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褚遂良（596—658年），初唐书法家，位列“初唐四家”之一，其书法“刚柔并济”，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其传世作品的真伪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尤以楷书《倪宽赞》最为复杂。

文◎赵磊

褚遂良（596—658年），初唐书法家，位列“初唐四家”之一，其书法“刚柔并济”，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其传世作品的真伪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尤以楷书《倪宽赞》最为复杂。

该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素笺墨迹长卷，内容节选自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卷末署“臣褚遂良书”，历代题跋及著录颇丰，但争议亦随之而来。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至北宋的官方史籍与私人收藏目录中均未明确提及《倪宽赞》。南宋赵孟坚首次题跋此卷，称其“容夷婉畅，如得道之士”，此后元、明、清诸家递藏并题跋，但唐代至南宋的流传链条断裂，成为质疑其真实性的关键。

此外，作品中的避讳问题亦引发质疑，文中“弘”字刮改以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之讳，而唐代并无此避讳习惯，且原文中“明”字应为“朋”，此类低级错误在褚遂良奉敕书写的进呈本中几乎不可能出现。

若以褚遂良公认的真迹碑刻为参照，如《雁塔圣教序》《房玄龄碑》等，可发现《倪宽赞》的笔法与结体存在显著差异。

褚遂良真迹的楷书以“外拓取姿，中擫有法”为特点，线条方圆兼济，提按顿挫分明，如《雁塔圣教序》中横画的“一波三折”与捺脚的隶意，均体现其师法魏晋、融合隶书的独特风格。

而《倪宽赞》的用笔虽流畅秀逸，但笔锋转折处多显方硬，收笔缺乏褚书特有的含蓄圆融，更接近宋代楷书的程式化特征。

褚遂良碑刻作品的结体多取纵势，中宫紧收而撇捺舒展，兼具欧阳询的严谨与虞世南的温润。反观《倪宽赞》，结体趋于平正，与褚书晚年“疏瘦劲炼”的风格不符。

明代詹景风评此作“燥而不润乏天趣，笔似清劲而实单弱”，指出其虽形似褚书，但缺乏初唐书法的雄健与古意。这一评价与褚遂良真迹中蕴含的“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雍容气度形成鲜明对比。

《倪宽赞》的流传脉络与鉴藏印记亦存疑窦。

卷后题跋最早为南宋赵孟坚，元代邓文原、柳贯，明代杨士奇等，但唐代至北宋的收藏记录完全缺失。

作为褚遂良署名进呈的“臣字款”作品，若为真迹，必曾入藏内府或显贵之家，却未见《宣和书谱》等宋代官方目录著录，此现象极不合理。

卷中最早的鉴藏印为元代邓文原，未见唐、宋内府或私人藏印。尤其宋代宫廷对褚书极为推崇，若此卷确为真迹，理应钤有“宣和”“政和”等徽宗朝印鉴，而实际缺如，进一步佐证其或为南宋以后摹本。

除避讳问题外，卷中部分文字与《汉书》原文不符。如“曩时版筑饭牛之明矣”一句，“明”实为“朋”之误，此类讹误在奉敕书写的严肃场合中难以想象，反而符合后世摹写时因底本模糊或文化水平有限导致的错漏。

关于《倪宽赞》的真伪，历代学者观点可分为两派。

以赵孟坚、董其昌为代表，认为其笔意高古，与褚书碑刻一脉相承。董其昌曾以颜真卿笔法临摹此卷，并题跋称“褚遂良有此帖，颇类八分”，试图通过风格关联证明其真实性。

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直言此作为“宋世临本”，近代启功、徐邦达等学者亦从避讳、笔法、流传等角度判定其为南宋摹本。尤其是卷中“玄”“弘”等字的避讳方式，直接指向宋代而非唐代。

当代科技手段虽未直接应用于该卷鉴定，但通过风格比较与文献互证，主流学界已倾向于“宋人摹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展出时亦标注“传褚遂良”，持审慎态度。

即便非褚遂良真迹，《倪宽赞》的艺术价值仍不容忽视。

此卷完美融合欧阳询的严谨与虞世南的温润，并杂糅隶书笔意，堪称宋代“复古”书风的典范。其“微杂隶意”的特征，甚至影响了元代赵孟頫对“古法”的追求。

由于唐代楷书墨迹存世极少，此卷作为高清墨迹本，为后世提供了研究笔法细节的珍贵资料。其“起笔轻捷，收笔沉着”的技法，至今仍是楷书入门的重要参考。

从赵孟坚到乾隆，历代藏家的题跋与钤印，构建了此卷作为“文化符号”的传播史，反映出不同时代对褚遂良书风的解读与重构。

来源：蛇君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