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发现患者偷拍劝阻未果，中止了检查，没想到被告到了法院……结局解气！

摘要：然而，在某些场合，比如在医患交流中，偷偷录音、录像的行为频繁发生，这不仅是对医生的极其不尊重，甚至还会引发一系列法律或道德问题。

医生怕说深了惹官司，患者怕听浅了误病情。

来源 | 医脉通

作者 | 顾龙飞

“偷偷录音是不尊重医生行为”，于近日，这个话题再次冲上了热搜。

图源：微博截图

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录音、录像设备日益普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录音来记录对话内容，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在某些场合，比如在医患交流中，偷偷录音、录像的行为频繁发生，这不仅是对医生的极其不尊重，甚至还会引发一系列法律或道德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则真实案例。

2022年，一名患者在某医院接受甲状腺B超检查时，未经医生同意，使用手机拍摄了检查过程，医生发现后劝阻未果，遂中止检查。随后，患者将医生诉至法院，理由是医生拒绝履行诊疗义务，并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

然而，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相关规定，驳回了患者的诉讼请求，并宣告受理费用由患者承担。

这一判决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应尊重医疗卫生人员，遵守相关制度与秩序，医院不是可以随意拍摄的地方，医生的诊疗过程同样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护。

如果向一名医生提问，在诊室里最害怕的是什么？

很多医生都会回答：最害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偷录音、录像。

前段时间，我和一名急诊科医生聊天时聊到此问题，他特意举了一个例子：

“那天我在急诊夜班时，来了一位足部挫伤的患者，根据经验，我判断他骨头90%的概率应该没事。按照以往简易原则，我原本计划给患者挫伤处消完毒、包好纱布后，准备让他回家静养观察。但是，我发现患者的手在兜里遮遮掩掩、偷偷录音的时候，我就不敢再按照我的经验进行简易处置了，而是强烈建议他去拍片，以免漏诊或误诊，否则一旦出事，我肯定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曾经有一份关于“医护人员是否被偷拍”的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高达86.3%的医护都有过被患者拍摄录音的经历，其中70.7%的医护都会选择拒绝。

但是在现实的临床工作中，即使我们已经明确要求对方停止拍摄时，仍旧会有很多患者或家属会继续偷拍偷录，不仅不会停止，甚至还有可能会演变成较为严重的医患纠纷事件。

当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这种突然出现的偷拍偷录行为，不仅会打击我们的职业热情，降低诊疗效率，还可能会扰乱正常的医疗流程。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则有可能通过剪辑和曲解录音录像内容制造舆论压力，甚至使医生遭受不当的网络暴力。

这种情况下，也许很多医护会问：这些通过偷拍偷录而获取的音视频资料，在法院诉讼时，会被采纳成为对我们医方不利的证据吗？

经过查询资料后，我给出的答案是：千万要谨言慎行，注意谈话的场合，偷拍偷录的证据很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会被法院所采信。

因为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问题的法律边界往往比较模糊不清。一方面，患者可能认为录音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防止医疗纠纷时陷入被动；而另一方面，医生则可能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自己的人格权和隐私权，是对自己专业的不尊重。这种法律与道德上的争议，使得该现象在医患关系中愈发复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7条，非法证据的排除需满足三项核心条件：一是取证手段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如侵入他人住宅、窃听）；二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如隐私权、商业秘密）；三是违背公序良俗。

具体到医疗场景中的偷录行为，其合法性还需结合场景性质判断：若在诊室等私密空间隐蔽录音，则可能因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3条禁止的“拍摄他人私密活动”、侵犯医患隐私权而导致证据被排除；若在公共区域（如医院走廊）录制且未涉及他人隐私交谈时，因隐私性较低，合法性争议较小，则可能会被采信。

而如果录音内容直接证明了医疗过错（如医生明确承认误诊、伪造病历或用药错误），因内容与过错直接相关且无其他证据反驳，此类证据可能会成为法院认定责任的关键依据，最终予以采纳；另外，如无其他证据且录音为唯一关键证明，在缺乏完整病历或医院拒提供资料时，法院可能基于实质公正原则有限采信，但也需结合病历碎片、专家意见等证据补强，避免孤证定案。

当然，如果医护人员是被控制及强迫后所说出的录音，或是经过后期剪辑及无法验证真实性的材料，法院也是不予认可的。

最后，在当下偷拍设备越来越先进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构建正确的医患关系呢？

1.建立诊疗场所的“隐私分级”管理规则

对于私密空间（诊室、手术室等），可在显著位置标示“未经允许禁止录音录像”，患者若需录制，须提前签署书面同意书，医生有权拒绝或要求第三方见证；对于半开放空间（病房、检查室等），允许患者录制自身诊疗过程，但不得涉及医护人员正脸、其他患者信息，违者按《个人信息保护法》追责；对于公共区域，默认允许合理拍摄，但禁止恶意剪辑传播。

2.建立证据调取的“安全通道”机制

建立医疗过程全程云存档系统（患者可申请加密访问），发生纠纷时经法院或医调委授权解密，避免患者因担忧证据缺失而偷录。

3.用科技解决偷拍偷录风险

医院端：运用隐私增强技术，实现定向声场控制，如在诊室内安装定向音箱，确保医患对话仅限特定区域清晰可闻，降低偷录清晰度；安装屏幕防偷录软件，通过AI分析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和角度，判断偷拍行为。

患者端：开发合规的医院授权录音App，患者登录后可在特定环节（如知情同意谈话）录制，录音自动上传至医院区块链存证平台，防止篡改且需双方密钥解锁。

4.加强医患信息沟通

在某些诊疗活动中，医生可主动告知患者，“关键环节将书面记录，您可随时申请查看”，减少患者对信息黑箱的焦虑；对疑似录音的患者，医生要避免对抗性质问，可与之表达共情，比如“我理解您记录病情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共同确认病历内容”等。

5.普及患者的“知情权”与“隐私权”教育

通过医院公众号、候诊屏等普及法律知识，来向公众普及“偷录可能导致证据无效且需侵权赔偿”，“您有权要求医生逐条解释病历”等，倡导文明就医、理性维权。

其实，大部分的偷拍、偷录行为，都是源于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和不对等。哪有什么铜墙铁壁，无非就是两碗没晾温的苦药——医生怕说深了惹官司，患者怕听浅了误病情。

可偷拍的镜头永远装不下真实的病情，就像CT机扫不出揣在怀里的猜忌。

最后，送给医护朋友防护三件套：诊室全程开灯说话，重要告知留双人签字，关键病历扫描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