着晓军买给我的智能手表，可以测心率和血压，遇到异常还会自动报警。

小区里的人都认识我，经常有人来跟我聊天。

退休的王老师会带着他的棋盘来找我对弈；隔壁李大妈有时候会给我送些自己做的点心；小区的保安小张每天早上都会跟我打招呼，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

有时候，我会想起老张，想起他的无奈和悲凉。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邀请他来我家坐坐。

他听说我住院的事，很担心，一直想来看我，但被儿子拦住了，说他年纪大了不适合到处跑。

好不容易找了个儿子不在家的机会，他来了，拄着拐杖，气喘吁吁地爬上了我家的楼梯。

看到我们家的新变化——墙上挂着晓玲给我换的新照片，茶几上放着小明画的画，厨房里有晓玲周末做好冻在冰箱里的饭菜，还有那个手表——他沉默了一会儿。

＂老周，你想通了？＂他眼中有些羡慕，也有些不解。

＂不是想通，是找到了新的平衡。＂我笑着说，给他倒了杯热茶。

＂我们这把年纪了，该服老，但不该失去自己。我怕亲人，其实是怕失去控制，但现在我明白了，接受帮助不等于投降。＂

＂孩子们也不是想控制我，而是真心担心我，我们需要互相理解，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相处方式。＂

老张听完，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我也该和儿子好好谈谈了。＂

＂或许我可以告诉他，我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但也愿意接受必要的关心。＂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心里有些欣慰，希望他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老伴年轻时在厂里加班，累了就靠在一起休息一会儿。

我问她：＂咱们老了怎么办？＂

她笑着说：＂到时候再说呗。＂

那笑容那么温暖，那么明亮，仿佛驱散了我心中所有的阴霾。

醒来时，窗外的阳光洒进来，照在床头老伴的照片上。

她的微笑仿佛在告诉我：别怕，生活总会找到它的出路。

我突然想起什么，拿起电话，拨通了晓玲的号码。

＂爸？怎么了？＂电话那头，晓玲的声音带着担忧，大概是怕我又出了什么状况。

＂没事，就是想跟你说，今天天气不错，晚上要是有空，带小明来吃饭吧。我想教他下象棋。＂

＂好啊爸，小明肯定高兴坏了。我下班就去超市买菜，咱们一起做饭。＂晓玲的声音明显轻松了许多。

＂行，别买太多，咱们吃不了。对了，让小明把他的新画也带来，我想看看。＂

＂一定。爸，您今天心情不错啊？＂

＂嗯，做了个好梦，梦见你妈了。＂我笑着说。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槐树。

树叶虽然黄了，但树依然挺立，根深叶茂。

我想，人生到了晚年，也和这棵树一样，经历了春夏秋冬，有过荣景也有过凋零，但只要根还在地下牢牢扎着，枝丫就能在天上自由伸展。

接受帮助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新的智慧；害怕亲人不是无情，而是怕失去自我。

但当我们找到了彼此理解的方式，恐惧就会变成温暖，隔阂也会化为亲情。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形成一道金色的光带，仿佛指引着未来的路。

＂我怕哪天起不来了，没人知道。＂我轻声说，但这一次，话语里不再有恐惧，只有平静的接纳。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