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样板戏《红灯记》首演那晚，高玉倩系着蓝布围裙示范摔茶碗，袁世海穿着木屐琢磨鸠山的奸笑，铁路工人下班后都在哼"提篮小卖"，观众往台上扔满了红围巾，这些细节后来都成了几代人的记忆。如今长安大戏院的走廊里，还挂着当年分镜头脚本，泛黄的纸页上留着茶渍和指纹，仿佛仍在诉

样板戏《红灯记》首演那晚，高玉倩系着蓝布围裙示范摔茶碗，袁世海穿着木屐琢磨鸠山的奸笑，铁路工人下班后都在哼"提篮小卖"，观众往台上扔满了红围巾，这些细节后来都成了几代人的记忆。如今长安大戏院的走廊里，还挂着当年分镜头脚本，泛黄的纸页上留着茶渍和指纹，仿佛仍在诉说那个红灯高照的年代。

钱浩亮（原名钱浩梁）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出生在上海弄堂里。他父亲钱麟童是上海滩有名的麒派老生，常在新华京剧团演出《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经典剧目。每当父亲登台，后台总飘着茶香和油彩味，小浩亮常趴在戏箱上看大人们勾脸谱。

6岁那年，钱麟童开始教儿子练基本功。天不亮就得在院子里耗腿，寒冬腊月也要穿着单衣耍花枪。有次练"鹞子翻身"摔破了膝盖，父亲只说："戏比天大，这点伤算啥？"1943年父亲把他送进上海戏曲学校，可两年后学校停办，11岁的孩子只能回家继续跟着父亲学戏。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北京要办中国实验戏曲学校。17岁的钱浩亮带着两件长衫、一把三弦就上了火车。考场设在老戏园子，他选了《林冲夜奔》里"数尽更筹，听残银漏"的唱段。周信芳当时是主考官，听到"逃秦寇"那句高腔时突然坐直身子，考试就那么通过了。

进了研究班，钱浩亮成了"戏痴"。每天最早到练功房，把枪花耍得呼呼生风。有次排《伐子都》，他穿着厚底靴从三张桌子翻下来，落地时震得地板咚咚响。李盛斌老师拍着大腿喊："这小子，活脱是个拼命三郎！"

1956年拜师李少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第一次去师父家，看见客厅挂着《野猪林》的剧照，钱浩亮紧张得手心冒汗。李少春教他演林冲，特意强调："挨打时不能缩脖子，要梗着脖子显骨气。"有次师徒对戏，李少春突然改词，钱浩亮竟能即兴接上，师父当场笑骂："比猴儿还精！"

1963年排《红灯记》时出了件趣事。B组排练时，钱浩亮总揣着个小本子记李少春的表演细节。有次他模仿师父捋髯口的动作太像，把后台的刘长瑜逗得笑场。为了演好铁路工人，他真去丰台机务段扛了半个月的道砟，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吭声。

后来换角那天，排练厅静得能听见针掉。领导宣布A组换人时，李少春正在给钱浩亮说戏。后来有人看见师徒俩在长安街走了半夜，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这事成了梨园行里"只可意会"的秘闻。

在河北艺校教书那些年，他把宿舍改成练功房。有个农村孩子总学不会"僵尸倒"，钱浩亮亲自示范，五十多岁的人直挺挺往后摔。第二天照常上课，还打趣说："你们要是摔不出响，就别吃早饭！"

2020年9月3日清晨，病房窗台上摆着弟子送来的绢制红玉兰花。曲素英握着他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哼起《红灯记》的"临行喝妈一碗酒"。监护仪上的波纹渐渐拉直时，窗外正飘过几片梧桐叶，像极了旧上海戏园子门口纷飞的戏单。

1964年初春的北京城还刮着刺骨寒风，中国京剧院四团的演员们正忙着打包戏服道具。26岁的刘长瑜站在排练厅门口，看着同事们兴奋地讨论着即将开始的巡演——这次出国名单里没有她的名字。团长宣布全年要排"三红"大戏时，她竖起耳朵听《红灯记》的选角消息，可主角李铁梅的人选里只出现了曲素英和张曼玲的名字。

"去农村搞也好，正好换个环境。"刘长瑜把练功鞋塞进行李箱时这样安慰自己。谁料在巡演进行到第五周时，一封加急电报把她从河北乡下召回北京。推开剧院大门那天，她看见走廊里贴着《红灯记》第三场的排练表，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李铁梅后面。

当时剧组已经排完"痛说革命家史"和"赴宴斗鸠山"两场重头戏。导演阿甲把厚厚一摞剧本拍在她手里："小刘啊，你可得把花旦的甜劲儿收着点，咱们铁梅是穷人家的姑娘。"这话让专工花旦的刘长瑜犯了难，她想起在戏校学《春草闯堂》时，老师总夸她"眼珠子转得比算盘珠还活"。

有天深夜排练结束，刘长瑜躲在道具间练眼神。她把煤油灯芯捻到最暗，对着墙上斑驳的镜子练"怒视"，练到眼皮发酸时，突然听见身后传来笑声——不知何时进来的周总理开玩笑："小同志，你这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敌人看了要吓破胆咯！"后来总理在人民剧场看彩排，特意提醒她："铁梅提着红灯出场时，心里揣着爹爹被捕的担忧，可不能笑得像逛庙会。"

谁都没想到这出戏会火到万人空巷。1965年深秋在工人俱乐部演出时，后台挤满了等着卸妆合影的观众。更让她意外的是，昔日同窗钱浩亮突然成了剧院领导，两人在走廊相遇时，相顾无言又似意味深长。

那个年代的风暴来得猝不及防。当有人翻出刘长瑜的家庭背景"大做文章时，钱浩亮顶着压力把她的档案塞进保密柜，对外只说"铁梅需要年轻演员来传承"。有次会上，有人让刘长瑜说钱浩亮坏话，她梗着脖子说："钱团长教我演李玉和喝酒动作，说革命者喝酒要像咽钢钉似的痛快！"这话反倒把底下人逗笑了。

2020年秋日的八宝山，刘长瑜捧着当年剧组合影走进灵堂。照片里扎麻花辫的姑娘和戴铁路帽的小伙正在对戏，背后是手写体《红灯记》的布景。她对着遗像深鞠三躬："师哥，当年你让我唱'仇恨入心要发芽'，原来是要保我的嗓子别荒废啊......"遗像前的白菊丛里，有片泛黄的纸条格外显眼，上面是钱浩亮生前用毛笔写的："铁梅要永远亮堂堂"。

1935年深秋，北京胡同里飘着烤白薯的香气，8岁的高永倩攥着养母缝的碎花布包，跟着山东省立剧院的老师踏上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逃难的人，她缩在角落啃冷窝头时，听见老师叮嘱："到了济南，每天五更天就得起来压腿"。戏校宿舍的砖炕硌得她后背生疼，但清晨跟着师姐们耍花枪时，看着枪头红缨划出的弧线，小姑娘眼睛亮得惊人。

"七七事变"那年，戏校师生像炸了窝的麻雀四散奔逃。10岁的高永倩跟着流亡队伍回北京，半道上遇见焦菊隐先生的马车。车轱辘碾过青石板路时，这位戏剧大师摸着她的羊角辫说："进了中华戏校，'永'字班正缺个好苗子"。谁料才学两年，学校就因战乱断了粮饷。有天她蹲在灶台边添柴火，听见师兄嘀咕："'永'字班就剩你独苗了，还不改个'玉'字讨吉利？"第二天，练功房名册上就多了"高玉倩"三个字。

1963年寒冬，38岁的高玉倩裹着棉袄看钱浩亮排《红灯记》，冷不丁被导演阿甲拽到走廊："李奶奶这角色，你来！"她惊得倒退两步："我唱旦角的，这老旦的活......"话没说完，阿甲把剧本拍进她怀里："我看你给学员说戏时那眼神，比真老太太还像！"那天回家，她对着镜子把发髻盘成疙瘩鬏，丈夫笑道："哟，我家来了个老太太！"

改行当比生孩子还难。天没亮，高玉倩就揣着冻硬的窝头去护城河边吊嗓子。原先唱《贵妃醉酒》的小嗓要憋成老旦的大嗓门，有次练狠了，连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

"痛说革命家史"那场戏最难。高玉倩把台词本卷成烟袋锅，天天在家比划："铁梅呀，你爹他姓张......"丈夫当临时观众，有次接茬："奶奶，我爹到底姓啥？"逗得她笑场，赶紧往嘴里塞块冰镇嗓子。正式彩排时，她攥着铁梅的手直发抖，阿甲在台下喊："手劲再大点！这是交革命重任呢！"

戏火了之后，高玉倩多了个怪癖——爱逛菜市场。挎着竹篮观察老太太们讨价还价，有回被认出来，卖白菜的大娘扯嗓子喊："李奶奶，给俺们唱段'闹工潮'呗！"她真就扎起围裙亮嗓，惊得以为有人摆摊卖艺。

2012年教袁慧琴时，85岁的高玉倩还能示范"摔茶碗"动作。布满老年斑的手腕一抖，搪瓷缸"咣当"砸在排练厅地板上，惊得年轻演员直缩脖子。"当年阿甲导演说，这茶碗要摔出千钧力"，她弯腰捡缸子时笑，"如今我这老骨头，摔完还得自己收拾"。最后一次登台是2015年重阳节，坐着轮椅唱"十七年风雨狂"的她，唱到"闹工潮"三个字时突然挺直腰板，台下老戏迷抹着泪喊："李奶奶回来了！"

1930年寒冬的北京陶然亭，10岁的袁世海裹着破棉袄蹲在富连成科班墙根下。他盯着院里师兄们耍的《芦花荡》张飞脸谱，把冻裂的手指往嘴里哈气。三天前，这个穷裁缝家的孩子揣着两吊钱来报考，因嗓子粗被分到架子花脸行当。每天天不亮就得在青石板上练"摔抢背"，摔得后背青紫还得唱《白良关》的"见老娘"。

改行花脸的转折来得突然。有次排《群英会》，演黄盖的师兄闹肚子，师傅抄起戒尺指着袁世海："你来！"他套上黄盖的髯口，竟把"苦肉计"演得满堂喝彩。师傅发现这孩子走台步时肩膀微耸的毛病，反而成了花脸的威武劲头。从此，他专攻郝寿臣的"架子花脸铜锤唱"，把老生的"云手"改成了花脸的"虎爪"。

1963年排《红灯记》时，51岁的袁世海遇上了艺术生涯最大的挑战。为演好日本军官鸠山，他蹬着木屐在排练厅来回走，把和服下摆磨出毛边。正式演出时，他故意把"请坐"的"请"字拖长半拍，让观众听出笑里藏刀的阴险。

"赴宴斗鸠山"那场戏有段即兴发挥。原本剧本写鸠山拍案发怒，袁世海改成右手缓缓抚过茶碗边沿，左手突然把棋子扫落棋盘。这个改动让导演阿甲拍腿叫绝："这比掀桌子更显老鬼子城府！"

2001年5月的重聚演出，86岁的袁世海让后台炸了锅。他坚持不坐轮椅，挂着拐杖也要自己勾脸。刘长瑜举着摄像机记录时，发现他贴"鸠山"胡子手抖得厉害，提议用胶水固定。老爷子眼睛一瞪："用唾沫！老法子才挂得住！"

这场演出中，袁世海把"杀人不见血"的台词改成了气声念白。下场时他扶着幕布喘气，还对钱浩亮打趣："咱这老骨头比李玉和的密电码还经熬"。谢幕掌声持续了八分钟，他悄悄把木屐换成布鞋，向观众席深鞠三躬——这个动作保持了四十年没变。

2002年的追悼会上，高玉倩指着花圈上的挽联"活鸠山"三字哽咽："这称号，他担得起"。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