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还是习惯性地做两碗稀饭，倒一杯茶，然后才反应过来，把多出来的那份倒掉。有时候懒得倒，就搁在桌子上，等到第二天早上，饭凉了，茶也凉了，我才一起倒掉。

老伴走了，整整十七天了。

我还是习惯性地做两碗稀饭，倒一杯茶，然后才反应过来，把多出来的那份倒掉。有时候懒得倒，就搁在桌子上，等到第二天早上，饭凉了，茶也凉了，我才一起倒掉。

我是个念旧的人，六十多年的老烟枪了，桌上还放着十多年前停产的”红塔山”烟盒，里面装着各种零碎东西——几枚扣子、两三张彩票，还有我们年轻时拍的照片。那时候照相是件正儿八经的大事，穿得干干净净，站得笔直，脸上还要挂着点笑——虽然那笑在现在看来有点尴尬。

老伴不喜欢我抽烟，说呛得慌，我就在院子里抽，风大的时候烟被吹得到处跑，灰也撒了一裤子。可这些日子家里就我一个人，厨房、客厅、卧室，我哪儿都抽，没人管我了。烟灰掉在地上，有时候懒得扫，第二天踩得满地都是灰印子。

邻居王婶子隔三差五来看我，拎着菜，说是刚好多买了。其实我知道，她家就两口人，能多买什么呢？不过是怕我一个人吃不好，照顾我罢了。

“老李头，你这院子也该收拾收拾了。”王婶子皱着眉头说，目光落在那排东倒西歪的花盆上。有几棵花已经枯了，但我舍不得丢，老伴生前最喜欢那几盆牡丹，说是富贵花。

“忙着呢，改天吧。”我含糊地应付着，拿出一个破旧的暖水瓶给她倒水。那暖水瓶盖都掉了一半，但我还在用，老伴说过要换新的，可一直没换。

王婶子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说什么，喝了口水就走了。临走时又叮嘱我：“有事就喊一声，隔壁能听见。”

我点点头，目送她出门。院子里的风铃响了一下，那是老伴五年前从镇上集市买回来的，说是听着清脆，解暑。其实一点用没有，夏天热得要命，风铃也懒得响。但她喜欢，就一直挂着。

晚上下了点小雨，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啪嗒啪嗒的。我躺在床上，半梦半醒间，总觉得听见老伴在厨房忙活的声音。醒来才发现，是雨水顺着屋檐滴在铁皮桶上的声音。

那个铁皮桶是用来接雨水的，老伴说雨水浇花好。桶边缘已经锈了一圈，但还能用。就像这个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旧是旧了点，但还能凑合着用。

第二天一早，我翻出那个旧皮箱，打算整理一下老伴的遗物。箱子底下压着一封信，是老伴的字迹，写着”给老头子”。我手一抖，差点没拿住。

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老头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那我已经不在了。别难过，咱们这把年纪，谁先走不都一样。我有件事一直没跟你说，怕你担心。菜园子东南角，那棵老桃树下面，埋着个铁盒子。你找个没人的时候，把它挖出来。里面的东西，你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办。记住，别让村里人知道。”

信纸背面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们年轻时在县城照相馆拍的，那时候她穿着蓝色碎花布衣服，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那么灿烂。照片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城。”

我记得，怎么会不记得。那是1978年，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走了三十多里地，去县城赶集。她说想拍张照片，我嫌贵，舍不得花那两块钱。最后还是她掏的钱。照完相，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路上哼着小曲。

想到这些，我鼻子一酸，眼眶湿了。抹了把脸，拿起铲子就往菜园子走去。

菜园子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种着几畦青菜，还有几棵辣椒。东南角有棵老桃树，是我们搬来这房子时就有的，至少四十年了。树下长满了杂草，可见我很久没收拾过了。

我弯下腰，用铲子开始挖土。不一会儿，铲子碰到了什么硬物，发出”咚”的一声。我加快了速度，很快挖出一个生锈的铁盒子，四四方方的，比鞋盒大一些。

刚把盒子拎回屋，就听见王婶子的声音：“老李头，在家呢？”

我赶紧把盒子塞到床底下，应了一声。王婶子提着一袋茄子进来，说是地里刚摘的，新鲜。

“你脸色不太好啊，没事吧？”她打量着我。

“没事，就是没睡好。”我心虚地转移话题，“这茄子不错，谢谢啊。”

王婶子东张西望：“你这屋里怎么有股土腥味？”

“哦，刚才在菜园子里拔草来着。”我随口扯了个谎。

王婶子点点头，又聊了几句家常就走了。

等她走后，我连忙把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盒子上有把锁，但已经锈迹斑斑，轻轻一拉就开了。

掀开盖子，里面装着一摞发黄的纸张和几张黑白照片。我拿起照片一看，愣住了——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站在一面墙前，墙上写着”打倒资本主义走狗”之类的标语。我仔细一看，最右边那个人，竟然是我老伴年轻时的样子。

我又翻开那摞纸张，是几页手写的笔记和一份旧报纸的剪报。剪报上有个标题：《县革委会通报批判四人反革命小集团》，日期是1972年。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老伴的笔迹。我慢慢地读起来：

“1971年12月15日，今天小组学习会上，几个同学又批判了刘老师。我不敢说话，但心里觉得不对。刘老师只是在自习课上给我们讲了点古诗，怎么就成了’复辟资本主义’了？”

“1972年1月3日，李明提议我们几个成立个读书小组，偷偷读些被禁的书。我心里害怕，但还是答应了。”

“1972年2月18日，今天我们读了《红楼梦》，李明说这是封建社会的影射，其实里面有很多对现实的讽刺。我似懂非懂，但不敢多问。”

“1972年3月5日，李明带来一本《歌德谈话录》，是他爷爷珍藏的。我们几个轮流看，我抄了几段最喜欢的句子。”

读到这里，我心跳加速。那个年代，读这些书是要被批斗的。继续往下看：

“1972年4月10日，大队书记的儿子看见我们聚在一起，举报了我们。今天晚上，他们来搜了我家，带走了几本书。我吓坏了，父亲气得差点晕过去。”

“1972年4月12日，县里来人调查我们的’反革命小集团’。李明被抓走了，我们其他人挨了批斗。我站在批斗台上，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后面的几页被撕掉了，跳到了几个月后：

“1972年11月20日，李明回来了，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神也变了。他偷偷告诉我，他在里面什么都承认了，还供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名字。我说我理解，换了我可能也撑不住。但他说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最后一页写着：

“1973年2月5日，李明自杀了。留了张纸条，上面只写了’对不起’三个字。我整夜睡不着，觉得是我们害了他。如果当初没有答应成立读书小组，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那个举报我们的人，后来当了村支书，一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他，都恨得牙痒痒，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1973年4月，我决定离开这个村子。临走前，我把所有的书、笔记和照片都装进一个铁盒里，埋在了院子的树下。这些东西太危险了，但我又舍不得毁掉。也许有一天，这些东西能证明什么。”

看完这些，我浑身发冷。我们结婚四十多年，老伴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些事。我只知道她是从隔壁村嫁过来的，但不知道她年轻时经历过这些。

我翻开那份剪报，上面有四个人的名字和简短的”罪行”描述：李明、张华、陈国强、王秀英。王秀英，这是老伴的名字。报道称他们四人组成”反革命读书小组”，阅读”封资修”作品，传播”资产阶级思想”。

我又拿起照片仔细看。除了老伴，其他三个人我都不认识。照片背面写着日期：1971年11月，还有一行小字：“永远的朋友，无论将来发生什么”。

盒子底部还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地图，似乎是手绘的，标记了几个地点。还有一张纸条：“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请把这些交给李明的家人。他家在县城西街42号，如果还在的话。”

我坐在地上，一时不知所措。老伴为什么现在才让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害怕连累我，还是因为那段记忆太痛苦？

正想着，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我赶紧把东西塞回盒子，推到床底下。

是村支书赵大庆来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精神抖擞。他笑呵呵地说：“老李，听说你老伴去了，一直没来得及看你，今天特意过来坐坐。”

我心里一惊，这不就是当年举报老伴他们的人吗？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当了一辈子村支书，在村里威望很高。我强装镇定：“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

赵支书把水果放在桌上：“这是我家种的梨，甜着呢。”

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脑子里全是刚才看到的东西。赵支书似乎察觉到了异样：“老李，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没事，就是想老伴了。”我含糊地说。

他拍拍我肩膀：“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对了，听说你家那块地，镇上要征用建厂房。”

“什么？”我一惊，“我怎么不知道？”

“还没正式通知，我先跟你透个信。”他压低声音，“到时候补偿肯定不少，你一个人也用不了那么多钱，不如咱们合计合计…”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无非是想从中分一杯羹。以前这种事他没少干，仗着自己是支书，从村民的补偿款中拿提成。

“再说吧，还没影的事。”我敷衍道。

他见我不接茬，又闲聊了几句就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这个人毁了多少人的人生啊。

当晚，我又把盒子拿出来，仔细研究那张地图。地图上标记了几个地点，有县城的，也有周边村子的。每个地点旁边都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日期。我猜这些可能是当年那个”读书小组”的其他成员，或者是知情人。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那辆快散架的二八自行车，去了县城。四十多年过去了，县城变了模样，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差点认不出路来。

好不容易找到西街，才发现42号早已变成了一家服装店。我忐忑地推门而入，问店主知不知道这里以前姓李的人家搬到哪里去了。

店主是个中年妇女，摇摇头：“我接手这店才五年，之前是卖鞋的，再之前就不知道了。”

正当我准备离开，一个扫地的老人叫住了我：“你找李家啊？李明家吗？”

我激动地点点头：“对对对，李明家。”

老人放下扫把：“李明早死了，他弟弟李伟后来搬家了，好像去了省城。具体地址我不清楚，不过他儿子还在县医院上班，姓李，叫什么文还是武的，是个医生。”

我连声道谢，立马去了县医院。在导诊台打听，果然有个李文，是骨科主任。

等了两个小时才见到李文，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儒雅。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说是替亡妻来还一件东西。

“我叔叔？”李文惊讶地看着我，“您认识我叔叔李明？”

“不，我不认识。”我解释道，“是我老伴，她…跟你叔叔是朋友。”

李文若有所思：“我爸很少提起他哥哥，只说他年轻时出了意外。家里也没有他的照片，我爷爷奶奶好像刻意不提这个事。”

我拿出那个铁盒子：“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你叔叔的。我老伴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交给李家人。”

李文接过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看到照片和笔记本时，他的手微微发抖。他的目光在那张四人合影上停留了很久，然后看向我：“谢谢您，这对我家人来说太重要了。我爸一直很遗憾，说他哥哥死得不明不白，连个遗物都没留下。”

回村的路上，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好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但同时又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愤怒——赵支书害得这么多人，却一直逍遥法外，甚至还在利用职权谋私利。

接下来的几天，我把老伴的笔记和照片复印了几份，连同那份剪报，装在信封里，分别寄给了地图上标记的几个地址。信中简单说明了情况，告诉他们李明的侄子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如果愿意联系的话。

不出一周，村里就传开了。说是县里来了几个人，找赵支书”谈话”。具体内容没人知道，但赵支书从那以后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更让人意外的是，镇上来人宣布，赵支书因”历史问题”被免职，村委会要重新选举。

这消息像一阵风，刮遍了整个村子。邻居们私下议论纷纷，猜测是什么”历史问题”这么严重。有人说是贪污，有人说是土地问题，但没人知道真相。

奇怪的是，村里人开始躲着我。以前每天来我家串门的王婶子，现在见了我就绕道走。集市上买菜，有人远远看见我，掉头就走。

后来我才知道，赵支书对外说是我”诬陷”他，挖出几十年前的老账，存心害他。村里不少人都受过他的恩惠，自然站在他那边。

我也不辩解，每天该干嘛干嘛。菜园子里的蔬菜长得不错，老桃树今年结了不少桃子。我摘了一篮子，想送给王婶子，但站在她家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敲门。

一个月后，县里来了个记者，说是写”平反冤案”的报道，要采访我。我把老伴留下的东西都给他看了，还有我寄出去的那些信的复印件。

记者写的报道在县报上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标题是《五十年前的”反革命读书小组”：一场文革悲剧的始末》，详细讲述了李明等人如何因读书被诬陷为”反革命”，以及赵支书当年如何落井下石，后来又如何利用职权压制真相。

报道发表的第二天，我家门口站满了人，有村里的，也有外村的。他们有的沉默地看着我，有的上前握手道歉，说不该听信谣言。

最让我意外的是，李文带着几个老人来了。他介绍说，这些是当年读书小组的另外两个成员，张华和陈国强，都已七十多岁了。

他们抱着我，老泪纵横。张华哽咽着说：“秀英走了，我们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些年我们打听过她，但她改嫁后换了名字，一直找不到。”

陈国强拍着我的肩膀：“李明要是在天有灵，知道真相大白了，也该安息了。”

他们留下来吃了顿饭，我用老伴生前最爱用的那套青花瓷碗盘招待他们。饭桌上，他们讲了很多当年的事，有笑有泪。我这才知道，老伴年轻时是多么活泼开朗，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才女，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她最喜欢写李白的诗。”张华回忆道，“《将进酒》背得滚瓜烂熟，常劝我们’人生得意须尽欢’。”

听他们这么说，我差点认不出这是我的老伴。我们相处四十多年，她总是沉默寡言，从不提起年轻时的事。现在想来，那段经历给她留下了多深的伤痕啊。

饭后，李文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说是要送给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线装的《诗经》，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

“这是我爷爷的藏书，当年就是因为这些书，我叔叔他们被诬陷的。”李文说，“现在送给您，算是对伯母的一点纪念。”

我双手接过，心中百感交集。

他们走后，村里的态度彻底变了。以前躲着我的，现在主动打招呼；以前不敢来我家的，现在隔三差五送东西来。就连赵支书的儿子，也扭扭捏捏地来道歉，说他爹做错了事，希望我不要见怪。

最让我欣慰的是，县里决定在文化馆设立一个”文革记忆”展区，用来纪念那段历史中的受害者。老伴的照片和笔记，将成为展品的一部分。

一年后，我种的那棵老桃树开花了，比往年开得都早，也比往年的花都艳。我坐在树下，翻看那本《诗经》，突然发现书页中夹着一张字条，是老伴的字迹：

“老头子，如果你看到这个字条，说明事情已经有了结果。原谅我这么多年的隐瞒，有些伤痛太深，我不愿回忆。但我不能带着遗憾离开，李明他们应该得到公正。谢谢你帮我完成这个心愿。种花种草，好好活着，来生再见。”

我抚摸着发黄的纸张，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风吹过，桃花纷纷扬扬地落在我的肩头、膝上，美好得不像话。

“老伴，你放心，我种花种草，好好活着。”我抬头望向蓝天，轻声说道，“来生再见。”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